第五单元乡土中国

费孝通（1910一200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生于江苏吴江，卒于北京。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底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作《中国农民的生活》）。

费孝通长期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重视实地调查，尤其重视社区的比较研究。他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创造性地将两种学科的多种方法相互结合，形成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独特方法；在实地研究中，将参与观察、类型比较和微型（社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著《江村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学术价值观的核心。他深入探讨了中国的小城镇问题，认为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关系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分布、城乡结构和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他主张，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应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为了重建中国社会学，他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和世界学术界的交流，并十分重视对新一代学者的培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命题，其主旨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记小城镇及其他》《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行行重行行》等。

费先生著述等身，《乡土中国》大概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本，版本众多。现在常见的，有三联版、人民版、商务版、中华书局版、北京大学版、北京版、上海人民版、江苏文艺版·…..仅三联一家，自1985年初版迄今，已不少于四种版本。

1940年代中后期，费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盛期，《乡土中国》是重要进展之一。该书面世之前，他已出版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著述，以村落为单元，具体描述江村、禄村的农民生活及社会结构。费先生称此类著述为“调查报告”，属于其田野工作中的个案研究。

到出版《乡土中国》，费先生的研究重点已从个案、类型向“通论”阶段过渡。所谓通论，不再是对一个社会单元的具体描述，而要提升一步，从具体社会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概念，来表达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也表达作者对社会现象的理性认识。《乡土中国》正是费先生试图对中国基层社会性质作出通论式描述的尝试结果。

《乡土中国》初版于1948年。当时，西方现代工业机器和技术已进入中国乡村，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农耕文明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

费先生具有超常敏感，并有实际接触这一变化的捷径。

他的姐姐费达生1920年留学日本，学习蚕丝业技术改革；

1923年学成回国，下乡指导蚕农养蚕丝；

1925年创建股份制蚕种场，到开弦弓村推广良种；

1929年帮助该村村民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村里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丝厂”。

姐弟俩亦步亦趋相伴一生，起点就在开弦弓，背景就是中国农村变革过程。

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种“替易”，既能带来进步，也须付出代价。他在1948年初版的《乡土重建》一书，有相当篇幅讨论了当时初现的社会代价。

如何减少代价，缓和社会动荡？无疑，先要认清现实。《乡土中国》便是费先生力图认清现实的一本书。我们在该书《重刊序言》中可以读到—“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他当年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当时，他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社会学，便把这些问题和思考带进课堂，带进他承担的“乡村社会学”课程。

费先生要带着对中国问题有热忱、有追求的学生一起思索。不妨说，《乡土中国》是从课堂写起的。

费先生的讲法和写法，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于是，我们看到《乡土中国》像是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长卷，中国笔法，散点透视，工笔兼写意。作者驾轻就熟，顺手拈来百姓生活场景乃至细节，让深入的理论和学术思考接通读者的日常经验和感受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写下这些文字十年前，费先生在英国伦敦留学。导师为他联系的住所，是能真正接触英国社会生活的环境。他熟悉那里的法治传统、契约精神、民主空气。对比起来，中国社会显然不同—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一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障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里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一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类事实叙述，背后是东西方两种文化里人际交往遵守信用的不同规则和方式，是个具有理论内涵的话题。费先生说到的具体事情，则是街坊邻里、农妇老汉都很熟悉也能会意的身边事。这类例子，《乡土中国》中俯拾皆是。

费先生时常引人他所熟悉的西方社会文化中的事实，同他更为熟悉的中国乡土社会两相对比，力求更清晰地衬托出中国社会的乡土特质。他还不时把话题引向很多不识字却也熟知的文化传统，在孔子的遗训、孟子的主张、老子的理想和乡土社会之间，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关系。

一些理论概念，在《乡土中国》中也变为事实叙述。比如“安土重迁”，费先生说，从泥土里讨生活的人，不能老是移动，他得守住土地，侍弄庄稼，争取好收成。收获季节过后，周而复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里的庄稼动弹不得，侍弄庄稼的老农也像半身插在土地里。乡土社会是安定的社会，自给自足，无须往来和流动。老子产生“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很自然。

在《乡土中国》中，费先生为描述中国社会家庭、氏族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一词，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百年来很少见的原创概念。

费先生说，西方人说到他的家，指的是夫妻和孩子，很明确。中国人的家，界限就不明确了，伸缩性很大，可以扩大到四五代人同堂的大家庭，乃至整个氏族，一表三千里。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是以某个人为中心，波浪似的向外扩散，犹如投入水中一个石子后的水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形成一种“差序格局”。

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震荡幅度或大或小，取决于人水石头的大小、中心势力的厚薄。有势力的人家，街坊可以遍及全村，村民全都可能参加其婚丧嫁娶和小孩满月、百天的庆贺活动。穷苦人家的街坊则可能只是比邻的几家。

“知人善任”的费先生，请来《红楼梦》中人，演出了“差序格局”的典型场景—“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孙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接下来，费先生说：“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

勾画出这种社会现象后，费先生更深一步，绕到人们熟悉“修齐治平”顺序背后，挑明其与差序格局一脉相承的逻辑。他认为，这个“私的问题”和中国人素来向往的修齐治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与已的界限弄得模棱两可，和西方文化里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楚明白的做法大异其趣。

费先生如此鞭辟人里的分析与解说，不是靠概念和推理，是凭借事实叙述，作用于人们对世态炎凉的人微感受。即便提出“差序格局”这样内涵丰厚的概念，也是建立在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

《乡土中国》在学术思想和大众生活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肯用点心思的大众读者可以从中领悟生活现象中的意义和趣味，心有灵犀的学者可以从中受到学术思考的启发。

借助《乡土中国》，费先生有效证明了生活与学术之间源和流、本与末的关系。尤为可贵的，是让学术著述放下了端着面孔的架势，避开了高头讲章式的自命不凡，回归生动活泼、亲切宜人的境界。

曹聚仁写《文坛五十年》，曾评价费先生是“文学圈外文章高手”，说其著述“有了蒙田散文的风格”，“费氏的散文‘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具，趣味盎然’，都为其他文艺作家所不能及”。曹氏举例，用的是《民主·宪法·人权》一书，似独出。其实，《乡土中国》半点不逊色，是双璧。

（选自《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乡土中国》一书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礼治秩序”及“差序格局”概念，这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无独有偶，与此相应的是，柳治征发表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提出礼俗为中国文化特色的问题。此两部著作的问世，说明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特征。此后不久，蔡尚思又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为核心的见解。虽然有关中国文化的核心，有以“仁”为中心说，也有以“中庸”为中心等各种见解，但唯有“礼”是经过社会学考察，突破观念性的局限，进入社会管理层的，具有整合功能的社会制度。

什么是礼治秩序？《乡土中国》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又说：“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所以，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为礼制。概而言之，由习俗提升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礼俗与礼治是从上层或下层不同方位的表述，这也就是《周礼·天官家宰第一》中所说的“礼俗，以驭其民”。依靠代代相传的习惯势力实施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这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人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仪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故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国情，切人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典章制度，俗是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对礼和俗进行整合，并以此进行社会管理即为“礼治”。柳治征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不乏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五十多年前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礼俗问题，正是源于探究中华文化这一特性的思考，而这一特性又本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乡土社会。

《乡土中国》所谓的“乡土”是指进行小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他们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人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地球的自转，自然安排生产劳动。晴天多出工，雨天就可以少出工或不出工，只要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年复一年地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松解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农民在这里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费孝通称此为“熟人社会”。农村的基层组织，依靠代代相沿的习俗进行社会管理，这管理并非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形成既定的“格局”，如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等，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与等级进行序列管理，即是“礼治秩序”。这是由君臣父子为核心推演的社会关系网，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生息，无论是改朝换代或是战争离乱，风雨不惊，即使打散了，很快又复原如初。所以，中国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化史上公认为传承力最强劲的中国文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礼治秩序”，这种社会管理秩序和结构导致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所以说，《乡土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不了解这样的乡土社会，就不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批判清理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当人们以理性重新审视社会史论战，发掘它合理的内核，发现这些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论战和文化思潮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留下可贵的经验。《乡土中国》虽不是社会史论战中的作品，但它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严谨的社会剖析，提出对传统社会的再认识。诚如费孝通所说，这是作者尝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竞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认识历经37年的风风雨雨，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1984年，《乡土中国》重新出版后，又一再重版，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当代中国正在经受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双重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巨变。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与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与重构、中外文化的激荡与交融、思想观念转化的反复与阵痛，等等，使许多问题的复出都带有乡土社会的遗迹。在这样的环境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更要重新认识国情，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和步骤。1981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的讨论文章，编者按指出：“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多次遭到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国情重视得不够。”再次召唤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国情。这是彻底否定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启动的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重新思考，由此进入对国情再认识的新领域。

对于国情能否保持清醒认识，进行正确判断，是影响国计民生决策的大事。以往由于对国情认识不足而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例如，历来教科书都宣扬中国地大物博，似乎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就不足以表现爱国心，因此，这种看法素来不被质疑，也不容旁议。20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中国是地大物不博，但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直到最近又有人重新提出物不博的问题，这才引起普遍的关注，媒体竞相加以讨论，这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凸显资源匮乏的矛盾，已经威胁到经济建设能不能持续发展。以水资源来说，逐年减少，地下水下沉，荒漠化严重，山西大同近几年农作物产量平均比往年减少82%，有的地方连饮用水也难以保证，南水北调虽可缓解北方一时之渴，但到了山西、河北这样的缺水大省也要向北京调水9000万立方米，可见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如果早一些认识国情，厉行节约，从实际出发规划城市的发展，又何至于弄到这一地步！不从现实国情出发，用资源的高消耗刺激经济增长，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自然资源损耗最严重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上述所论还仅限于自然生态，就社会生态而言，也不一定就为生活其中的人所理解。例如，在礼俗社会中，经营交易的双方主要是靠信用取得彼此的信任，而不是靠契约，这虽然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这主要靠自律约束，契约却是法制性的，没有法制做约束，那就失去监督的机制，而没有监督的信用并不可靠。在一个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进行小额交易尚能维持，但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跨地区、跨国贸易，在陌生人的世界中交易，根本无以为继。在宗族社会中，家庭是家长统治下的财产共有制，这种秩序养成个人缺失产权观念，许多民众至今都不知道怎样维权。由于法制观念薄弱，致使中国古代有高额的商业资本，却没有经济法。是自律还是他律，这是礼治与法治对社会管理的根本差别。所以，中国要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化过渡，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制建设，要力行法制就必须充分认识“礼治秩序”所造成的习惯势力，对执法可能发生的障碍，以及应变的对策。

沿袭几千年的家族“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很大影响。例如，尊卑贵贱的等级制本该成为过去式，但是官本位的格局所形成的“一级之差，政治、经济、文化”的民间顺口溜却反映了“差序格局”仍有遗留。目前在豫南山乡出现的现代媒婆帮，包办婚姻，重又复活了家长对自由恋爱的干扰。在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屡屡出现的宗族势力的干扰、家族管理的病，以及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心态，无一不与乡土社会有关。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都是国家、民族实实在在的生存状况，对国情、民情漠视，又怎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对于怎样改造乡土社会，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通过具体的社会调查，提出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设想，使农民不进城，就在当地实现致富之路，由此逐步向工业化过渡。这与当前在中国实行的使农民进城，促进城市工业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是不同的思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工业化的发展确实对农村的改造起了很大作用，但目前三农问题严重，农业、农村、农民的贫困，说明单纯用城市化推动农村发展，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弊端。由三农问题再回过头来参照费孝通的设想，可发现其对处理三农问题大有益。所以，《乡土中国》是前现代中国的国情咨询报告，只要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现代化，它就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当然，费孝通提出的“礼治秩序”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抓住“礼治秩序”中“无讼”的问题进行质疑，以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经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驳难，因而认为“礼治秩序”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一为静态研究，即截取社会中的某一典型，经过多方位的扫描，提取那稳定性的特征，以一斑窥视全豹，没有这静态的分析，不足以拨开迷雾，潜入现象的深层，把握问题的实质。反对者以明清多诉讼的事例来说明，“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的生长点，“法治”也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用以证明中国已有法理的存在，并以此来反驳“礼治秩序”的立论。这种从发展变化中来考察的方法，是为动态研究。问题是任何静态的事物，并非没有变化，封建社会经过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孕育了异已的因素，学术界已充分注意这一点，启蒙思潮说、资本主义萌芽说、儒学发展新阶段等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些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这阶段，已出现“破块启蒙”的曙光，因此思想史学者多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有关例证比比皆是。可是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新因素尚未成长就已天折。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乡土社会依然如故，要深究其中的缘由，有各种说法可参照，但最重要而又无奈的是，在中国缺少近代化成长的土壤，上有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下有风雨不惊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致使新因素旋生旋灭。“礼治秩序”培育了中国社会文化顽强的延续力，却又酿成不能与时俱进的历史情性，这是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正因如此，所以在封建王朝倒台后的一百年，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施行法治还很艰难，不断要经受反复和失误的教训。所以，明清时期虽有法理因素的萌芽，可这新因素在萌芽中就已被扼杀，难以成长，更不能自发形成现代法制。因此，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能以一种方法之长，攻另一种方法之短。要解释这一悖论，必须以求实的科学精神，综合各种方法，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互相补充，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探讨，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诘难，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我们思索，“礼治秩序”说所以被质疑，其理论依据的本身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对“礼治秩序”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观念和法理社会为参照，往往陷入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案白。再从两者不同质的一面看，中国非“礼治秩序”莫属；从发展看明清时期已孕育了现代法理的生长点，“礼治秩序”说因而被指为“虚幻”不实。

“礼治”或“礼俗”，是土生土长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观念，“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说的建树，首先应该从本土资源来发掘理论支点，如果摆脱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局限，换一种视角向下看，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来考察观念、制度与生活习俗的关联，丰富“礼治秩序”说的知识系统，是从学理上回答这一诘难的又一探索。

这里，传统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依靠生活习俗进行社会管理的礼治秩序，从儒家来说，就是要寓教化于生活，这是礼治的中心内容，并在先秦就已形成百姓日用之学。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为生活秩序提供了思想理念，荀子明确宣告：“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这就是说，德、位、禄必须相称，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有禄才有用，由这种“差序格局”构成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日用器物的消费本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欲望，在中国却与地位、伦理融为一体，致使生活方式充分伦理化。服食器用不仅是消费品，也是非文本的伦理教本，寓教化于生活日用，这是“礼治秩序”施行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礼俗社会的特点就在于，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各家各派莫不重视对民风的教化，致力于“以礼化俗”，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管子的“教训正俗”，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等等，引导民众习俗遵守礼的规范。礼治以制度的、教化的威力切人生活习俗，以礼化俗，使得礼与俗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风俗习惯的人群对礼的伦理价值的认同。所以，费孝通提出的“礼治秩序”虽是通过具体的乡村调查提炼的概念，却反映了中国文化整体性的特征，因此，就中国乡情、民情、国情研究来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亦可谓开山之作。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战略思想，了解现实和历史的农村状况，将是社会学和社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反观《乡土中国》这样一部不可多得的富集中国社会特性的乡村调查报告，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之功，很值得深入学习和研究。

（选自《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有删节）

首先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必定要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当然有许多没有形成中心概念的著作，甚或主要是经验信息堆积类的著作，有的价值不大，但有的是十分珍贵的参考书。我这里关心的不是参考书的编撰，而是学术专著的写作），而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概括能力与养成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我特别强调读书笔记要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更有进者，如果由你来写这本书，你会做怎样的修改？）这样的读书习惯也是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的一种锻炼。能够掌握好的专著的设计和结构，才有可能自己撰写优秀的学术著作。

其次，理论学习。前人有众多的理论著作，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源。我自己提倡的途径是要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为入门途径。阅读时要求与之对话，而不是简单地死学。而对话、决定取舍的最好方法，乃是看它对组织、解释自己掌握的经验材料有用没用。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的脱节点上，或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试图超越现存视野。另一用途是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这样，理论更多地是工具或对手，而不是答案。

第三，写读书报告。学术著作都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而阅读那样的著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总结的时候，关键在于不要摘抄，要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著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乃是一种思维上的锻炼，也是养成自己的思考、写作习惯的办法。关键在养成看后就写系统笔记的习惯，不可依赖自己的记忆，因为几个月（最多一两年）之后肯定会变得模糊不清。笔记最好既不要太简短也不要太详细，应在一两千字的范围之内。这样长年积累，随时可供将来的研究和教学之用。

第四，研究写作。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设计论文首先应要求自己能在经验层面作出前人所未作的贡献，因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思想上多未完全成熟，若能老老实实做经验研究，最起码可以在那个层面上作出新的贡献。但这不是说要只作经验信息的简单堆积，因为那样无从区别重要和不重要的信息。优秀的学术贡献需要带有明确的问题，经验证据的目的是用来解决重要的问题，而问题的建立要靠经验与理论的连同使用，不可只靠单一方面。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新鲜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鲜的概念，用以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所谓理论问题，既可以是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点。另外，最好是自己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那样才会有驱动力，使自己作出长时期的持续投入。

（选自《文史博览》2011年第3期，有删节）

1.中学生读学术论著会碰到什么困难

也许中学生以前很少读学术论著，对学术论著比较陌生，这并不奇怪。因为学术论著属于形而上的东西，并不是所有年龄段的学生都要读的。还有一些中学生对学术论著存在畏难情绪，这同样不奇怪。毕竟学术论著比较抽象，不像童谣作品和文学作品那样生动活泼。那么，中学生应如何减少陌生心理、化解畏难情绪呢？

一是区别学术论著和文学作品。学术论著是学者根据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科学研究的成果撰写成的理论著作，该著作应对学科的发展或建设有重大贡献和推动作用，并得到国内外公认。学术论著不像文学作品那样生动、具体、鲜活，而是比较抽象、理性、概括。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形象的语言、夸张的手法、具体的场景来表达，而学术论著则经由平实的语言、严谨的逻辑、抽象的观点来陈述。

二是区别不同学术论著的类型。即便是哲学类学术论著，西方哲学论著与中国哲学论著也是不同的。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家表达思想的方式》中说得好：“在有些哲学家如孟子、荀子的著作里，的确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但是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它们仍显得篇幅短小，未曾把道理讲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越少暗示的成分；正如一种表达，越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就越不像是诗。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中国哲学简史》）

2.如何研读学术论著

读任何文章，都有方法与门径，读学术论著自然也不例外。这里主要介绍两类读法。

（1）常规读法

从本体上看，学术论著本身具有很强的规范性。面对规范性的学术论著，我们可以围绕七个关键词进行研读。

关键词一：观点

学术论著总是有作者的观点，观点是学术论著的统帅，所有的内容都围绕观点展开。什么是观点？观点不是描述性的话语，而是命题式的判断。在学术论著中，观点往往是有层次的，需要我们去辨析。

譬如，在《两面之词一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虽然工程师总是被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忽视，但只有技术革命才不是循环往复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在这段话中，既有观点又有阐释，“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是总论点，也即文章的观点，“虽然工程师总是被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忽视，但只有技术革命才不是循环往复的”是分论点，也是阐释语，至于“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则是论证语。

关键词二：概念

学术论著是研究性成果，而概念是研究的基础。如果能够抓住一两个最有原创性、启发性的概念，就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让自己保持思想的活性。比如林庚《唐诗综论》中的“盛唐气象”，冯友兰《新原人》中人生的“四重境界”，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游民文化”，约瑟夫·S.奈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 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的“软实力”等。这些概念，既是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支架，也是我们进入学术论著的梯子。

关键词三：假设

“五四”时期，胡适先生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的求证”即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求证”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能有半点马虎，半点大意。“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求新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的结合。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既适用于学术研究，也适用于学术研讨。20世纪50年代初，胡适先生自美返台，在台湾大学讲演治学方法，再次论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即在私下对胡适先生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胡适先生听了表示“大体赞成”。我们读学术论著，也可以有所侧重。

关键词四：预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阅读学术论著，若能以“预测”的方式进行，则可以有不同的收获。看到书名，可以先预测一番，想想这本书大概会写什么内容；看到目录，可以先预测一番，想想这本书大约包含哪些框架；读到第一节，可以先预测一番，想想这一章大概会写什么内容；读第一章，可以先预测一番，想想后面几章可能会写什么内容。预测就是这样一种由实到虚的阅读方式。

如果说“想象”是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方式，那么可以说，“预测”是研读学术论著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五：发现

学术论著是一个富矿，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我们要善于去发现。所谓发现，就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譬如，翻译家草婴对“良知”的独到解说，就让人眼前一亮：“良知是什么？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是胆。”著名学者王瑶对“知识分子”的论述胜人一筹：“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言简意炫而又鞭辟入里。

著名学者林庚认为：“这个诗就是要用婴儿的眼晴来重新发现世界。每写一首诗都是一次用婴儿的眼晴重新发现世界的过程，重新发现这个世界的美，这就是诗。”

关键词六：归纳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曾请教当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维特克教授，问他能否将古今的历史缩写成一本简明的小册子，教授含笑说只用四句谚语就可概括古今的全部历史。这四句谚语是：①使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②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历史的渣淬。③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更繁盛。4暗透了，便可望见星光。而中国古代小说家罗贯中，则以一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概括历史的趋势。

在研读学术论著的过程中，归纳是十分重要的，可以将书读薄，收获精神的“压缩饼干”。

关键词七：演绎

如果说归纳是将书读薄，那么演绎则是将书读厚。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朱光潜先生翻译为：“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深邃的哲理寓于鲜明的形象和音节之中，演绎得十分高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话，现在很时髦，常被人引用，刘克苏的译文是：“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同样是这段话，余光中先生则将它译为文言韵文：“有二事焉，常在此心，敬而畏之，与日俱新；上则为星辰，内则为德法。”余光中先生的翻译，信达雅兼备，炼字功夫到家。

《箭与歌》有多人翻译，而甲骨文专家叶玉森教授则将其译为诗经体：“吾矢射空，莫知堕处。其飞甚疾，目不及顾。吾歌绕空，莫知灭处；声浪之行，目不得顾。卒获吾矢，贯彼木，卒获吾歌，在彼友腹。”如此译法，创造了情理互渗、中西合璧的意境。

阅读学术论著的基本要求：

总的来说，阅读学术论著要注意分类，一类是阐明性的学术论著，一类是证明性的学术论著。前者揭示真理以解决不知的问题，后者证实真理以解决不信的问题；前者以论题为对象，以论见为主体，后者以论点为对象，以论据为主体；前者以阐述为主，后者以证明为主。我们如果用心去分类，自然也就能走进学术论著研读之堂奥。

（2）特殊读法

学术论著的本质不同，方法也不同。

学术论著固有的学术性决定了读法的特殊性。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认为“读书所以穷理，亦所以畜德”，对读书的穷理之道，马一浮先生精辟地概括为四句话：“一日通而不局，二日精而不杂，三日密而不烦，四日专而不固。”马一浮先生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宋代总结出来的“朱子读书法”对研读学术论著很有帮助。“朱子读书法”有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其中，“循序渐进”体现了量力性合性原则，“着紧用力”体现了积极性原则，“居敬持志”体现了目的性原则。

在读书节奏方面，杜光庭的做法值得借鉴：“余初学于上库，书笈皆备，一月之内，分日而习，一日诵经书，二日览子史，三日学为文，四日记故事，五日燕闲养志，一月率五日始，不五七年经籍备熟。”他以五日为一周期，每日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而以第五日为游憩时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有张有弛，劳逸适度，遂得精进。

古人讲究按照季节选择读书内容。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得好：“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阅读学术论著的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

如果是出于了解、理解的目的，那么只要找出论著中的观点即可；如果是出于参考、选材的目的，那么阅读的重点自然就要落在论著的内容上；如果是出于批判、审视的目的，那么就要聚焦于学术论著的思路、论证、结论上，特别是辨析其真实性上；如果是出于推荐、借鉴的目的，那么就要把精力放在学术著作中最有学术含量的地方，以选择那些最具启发性和智慧性的内容。

（选自《语文教学通讯》2017年第3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