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

大家都知道，自从有了《红楼梦》，就有人研究《红楼梦》，二百多年来，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近二十年，国内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和专著更如雨后春笋，多不胜数。一部《红楼梦》，说了二百多年，又有那么多人在说，难道还没有说完吗？没有。因为《红楼梦》是说不完的。我认为，《红楼梦》的意蕴大致可以分析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小说描写了贾府的内部和外部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家族关系；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极为真实，极为深刻，在读者面前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广阔的图景。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大家知道，中国过去的长篇小说，一种是神魔小说（如《西游记》），一种是英雄传奇（如《水浒传》），一种是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到了《金瓶梅》，出现了一个转折。《金瓶梅》是通过描绘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状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张竹坡称之为“市井文字”；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世情小说”。张竹坡说：“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正是如此。他继承了《金瓶梅》这种路线，但是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把中国古典小说推上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这一个层面，我们国内研究《红楼梦》的学者过去谈得比较多。例如过去（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很多学者所说的“红楼梦》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史”“红楼梦》是封建末世的形象历史”“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都是说的《红楼梦》的这个层面。《红楼梦》确有这个层面。当然，当时有一些绝对化的说法，如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是“借情言政”等都是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状况的。但是，如果否认《红楼梦》有这个层面，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它的意蕴中有这个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不是全部）原因。《红楼梦》意蕴的第二个层面，是《红楼梦》的悲剧性。大家都承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但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是什么，学者（红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性并不在于贵族之家（贾府或四大家族）的衰亡（由盛到衰）的悲剧，也不简单在于贾宝玉、林黛玉两人的爱情悲剧，而是在于作家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要被毁灭的悲剧。简单点儿也可以说是美的毁灭的悲剧。

什么是曹雪芹的审美理想？这要联系到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因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就是从汤显祖那里继承下来的。汤显祖（1550一1616）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一个“情”字。汤显祖讲的“情”，和古人讲的“情”，内涵有所不同。它包含有突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内容，就是追求人性解放。汤显祖自己说，他讲的“情”一方面和“理”（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相对立，一方面和“法”（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社会习惯）相对立。他认为“情”是人人生而有之的（人性），它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不应该用“理”和“法”去限制它、扼杀它。所以，汤显祖的审美理想就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汤显祖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类型：“有情之天下”和“有法之天下”。他追求“有情之天下”，“有情之天下”就是春天；所以追求春天就成了贯穿汤显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他写了《牡丹亭》，塑造了一个“有情人”的典型一一杜丽娘。剧中有一句有名的话：“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就是寻找春天。但是现实社会不是“有情之天下”而是“有法之天下”，现实社会没有春天，所以要“因情成梦”，更进一步又“因梦成戏”一他的戏剧作品就是他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的表现。曹雪芹深受汤显祖的影响。曹雪芹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一个“情”字。他的审美理想也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曹雪芹自己在《红楼梦》开头就说过，这本书“大旨谈情”。曹雪芹要寻求“有情之天下”，要寻求春天，要寻求美的人生。但是现实社会没有春天。所以他就虚构了、创造了一个“有情之天下”，就是大观园。

大观园是一个理想世界，也就是“太虚幻境”。这一点，脂砚斋早就指出，当代许多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如俞平伯、宋淇、余英时）也都谈到过。“太虚幻境”是一个“清净女儿之境”，是“孽海情天”。大观园也是一个女儿国（除了贾宝玉），是一个“有情之天下”。大家读《红楼梦》都记得，第六十二回写湘云喝醉了酒，包了一包芍药花瓣当枕头，在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睡着了，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扇子掉在地下也埋在落花堆中，一群蜜蜂蝴蝶围着她飞，口内还作睡语说酒令：“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还有第六十三回，写怡红院“群芳开夜宴”，大观园的少女们聚在怡红院内为宝玉做寿，喝酒，行酒令，唱小曲，最后都喝醉了，横七竖八睡了一地。第二天袭人说：“昨儿都好上来了，晴雯连臊也忘了，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四儿笑道：“姐姐忘了，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谁没唱过！”众人听了，都红了脸，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那是一个春天的世界，是美的世界，那里处处是对青春的赞美，对“情”的歌颂。大观园这个有情之天下，好像是当时社会中的一股清泉、一缕阳光。小说写宝玉在梦中游历“太虚幻境”时曾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去了家也愿意。”现在搬进大观园，可以说是实现了宝玉的愿望，所以他“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大观园是他的理想世界。

但是这个理想世界，这个“清净女儿之境”，这个“有情之天下”，被周围的恶浊的世界（汤显祖所谓“有法之天下”）所包围，不断受到打击和摧残。大观园这个春天的世界，一开始就笼罩着一层“悲凉之雾”，很快就呈现出秋风肃杀、百卉凋零的景象。林黛玉的两句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不仅是写她个人的遭遇和命运，而且是写所有有情人和整个有情之天下的遭遇和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情”是一种罪恶，“美”也是一种罪恶（晴雯因为长得美，所以被迫害致死）。贾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差一点打死，大观园的少女也一个一个走向毁灭：金投井、晴雯屈死、司棋撞墙、芳官出家·…·直到黛玉泪尽而逝，这个“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交响曲的音调层层推进，最后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撼人心。“冷月葬花魂”，是这个悲剧的概括。有情之天下被吞噬了。

脂砚斋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他把《红楼梦》的悲剧性和“情”联系在一起，是很深刻的。为了表现这个悲剧性的主题，曹雪芹创造了一系列有情人的典型。最突出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当然还有尤三姐、司棋等。中国小说最后都喜欢有一个“榜”（《封神榜》《西游记》）。据脂砚斋的批语（署名“畸笏叟”）说，《红楼梦》最后有个“情榜”，就是对每个人都用“情”这个标准来评价一下。每个人都有一句评语。林黛玉的评语是“情情”，贾宝玉的评语是“情不情”。这两个人都是有情人的典型，但有区别。林黛玉的情是专注的，就是两人性情相投，你对我有情，我对你有情。这叫“情情”。而贾宝玉的情是普泛的，是一种博爱。大观园中的少女，不管对他是否有情，他都是一腔体贴去对待她，甚至对花草树木也是如此。所以脂砚斋说他是“绝代情痴”。

《红楼梦》中一系列情节、细节描写，都是为了刻画这两位（以及其他许多）有情人的典型，最后都是为了表现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悲剧性的主题。

《红楼梦》的第三个层面，是《红楼梦》处处渗透着作家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很深的感悟，一种哲理性的感悟、感兴、感叹。它引导读者去体验整个人生的某种意味。这就是《红楼梦》的意境。这是《红楼梦》意蕴中的哲理性（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层面。

《红楼梦》的人生感表现为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生（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一个是对命运的体验和感叹。

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那么，人这种有限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何在呢？这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也是自古以来的文学家、艺术家所咏叹的一个主题。孔子就曾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里也感叹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与此相联系，是人的命运。所谓“命运”，就是作为个体的人所无法支配的。一个人的出生，自己能选择和支配吗？一个人的爱情、婚姻、事业、成就等，个人可选择的余地也很小，从总体上说是由许许多多个人无法选择的因素所决定的。《红楼梦》中的一支曲子《枉凝眉》中有两句话：“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缘”本身就是一种命运。

读《红楼梦》，我们都会感受到小说中渗透着对人的有限生命和人的命运的最深沉的伤感，它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使整部小说充满了忧郁的情调。正是这种叹息、这种忧郁，使《红楼梦》弥漫着浓郁的诗意。

这种人生感集中体现在小说的两位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身上。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两位对生命和命运最敏感、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们常常惆怅、落泪。但他们的惆怅、落泪不仅仅是感叹他们两人爱情生活的不幸，而且还是出于对生命、人生、存在的一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体验。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有一个神话的背景。他起初是女娲补天时一块被遗弃的石头。这意味着贾宝玉这个存在是一种被抛弃的结果。被谁抛弃？被“天”抛弃。“天”是无限，是永恒。被“天”抛弃，意味着脱离无限和永恒而掉进了一个短暂的、有限的人生。这就是所谓“幻形人世”。这就是作者在小说一开始给予贾宝玉的一个形而上的起点。

当一僧一道表示要带这块被遗弃的“石头”到“温柔富贵之乡”去走一遭的时候，这块“石头”听了大喜，表明他是非常急切地渴望人世的。但一旦入世，他又和他所处的那个世界格格不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贵族之家的核心：他深受贾母和王夫人的宠爱，是众人关注的中心。但是在他最深层的意识中，他感到这个世界是他存在的暂时形态。那一僧一道说的“乐极生悲，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十六个字深埋在他心中。所以小说写他经常“闷闷的”，或突如其来地感到“厌倦”，感到“不自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种情绪正揭示出现在这种存在对他是一种负担。即便是他处在与姐妹们的温情之中，也仍然不能消除他对生命、对命运的忧患。他的情总是带着一种忧郁的调子，带着对未来（“到时候·……”）的恐惧与忧虑，带着“何处是归程”的志正不安。例如下面这些话便是表达这种忧患的典型话语：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一一飞灰还不好，灰还

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

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

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

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这些都是关于未来、关于死亡的话语。未及弱冠的宝玉对死亡有着强烈的自觉，这与他人世之际的“大喜”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他对死亡有着强烈的恐惧，因为死亡意味着“美人迟暮”，意味着“桃花乱落如红雨”，意味着他和他钟爱的姐妹们的分离，意味着有情世界的毁灭；同时他对死亡又有着强烈的渴望，死亡能让他摆脱短暂的、有限的、痛苦的人生，回到无限和永恒。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死亡：他所钟爱的姐妹们的眼泪流成大河，把他的尸首漂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地方，随风化了。这便是他向往的归宿，所谓“死的得时”。从此，他“再不托生为人”。为什么再不托生为人？因为人有形迹，有知识，是一个短暂的存在。而按照他设计的这种死亡，化成了一股轻烟，随风吹散，不就是得到了永恒吗？宝玉曾有一偈，末尾说：“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黛玉给他续了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化为轻烟，随风吹散，就是这种干净的境界了。就这样，恐惧与渴望，爱情与死亡，在贾宝玉的内心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声响。这个被抛到人世间的“石头”，这个孤独的“情种”，他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对于人生和命运的形而上的思考和体验，所以他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就是在最热闹的场合，他的心头也会袭来一阵悲凉。例如第二十八回，贾宝玉、薛蟠等人在冯紫英家喝酒玩闹，这是一个乱哄哄的场面，但是贾宝玉唱的《红豆曲》却充满了惆怅，充满了忧伤：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

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

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就是春天的一棵大杏树，也会触发贾宝玉人生无常的感叹。《红楼梦》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病了一段时候，病好了，他就想去看望黛玉。小说是这么写的：宝玉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荫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已到‘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他又联想到邢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这就是一种人生感，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忧患，也就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叹。这一段描写，诗的味道很浓。作者把苏东坡的词“花褪残红青杏小”，杜牧的诗“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加以融化，融进贾宝玉对人生的哲理性的感受之中，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意境。

《红楼梦》的另一位主人公林黛玉同样富于生命的忧患感。她总是在繁华中感受凄凉。对林黛玉来说，“冷月葬花魂”这句诗昭示着生命的真谛，同时也概括了她对人生的体验。她的多愁善感，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感。生活中的美，不是使她欢乐和陶醉，而是使她伤感，使她五内俱焚，泣不成声。最集中表现她的人生感的当然是她的“葬花词”。这首词的主题是：美、生命、春天都是脆弱的、短暂的、易逝的、无所归依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就是《红楼梦》的意境。这是《红楼梦》意蕴的第三个层面。《红楼梦》意蕴的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红楼梦》的人物、情节构成一个历史的、生动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画面，这是第一层。作者的审美理想突破这个现实，这是第二层。再进一步，从根本上追问和体验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这是第三层。《红楼梦》意蕴的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对当时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反映和悲剧性），都是和特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第三个层面也是和特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但又超出了一定的历史时代。它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体验和感受。这是艺术作品中带有永恒性的东西。《红楼梦》意蕴的这三个层面是互相联系的。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有联系：《红楼梦》的悲剧性在于作家提出的审美理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必然要被毁灭。正是当时那个时代和社会生发了这个理想，又毁灭了这个理想。第二个层面又和第三个层面有联系：“情”的悲剧，“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为何心事终虚化？”这种悲剧，往往不仅是时代的悲剧，而且还是人生的悲剧。再合理的社会，也不可能使一切有情人都成眷属。悲剧上升到人生的悲剧，就有了形而上的味道。人们都追求春天，但是春天是短暂的，人生无常，春天完结了怎么办？人生的归宿在哪儿？“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就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在贾宝玉、林黛玉的身上，这两个层面结合得很紧。第一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也是有联系的。第一个层面写得深刻了，也会上升到第三个层面：从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盛衰兴亡、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引导读者去深入体验整个人生的荣枯消长。贾府的由兴到衰，从表层看，是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是内内外外的罪恶，是人祸。但从深层看，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力量？

我在这里想说一句，就是《红楼梦》的这第三个层面，无论在电视剧或电影中，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表现。我想，这和编导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把握有关。但是我要补充一句，电视剧《红楼梦》的许多插曲，我以为写得很成功，因为它们把《红楼梦》诗词的原有的意境很好地表现出来了。《红楼梦》里的诗词，有许多都渗透了一种人生感，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葬花词》《红豆曲》《枉凝眉》等，它们的诗意就在于它们蕴涵的人生感。而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里谱的曲把它们的人生感和诗意很好地表达出来了，使人听了无限惆怅。以上是我对《红楼梦》的意蕴的一种很粗糙的阐释。我开头说过，《红楼梦》是说不完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红楼梦》的阐释，将会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下去。也正因为这样，《红楼梦》才永远是一部“活”的作品。

（选自《红楼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有删改）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的无上瑰宝。对于它，正像一位美学家所指出的：“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在这已经说过的千言万语之中，最精辟的要数鲁迅先生的两句话：“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所作的最言简意咳的概括。

那么，《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或者说，《红楼梦》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对传统的超越和突破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在总的思想倾向上，它打破了历来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以深刻的悲剧精神，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彻底败落，并由此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预示了业已腐朽的封建阶级正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明清之际，我国小说创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人情小说一支发展尤其迅速。但在这时期涌现出的大量作品中，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病，即支配着人物命运及其结局的，不是生活本身的规律性，而是某种封建的观念，诸如因果报应的善恶观念，或是科举名教观念。因而无论是小说的情节或是人物的命运，最后都必须屈从于这种观念，而拼凑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从而使中国文学从来就缺少真正的悲剧作品。这种使生活屈从于观念的倾向，即使在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品中也难于幸免。

明代后期以“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但这类小说就大都贯穿了一个“劝世”的宗旨（所谓“警世”“喻世”“醒世”，都是“劝世”之意），宣扬了劝善惩恶的观念（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理昭昭，丝毫不爽”），因而小说中善的、美的代表，最终都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在明清之际诞生的中长篇章回体人情小说中，则更是充斥着宣扬科举名教观念而凑成大团圆结局的作品。《玉娇梨》《平山冷燕》和《好逑传》，就是这类作品中稍好的代表。这类作品尽管人物情节有异，但其大旨无非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最后是“天子赐婚，宰相嫁女，状元探花娶妻：一时富贵，占尽人间之盛”；正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凡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待于诏旨”（《中国小说史略》），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子。这类作品之违背生活和悖于情理更是显而易见。

《红楼梦》则不然，它正如作者在开卷第一回所声明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里所谓追求“真传”而反对“穿凿”，便是指严格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写出了一个贵族家庭由合而离、由盛而衰、由欢而悲的历史过程，彻底打破了历来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即便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续作者在宝黛爱情悲剧和宝玉出家问题的处理上，也已显示了他高出于同时代作家的思想水平；更何况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荣宁二府的社会家庭悲剧和大观园青年男女的爱情命运悲剧或许远要比现在所看到的悲壮得多！整个荣宁二府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四大家族以“一败涂地”即彻底的覆灭而告终。试想，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哪一部作品，这样无情地写了一个贵族家庭和那么多可爱生命的毁灭，而且是那样彻底的毁灭？

诚然，《红楼梦》之前的《金瓶梅》也写了一个家庭的衰落，但支配着那个家庭衰落的，仍然是“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即是那个家庭本身作恶多端和荒淫无耻的结果。而在《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以及晴雯、鸳鸯、香菱、司棋等人的命运悲剧，再也不能用“恶有恶报”的老套子来加以解释了，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真的、美的、善的；即使是凤姐，她的悲剧造因也更多是由于她身处“末世”。因此，《红楼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只是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落，而且更超出了那种因果报应的浅薄观念，写出了这个家庭之所以衰败的历史必然性。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部。

王国维先生曾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红楼梦评论》）《红楼梦》的悲剧，就既非第一种蛇蝎坏人所造成的悲剧，也不是第二种意外的变故所造成的悲剧，而是第三种由于人物之地位和相互矛盾关系所造成的悲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是必然意义而非偶然意义上的悲剧，因而我们才可能从一部小说所写及的一个家庭的败落，联想到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其次，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它突破了历来才子佳人作品仅仅是由于“怜才爱色”才引起的爱情，而提出了以思想性格的一致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情爱观，并就爱情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艺术描写。

爱情婚姻题材是文艺创作一个永恒的题材，我国古代以此为题材的作品真不知有多少！但即使是一些优秀作品，在爱情描写上也都脱不了才子佳人“怜才爱色”的套子。《红楼梦》则不然，还在小说第一回，作者就借石头之口击说：“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第五十四回又借贾母之口进一步批驳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这一针见血的批评，显示了小说作者何等敏锐的洞察力！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创作实践，和一般的才子佳人作品迥然不同。就以宝黛爱情为例，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而非宝钗，既不是因为门第，也不是因为美貌，更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脾气，而仅仅是因为黛玉从来不和他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同样，黛玉之所以只钟情于宝玉，也只因为他是大观园内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正因为他俩的爱情是建筑在共同的具有叛逆因子的思想性格基础之上，因而他俩的爱情才最终为封建社会所不容。在这里，传统的浅薄而外在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已经为新的追求内在思想性格一致的爱情婚姻观所替代，这种爱情婚姻观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而且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红楼梦》在爱情描写上也一反旧小说“偷寒送暖，暗约私奔”的案白，真正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感情世界，写出了“儿女之真情”。《红楼梦》以细腻的笔触，反复描写了宝黛二人感情生活的风风雨雨，以及宝、钗、黛之间爱情纠葛的曲曲折折，把儿女之真情描摹得沥血滴髓，淋漓尽致。如小说第五十二回写宝玉见着黛玉，觉得心里有许多话，只是说不出，临走时问黛玉道：“如今的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在我国古典小说戏曲中，这种“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的爱情描写也是其他作品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再次，在题材选取上，它一反中国古典小说戏曲题材因袭的疾，完全从现实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情节，特别是它较之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发扬了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作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作为叙事文学的我国传统小说和戏曲，普遍存在着题材层层因袭的病，即使是优秀者也难免此疾。突出者如《西厢记》，从元稹《莺莺传》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西厢记》杂剧，这中间题材因袭了几个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都是经过了民间的长期流传才最后成书的。可见，在我国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中，题材因袭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红楼梦》打破了这种因袭，它把取材的虹管直接插向了生活。《红楼梦》的题材是前人所从未写过的，它直接取自作者所处那个时代的生活，没有任何前人的旧稿可供依据；特别是，它比以往任何作品都更发扬了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作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曹雪芹在小说开卷第一回就借石头之口表白说：他所写的《红楼梦》，乃是其“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小说里发生的故事，也是“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甚至是小说人物的许多对话，也“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脂砚斋在评语中对此有大量的披露，证实小说所写都是以作者（包括评者）的“耳闻目睹”为基础的。“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作者与余实实经过。”这些话于小说创作虽然有着普遍的意义，但于《红楼梦》却包含了特殊的内涵。在我国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直接、这样真实地写作家亲身的经历，它反映了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深化，即《红楼梦》所写，完全是作者家族和作者本人所亲历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而从这种生活中所提取的人物和故事也是鲜活的，没有任何前人的作品可供依傍的。

再次，在人物塑造上，它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鲜活的女性世界，并在具体描写时，打破了历来野史小说“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套路，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复杂性格内涵的艺术典型。

《红楼梦》之前的我国古典小说，多是以男性为中心展开艺术描写，其中偶尔写到女性，也是作为男性世界的衬托和点缀。《红楼梦》彻底打破了传统小说对女性的误读和歧视，它把一个鲜活的女性世界第一次带进了文学的领域：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王熙风、晴雯、袭人、平儿、鸳鸯、紫鹃·…·这些女性形象虽出身不同，性格迥异，但都是充实的、鲜活的个体生命，与《红楼梦》之前那些被丑化、异化和神化的女性截然不同，与《红楼梦》里空虚、委顿的男性生命也形成了鲜明的反照。

《红楼梦》里的女子首先是各有其美，各尽其美。以形貌论，黛玉是纤弱之美，宝钗是丰腴之美，如同脂评所讲的，“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姣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甲戌本第五回）。其余众人，“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都各有自己的风神情韵。以性格才情论，黛玉的任情专情，宝钗的宽和涵养，凤姐的能干诙谐，探春的精明果敢，湘云的娇憨洒脱，晴雯的率直纯真，袭人的温柔和顺，平儿的善良坚韧，鸳鸯的刚烈忠直，紫鹃的诚朴聪慧··.·每一个女儿都是一幅美的图画，一曲美的赞歌，一个真实而饱满的世界。

《红楼梦》的女儿又是各有其陋的，用脂砚斋的话说，“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庚辰本第二十回）。黛玉的好弄小性，宝钗的巧伪冷漠，凤姐的贪婪刻毒，探春的凉薄寡情，迎春的懦弱木讷，湘云的咬舌之病，香菱的呆头呆脑，晴雯的任性恃宠，袭人的机心诡秘．“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第四十三回脂评）确实，比起那些“满纸羞花闭月等字”，或“一百个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的俗套小说来，《红楼梦》真不知要高出凡几！

其实，不只是写女儿，就是写宝玉这个中心人物，《红楼梦》也没有重蹈“叙好人完全是好”的案白。宝玉是作者倾注了全部感情的理想人物，是古往今来“情痴情种”的典型，但在他身上，同样亦有种种的毛病，诸如“性格异常”“放荡弛纵”“任性恣情”等，如同脂砚斋所说的：“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以上均见庚辰、己卯本第十九回批）这种“说不得好，说不得不好”的性格特征，正是人物性格丰富复杂的生动体现。而即便写坏人，也不是照例一副坏人面孔。如贾雨村，可谓是一个奸雄式人物，但小说最初写他的外貌，是“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对此正如甲戌本脂评所指出：“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又如夏金桂，小说写她“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姐妹不差上下的人”，对此也如庚辰本上脂批所指出的：“别书中形容妒妇，必日‘黄发面’，岂不可笑。”凡此等等，这种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写法，正“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因此“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以上参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再次，在情节结构上，它摆脱了传统小说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的倾向，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艺术的宝藏，从平淡无奇的生活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并在结构上一反传统小说的线形结构形式，而创造了错综复杂的圆形网状形式。

我国小说发于“说话”，“说话”是一种靠曲折离奇的故事来吸引听众的技艺，因而早期的小说也都明显地烙有这方面的印记。像最早诞生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所描写的都是重大的军事和外交斗争，情节曲折，悬念迭生，富有强烈的传奇色彩，这也是它们吸引着广大读者的魅力之所在。但由于这些情节过分追求离奇的效果，因而终究经不起人们仔细的咀嚼和玩味。明代中叶以后问世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写日常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情节都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的，不再像《三国》《水浒》那样曲折离奇，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金瓶梅》只一味暴露生活中的假、丑、恶，因而其情节描写又未免流于猥亵琐碎。《红楼梦》的情节都是从日常家庭生活中提取的：日用起居、饮食筵宴、亲友往来、社会交游·…..这里没有血与火的征服，力和勇的凯旋；但由于作者善于从平常的生活中挖掘不平常的意义，使自己的笔墨“不涉于淫滥”，因而平淡无奇之中处处洋溢着生活的诗情，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无论是《红楼梦》反复写及的诸人生日，抑或多次着墨的看戏点戏，或是数次涉及的诗社小集，以及数不清的晨昏定省、儿女私语、愚妇口舌，所有这一切，在曹雪芹笔下，都化平淡为神奇，显示出其独特的迷人的魅力。在情节的结构艺术上，《红楼梦》也一反传统小说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而采用了一种远更复杂的圆形网状结构形式。它以贾府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性的封建家庭作为圆心，纵的方面，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兴衰历史是根轴线，而这个家族与社会的上下左右联系（上至封建最高统治者，下至州县等地方官吏乃至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经线；横的方面，以宝黛钗的爱情悲剧作为轴线，而金陵十二钗及其他各色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和青春命运悲剧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纬线；纵横交错，便构成了如同地球仪般的错综复杂的圆形网状结构形式，而由这些纵横交错的轴线和经纬线所支撑起来的圆面，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生活。

最后，在文学语言上，它纠正了以往小说或片面重视书画语言、或过多运用方言土语的病，创造了一种生动新鲜、精炼隽永的文学语言，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红楼梦》的语言以北京话为主体，适当兼用南方方言；它在学习古人和书面语言的同时，注意学习群众中活的语言；又在博采口语的基础上，重视并善于进行提炼，因而整个语言显示了生动鲜活、精炼隽永的风格特点，是我国古代较早一部具有京味的小说。曹雪芹是善于创造和驾驭语言的艺术大师，他往往只需用三言两语，就能勾画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形象；他笔下主要人物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使读者仅由说话就能看出说话的人来；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随处可见炼字锻句的功夫和腕力；包括小说里的诗词韵文，也情思绵远、趣味隽永，不仅能与小说的叙事融为一体，而且能很好地为塑造人物的性格服务，做到“诗如其人”，和俗套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三十七回批语）者迥然不同。这一切，使《红楼梦》不仅成为我们今天学习文学，也是我们学习语言的范本。

（选自2004年第2期《红楼梦学刊》，有删节）

《红楼梦》这部书，我个人觉得，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解读：

1.贾宝玉人生之路的解读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个全新的形象，他的全部行为，在正统派的眼里，就是两首《西江月》词写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然而，作者是否真是赋予这个形象以这样的思想内涵呢？贾宝玉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这却须要认真解读。

曹雪芹一再提醒读者：“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这句话虽然是对贾瑞照风月鉴说的，但也是读《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不过并不是一股脑儿把全书都从反面来读就算符合作者之意了，其实作者并没有那么简单，作者只是说《红楼梦》在某些事情上、某些话语上或某些诗词上，不能光看其正面，而要仔细寻绎其更深的内涵，甚或竟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悟其真意。这两首《西江月》词，正是要从相反的意义来理解，才能得作者之意。

《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宝玉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第三十六回贾蔷买了一个雀儿笼子给龄官玩，龄官说：“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贾蔷听了，“不觉慌起来，连忙赌身立誓。·...将雀儿放了，一顿把将笼子拆了”。这两段文字，前一段十分明白地写出了贾宝玉深恨自己“做不得主”，没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后一段恰好借龄官的嘴说出了“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不得自由，最后还是让贾蔷把雀儿放了，把笼子也拆了。这个情节当然是贾蔷和龄官的，但其思想却是曹雪芹的思想。作者分明是借龄官的情节写出了要求给人以自由的思想。特别是第六十回春燕对她母亲说：“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这里，作者直接就写出了宝玉的给人以自由的思想了。

《红楼梦》第七回贾宝玉在见到秦钟后，乃自思道：“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结交，也不枉生了一世。·…：‘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茶毒了！”这是宝玉对自己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的憎恶，觉得这个富贵之家反而限制了他与普通人家的交往。而秦钟也想：“可知‘贫窦’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这里已经比较明显地写出贫富的限制，等级的限制。第三十六回宝玉对袭人说了一大段反对“文死谏，武死战”的话后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五十七回宝玉又对紫鹃说：“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进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一—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一—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这两段话尽管说得极怪，从字面上似很难捉摸，但实际上却是极端愤世嫉俗的话。宝玉恨不得自己立刻离开这个污浊的社会，而且随风而散，一点也不留痕迹，以免自己与这个污浊社会再有沾染。这实质上也是曹雪芹对这个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批判。第七十一回尤氏说宝玉：“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这段话，从字面上看，好像只是写贾宝玉的“混日子”和“无所事事”，而实质上作者是在写贾宝玉对这个社会和家庭都抱着极端消极的态度，所谓“什么后事不后事”这句话，是对世俗社会、封建家庭要求他走“仕途经济”之路的不屑一顾和全盘否定。

贾宝玉坚决反对“仕途经济”，反对“国贼禄鬼”，反对“文死谏、武死战”，反对“八股科举”，反对“程朱理学”，这在《红楼梦》里都是有曲折的反映的。实际上，在贾宝玉的面前，是明明白白地摆着几条可由他选择的人生道路的：一是走“仕途经济”“科举考试”，然后做官的道路。这是他的封建家庭以至宝钗、湘云、袭人等都希望他走的路，但是他却坚决拒绝了；二是现现成成地走贾赦、贾珍的道路，即接受世袭恩荫，在家当闲官，享清福，酒筵歌舞、三妻四妾地享受一辈子，也是毫不费力的；再有就是干脆像薛蟠那样当一个花花公子，也是无人来管制他的。然而这一切现成的而且是很顺利的人生之路他都一概不走，他却偏要在万目眶的环境下，顶着世人的诽谤，受着严父的毒打而坚决走自己的路。当然，贾宝玉走的人生之路在《红楼梦》里是没有什么名称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上面所引的这些文字和书中的全部描写，可以看出，实质上贾宝玉是走的一条自由人生之路。因为他不受封建官场的引诱，不受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的束缚，也不受腐臭糜烂的封建贵族家庭肮脏生活的腐蚀，而独走被人鄙视、受人轻贱而被世所弃的个人自由之路，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啊！贾宝玉的时代，还是封建社会沉沉暗夜的时代，曙光还未透出或刚将稍稍透出地面，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写出更超越时代所许可的自由思想来。有这样的思想形象，有这样耐人寻思的情节和语言，已经是大大超越那个时代了！

2.宝、黛爱情悲剧的解读

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被宝、黛的爱情悲剧所感动，清代的笔记小说里说，有人因读《红楼梦》感宝、黛之悲剧而致病致疯，可见其感人之深，似乎可以无须解读了，人们早已理解了。然而，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情之所感，而不是理之所喻，我这里所说的解读，是要对宝、黛爱情悲剧作理性的认识。我认为宝、黛爱情悲剧有以下几点新的意义，不可忽视：

（1）新的爱情观念

《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说：“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只要我抹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这话虽然是尤三姐说的，但分明是一种新的爱情观念。这话所以由尤三姐说出来，是因为符合尤三姐的身份。在曹雪芹的时代，根本还说不上什么爱情观念，有的就是“父母之命，媒之言”，就是“门当户对”，根本没有什么自由恋爱、自由选择的问题。但曹雪芹却让尤三姐说了上述这一番话。这是一番在男女爱情史上惊天动地的话。他根本不把封建礼教当作一回事，他直接提出了三点反传统的主张，一是“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这就把婚姻问题与个人一生的幸福结合了起来，这是人的一种觉醒的意识；二是要“抹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这就是要独立自主，自己选择，不能由人支配，不能“凭你们抹择”；三是“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这就是说自己选择的人必须是“心里”“进得去”的人，也就是真正知心如意的人。上面这种观念，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婚姻观念“父母之命，媒之言”“门当户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

这样的爱情观念并非只有尤三姐独有，事实上，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完全充分地体现了以上三点，而且写得更加深刻动人，更加曲折。其所以如此，是宝、黛两人的身份教养与尤三姐截然不同，尤三姐简单明了的话，在宝、黛心里口里要文雅含蓄隐蔽得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把宝、黛恋爱过程的许多深刻的心理描写引出来。

（2）新的爱情方式

在《红楼梦》以前的爱情描写，基本上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是“一见倾心”或“一见钟情”式。这种方式，也是社会的现实反映。因为在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男女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如何可能恋爱，所以难得有机会“一见”，自然也就“钟情”了，这是封建社会的礼教所造成的。

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却与此完全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爱情方式。一是男女双方从孩提时起，即朝夕相处；二是他们的爱情是渐生渐长渐固，固到生死不渝，而不是“一见倾心”；三是在爱情过程中，还有曲折，还有新的人选的加入，还有在生活中的自然比较，到最后才凝结成永不变更的宝、黛的生死爱情。所以，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从爱情的方式来说，也是反传统的全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

（3）新的爱情内涵

这一点是宝、黛生死爱情的灵魂，就连上述尤三姐的爱情观，也未能深入到这一层。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本来毋论是貌，毋论是才，都是双峰并峙难分高下，因此宝玉也曾一度难以决定。但是最终促使宝玉决定而且终生不变的是一种原因，《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说：“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只有黛玉同他一样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对现实社会极为反感，视同污浊的泥沟，要保持自身的洁来洁去，要寻找自己理想的世界一—“香丘”。贾宝玉则希望自己能“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这就是说他自己不愿在这个污浊的世界留下一丝痕迹。可见反对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向往着理想的世界，向往走自由人生的道路，是他们的共同志趣，也是宝、黛爱情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宝、黛爱情的内涵，已远远不止一般的男女情欲之爱，而是有更深的社会思想内涵的，尽管他们对理想只是朦胧的，但对现实的反对是清醒而强烈的。这就是宝、黛爱情的新的社会内涵。

（4）宝、黛爱情悲剧的历史原因

大家知道，封建的婚姻是与封建的政治不可分的，“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之言”实际上就是双方政治利益的权衡，结婚首先是为了家族的政治利益，所以选择的标准也首先是政治标准。论门第，林黛玉的上祖虽曾袭过列侯，但到林如海已经是五世，“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此林如海已只能从科第出身了。林如海虽然是钦点的巡盐御史，但比起贾府的百年望族、世代恩荫来，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没有多久，林如海又一病亡故。从此黛玉论门第，已无门第可言；论父母，已经是父母双亡，自己真正是一个孤苦伶仃之人。这就决定了她的婚姻的悲剧命运。《红楼梦》里一再写到黛玉的孤零之感，写到她自己感到无依无靠之悲苦，这对黛玉来说是非常真实的描写。在封建时代，没有了门第，没有了父母，自己又是一个少女，确实已经是前途非常渺茫了。何况黛玉又是性格孤傲，秉绝代之才华，具绝世之容貌，而又鄙视一切，尤其是反对俗世的仕途经济，反对侯门公府所见的一切鄙俗。只有具有同样思想性格，同样才华禀赋，同样反对仕途经济，向往着朦胧的清净理想世界的贾宝玉，才是自己的真正知音。

但是，宝玉侯门公子的现实地位，与黛玉孤零之身，社会地位相去太远。尽管宝玉全身心地爱她，但宝玉在爱情上虽有自主权，在婚姻上却丝毫也没有自主权。而他俩所处的现实社会是只重婚姻而不重爱情的，对于这一点，薛宝钗比他们理智而清醒得多，也可以说是聪明得多。对于林黛玉来说，她只知道要爱情，要心，对于薛宝钗来说，她却知道重要的是要婚姻，要人。因为两者的着眼点不同，用力点也自然不同，甚至黛玉根本不知道要用力，她与宝玉的生死爱情，也完全不是用力的结果，而是他们思想、气质、禀赋自然一致之所至。对于宝玉之爱黛玉，也不是贾宝玉的用力追求，才得到黛玉的爱。宝玉对黛玉虽然百依百顺，但并非是追求，而是爱之所致。由于这样的原因，宝钗觉得，只要得到王夫人和贾母的欢心，就能赢得婚姻，赢得人。但黛玉却不理会这一点，甚至是根本不肯去理会这一点，甚至她觉得如果稍稍用一点点力也是一种卑鄙，一种不洁，这就是黛玉与宝钗之间的差别。

由于门第、社会地位、思想、性格的诸种原因，尽管黛玉对宝玉赢得了爱情、赢得了心，但却铸成了悲剧。

这个悲剧，不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责任、过错，而是在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应该有他们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必定是悲剧。所以这个悲剧是历史造成的悲剧，社会造成的悲剧。因为他们的爱情观念、爱情方式、爱情内涵等太超前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土壤。

3.关于妇女命运问题的解读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关于女性问题写得最重最深刻的一部书。作者在一开头就说：“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在第二回里，又让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第五回里警幻又称“此茶名曰千红一窟”，甲戌脂批：“隐哭字”，意即“千红一哭”；警幻又称酒“名为万艳同杯”，甲戌脂批：“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即“万艳同悲”。上面这些话，就概括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悲哀。

我们再看《红楼梦》，可见《红楼梦》里的青年女性，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结局的。十二钗之首的元春，虽然贵为贵妃，回家省亲时却“只管鸣咽对泣”，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说“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她所点的戏，预示着贾家的败落，在《乞巧》一出下，脂批说：“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她所作灯谜的谜底是爆竹，是一响即散之物，脂批说：“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耳。”可见元春短命，其结局有如杨贵妃，则其悲惨可知。迎春则嫁了中山狼，被折磨而死。探春的结局是远嫁，一去不复返，脂批在探春断线风筝的灯谜下批道：“此探春远适之也。使此人不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惜春则是出家为尼。黛玉的结局，脂批说：“牡丹亭》中伏黛玉之死…·将来泪尽天亡。”宝钗虽然按脂批说，钗、玉“后文成其夫妇”，但脂批又说：“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可见宝钗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湘云、李纨则是守寡。此外，如妙玉的遭劫、秦可卿的悬梁、王熙凤的被休、尤二姐的吞金、尤三姐的饮剑、金的跳井、鸳鸯的自誓、袭人的另嫁、晴雯冤死、司棋被逐、香菱受夏金桂的折磨酿成干血之症·总之，《红楼梦》里的这些年轻女子，个个都是悲剧结局，而且这些悲剧，大都与婚姻有关，都是封建婚姻或因为爱情而酿成的悲剧。《红楼梦》里唯一的一对夫妻是自由结合的，因而也是喜剧而不是悲剧，这就是小红与贾芸。关于小红与贾芸的爱情，曹雪芹也是用重笔描写的，而后来贾家败落后，小红与贾芸还有过狱神庙探宝玉的情节。可见曹雪芹是在众多的婚姻悲剧中，特写此一对自由结合的婚姻喜剧，以作为反衬和对比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男权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这是不可动摇的封建传统。特别是在清代，由于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强烈宣传，妇女守节问题成为头等大事，不少愚夫愚妇受此宣传，有的是丈夫死后自己殉夫，甚至还有并未过门的女子，因订婚后男方死了，竟也殉死，还有的是自己儿子死了，公婆逼迫媳妇殉节，也有女方的父母逼迫女儿殉死的。总之，妇女的生命、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丝毫保障。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却一反其道，提出了女尊男卑的主张，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认为男子“浊臭逼人”，男子是“须眉浊物”，是“臭男人”。这是强烈的反传统的呼声，也是对现实社会中妇女命运的强烈呼号，更是男女平等的矫枉过正的历史反响，是对封建婚姻制度所酿成的罪恶的集中揭露。

4.关于贾宝玉无等级观念和非礼法思想的解读

封建社会，又称宗法封建社会，因为它是用封建宗法来维系社会的。从政权来说，是封建皇权至上主义，皇帝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一切以他的意志为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力和一切。从社会结构来说，是宗法封建制度，利用宗法来巩固封建等级社会。所以皇权和等级，是封建社会的两大特征。它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就是封建道德。是用来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具体来说，就是“三纲五常”。何谓“三纲”？《白虎通·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唐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者，提其要而支配者也，所以纲举而目张也。何谓“五常”？西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书·泰誓下》：“侮五常。”孔颖达疏：“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即人之常规的行为准则。所以封建的等级和维护这种等级的意识形态，即道德准则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不遵守的。可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却无视这封建等级的界限和封建道德的规范。更无视封建礼法，无视“三纲”“五常”所规定的尊卑长幼贵贱的区别的等级秩序。

贾宝玉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无视等级的观念，也无视尊卑长幼贵贱的礼法，他既不愿以兄的身份去压贾环，也不愿遵循世俗的礼仪与士大夫们往还。反而愿意为丫鬟们服役，对下人们也平等相待，常常模糊了主仆的界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还主张“物不平则鸣”，主张“世法平等”。尽管以上这些，都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小说人物的对话，但实际上曹雪芹却正是用这种“假语村言”来表达他的社会理想的，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小说人物的对话而忽视作者用这种迁回手段来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思想的特殊方式。

5.关于反正统思想的解读

贾宝玉似傻如狂的语言和行为。从表面来看，只是一个淘气放纵的贵族公子的任性而行，所以在世人眼里，他只是一个乖张任性的贵族公子，两首《西江月》词。就是世人眼里的贾宝玉，也是旧时代一般读者眼里的贾宝玉，也更是贾政等人眼里的贾宝玉。不过贾政比一般人看得还更坏。他认为贾宝玉不仅仅是“似傻如狂”，更是一个可怕人物，将来要闯大祸，要弄到“弑君杀父”的地步的，所以狠心要把他打死。不过，这毕竟只是贾政一个人的想法，对于贾母、王夫人来说，则贾宝玉更是贾家的命根子，是真宝玉。但对于社会上一般人的普遍认识来说，贾宝玉只是一个“行为偏僻性乖张”而“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而已。

然而，贾宝玉的种种“怪癖”的言行，实际上作者是寓有深意的，作者如此写，是一种曲笔，他不好明写，就绕着弯子写。例如贾宝玉反对“仕途经济”，反对八股科举，骂那些官员是“国贼禄鬼”，“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等等，从表面上看，只是说宝玉顽劣成性，不愿读书，不愿做官而已。然而，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则可知当时的思想界一直在坚持着反程、朱理学的斗争，同时也在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第七十三回里明确说贾宝玉“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贾宝玉把“除四书外竞将别的书焚了”等等，实际上就是绕着弯子反对程、朱理学，反对科举八股制度，唯恐别人看不出来，还特地在七十三回里点上一句。为了隐蔽这种思想，曹雪芹特意把贾宝玉写成“小人大思想”，即从形象来看贾宝玉是一个孩子，但从他讲的话来说，又是大人的思想。这样使人觉得只是一个孩子“似傻如狂”的胡言乱语而已。这样的“小人大思想”是否太违背了实际呢？其实也并非太违背实际，因为在封建时代，从童蒙起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与曹雪芹同时的戴震读私塾时，读到《大学章句》就曾质问过垫师，二千年后的朱熹如何能知道二千年前孔子的意思？意思是朱熹的注释不可信，是杜撰。这就是实际上的“小人大思想”。

所以，我们如从表面上来看贾宝玉的言行，不过是一个“似傻如狂”的孩子，但如果进一步深思，就会发现，在他的言行里却隐藏着一种反传统、反程朱、反八股科举的叛逆思想。

6.关于反皇权思想的解读

第三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曹雪芹用两人酒肆聊天闲侃的方式，说到历史上的唐明皇、宋徽宗、顾恺之、倪云林等，然后又说到贾宝玉，说这些人都是秉正邪二气所生。然后冷子兴就说：“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说：“正是这意。”这里说话的形式完全是聊天闲侃，但聊出来的这句“成则王侯败则贼”却是一句惊天动地，可以让人掉脑袋的话。因为自明末清初以来，思想界一直在批判“皇权”，黄宗羲就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顾炎武提出：“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日知录·守令》）唐甄则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与曹雪芹同时的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又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孟子字义疏证》）还有一位与曹雪芹同时的袁枚则说：“夫所谓正统者，不过日有天下云耳。其有天下者，‘天”与之，其正与否则人加之也。”（《策秀才文五道》）以上这些言论、都贯串着反皇权、反正统、反理学的思想，特别是曹雪芹亲身经历了雍正夺嫡的一场血腥斗争，雍正夺得皇位后，把与他争夺皇位的兄弟胤、胤糖赐令改名为“加冰鱼”（意即已冻僵的鱼）、“讨厌”（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兄见告，这是最新的改译，原译为“猪”、“狗”是误译），杀的杀，关的关，这是一场活生生的“成则王侯败则贼”的历史剧，曹雪芹的家也是在这场斗争的余波中败落的。由此可知，曹雪芹在让冷子兴与贾雨村闲聊时，忽然冒出这句话来，能是无意识的吗？面对着刚刚过去的这场血淋淋的人头落地的恶梦，曹雪芹当然不可能是无意识的信笔而写，只能说是他有意用隐晦曲折的曲笔巧妙地作一次史家直笔。

同样，《红楼梦》写四大家族，写他们的豪富和势力，写薛蟠的打死人命一走了事，写贾雨村的徇情枉法，写王熙风弄权和勾结官府，写贾赦为夺人的几把扇子不惜使人家破人亡等。从表面看，都是些故事情节，但实质上把这些情节联结起来，这是一幅封建统治的网络图，人民就生活在这种天罗地网之间。

7.《红楼梦》里所隐曹家史事的解读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有意地透露了自己的百年家世，而且不仅仅是透露而已，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为家庭的败落而泄愤的意思，当然也有更多地批判揭露这个官僚家庭的腐败没落。这种揭露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封建社会的黑暗的揭露和批判。焦大醉骂，实际上是雪芹的痛骂，贾宝玉骂“男人是泥作的骨肉”，骂男人是“浊臭逼人”，贾宝玉终日在大观园里，何曾见过世面，更未见过多少社会上的男人。相反，他习常所见，还不是贾政、贾赦、贾珍、贾蓉、贾瑞、贾琏、贾雨村等人，那么他骂的“臭男人”，岂非更多的应该是他眼前所见的这些人？再说这些人，如贾珍、贾救、贾琏、贾蓉、贾瑞等，难道还不够“臭”吗？

曹雪芹对自己百年家世的透露，更是自然巧妙的笔墨，焦大醉骂是一种透露，宁、荣二公之灵托付警幻仙姑是一种透露，“寅”字避讳是一种透露，贾母说小时听过《胡十八拍》是一种透露，特别是第十六回王熙风说：“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第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租，贾珍说：“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大家知道，《红楼梦》里的省亲是以康熙南巡为素材的，那么，赵、贾珍所说的实际上也就是南巡，所谓“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这不就是说曹家因四次接驾落下巨大亏空而至彻底败落吗？只不过下半句没有说出而已。贾珍说“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这不更是说的曹家因南巡接驾而“精穷”吗？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都由曹寅接驾，落下巨大亏空，这一点康熙是十分清楚的，他曾明白地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所以《红楼梦》里有多处不着痕迹的笔墨，却又处处露出端倪来，令人很自然地想到曹家家史，至于赵嬷的话和贾珍的话，则何止露出端倪，竟是一种微词怨语了。

凡是以上这些地方，都需要我们结合曹家的家史去认真思索，因为它们比前面所举例子隐蔽得更深一层。

8.《红楼梦》的社会讽刺

《红楼梦》是一部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但它也含有某种程度的浪漫主义成分，这是学界所公认的。但除此之外，《红楼梦》还含有一定程度的讽刺成分，而且这种讽刺还用到书中的当权派主要人物身上，这种情况就不太为人注意了。例如贾府的当权人物贾政。“贾政”这个名字，读起来与“假真”一样的声音，这就使人想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副对子，从而使人想到贾政这个人，假就是他的真，真也就是他的假。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失去了自己的真实本性的，他完全是从四书五经的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所以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是他反传统、反程朱理学思想的体现。除了这个名字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外，跟随贾政的清客相公的名字，也别有讽刺意味，例如他的清客相公，一个叫“詹光”（沾光），一个叫“单聘仁”（善骗人），还有一个叫程日兴（趁人兴）。贾政整日与“沾光”“善骗人”等为友，则他是何等样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除了这些人外，与他相交的，还有一个贪官贾雨村，此外，就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与他相交了。刘禹锡在《陋室铭》里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贾政则刚好相反，“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贾政只会一会儿“断喝一声畜生”，一会儿拈胡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见他腹内空空到何等程度。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腹内空空的人，却被朝廷“点了学差”，即由朝廷派他往各省掌管科举学校等事。贾政还有一个妾一—赵姨娘。赵姨娘是什么样的人，读者一想起这个形象未免就会恶心，然而贾政还与赵姨娘生有一个女儿探春和一个儿子贾环，贾环这个人，也是让读者想起了就会起鸡皮疙瘩的人物；此外赵姨娘还有一个密友马道婆，更让人感到阴贼恶赖。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贾政为群的，尽是这些詹光、单聘仁、程日兴、贾雨村、赵姨娘之类的人物，则其人的端庄正经，可见也只是他的外表而已，而他的另一面从赵姨娘也就可以想象得知了。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一些人名，也极具讽刺意味，如卜固修（不顾羞）、吴新登（无星）、卜世仁（不是人）、胡斯来（胡来）、王仁（忘仁）等。特别是第十六回秦钟临终，宝玉去看他的一段文字，具有鲜明的社会讽刺意味。读这段文字，可知作者讽刺的笔锋是直刺社会现实的。所以《红楼梦》的思想内涵，直接触及整个社会，它的反程朱理学、反皇权思想、反妇女守节等，也完全是社会问题，所以解读《红楼梦》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观察，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它深广的社会内涵。

9.关于宁、荣二府的解读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塑造了宁国府、荣国府两个封建官僚大家庭，宁、荣二府并未分家，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封建官僚世家贾家。《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都是在这个封建官僚世家里发生和发展的，这就是《红楼梦》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也可称“典型环境”，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解读。

（1）一个靠恩荫而存在的赘瘤

贾府是靠军功起家的，第七回因焦大醉骂，尤氏向凤姐解释说：“你难道不知道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尿。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去难为他去。”第五十三回宁国府祭宗祠时，有三副对子，更能说明问题：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勋业有光昭日月；

功名无间及儿孙。

已后儿孙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荣宁。

由于祖宗的创业，所以后来的子孙就“功名无间”，就“承福德”了。

《红楼梦》里最高的辈分是贾母，是第二代人，贾政是第三代，宝玉是第四代，贾蓉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所以《红楼梦》里多处称“末世”，就是指贾府已经传到第五代了，已经临到“五世而斩”了。贾珍、贾救都是靠恩荫袭爵，贾政的官还是靠“皇上因恤先臣”，“遂额外赐了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人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

《红楼梦》开始，贾府第一二代男性已经没有了，一开始就是第三代男性贾救、贾政作为主要人物。宁府的贾敬一向远离红尘，由第四代贾珍袭爵。读者可以细检《红楼梦》，前八十回中，除贾政曾“钦点学差”，但未见有任何善政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做过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宁、荣二府，主仆合计起码有六、七百人，这样浩大的开支，完全是靠恩荫和剥削维持的，第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租，那长长的货单，还有二千五百两银子，就是他们剥削的实证，这还仅仅是宁府。据乌进孝说，他兄弟“管着那府里（荣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第五十三回，写到了贾蓉去领回的皇上恩赏，“一面说，一面瞧着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又写着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这巨大的剥削和恩赏（其来源也是剥削），却是维持着一个大赘瘤。

（2）奢侈靡费和享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贾府主子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奢侈靡费和享乐。元妃省亲，这固然是“天恩”，怠慢不得，豪华是自然的，然而，豪华到竟连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则可见其豪华到何等程度了。秦可卿大出丧，光买一个“龙禁尉”的虚衔就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贾珍对凤姐的唯一要求是“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这就是下定决心，要大大的奢华排场一番。

除了这种喜事、丧事上大讲排场外，逢年过节，也是决不放过的机会，他们“庆元宵”“赏中秋”“祭宗祠”“过生日”都是要超常的铺排的。在日常生活上，贾母是“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他们吃一顿螃蟹宴，就够“庄家人过一年”。但这根本还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宴席，这只是宝钗为帮史湘云省钱而想出来的办法。他们正经的宴席上，一个鸽蛋就要一两银子。有人说这是夸张。这可能是有夸张的成分，但我读过一个清人笔记，记载清代的达官贵人为了补养身体，先将许多高级的补品拿来喂鸡，然后再吃这鸡生下来的蛋。如此说来，这个鸡蛋的价钱自然也就高出多多了。那么，这里说的鸽蛋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这些饮食的讲究外，他们还养有家庭的戏班子，每逢节日宴饮，总是要看戏，而且还非常内行，非常独到。

仅从这几方面来看，就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享乐”两个字。（3）诗礼一罪恶的遮羞布《红楼梦》里的宁、荣二府，表面上看是“翰墨诗书之族”，是“诗礼之家”，是“百年望族”，“勋业旧臣”。实际上却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腐败。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贾府里的这些男性，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来，先从宁府说起。

宁府的第一代是宁国公贾演，第二代是贾代化，他们都早已没有了。第三代是贾敷、贾敬。贾敷未成年即亡，宁府第三代实际上只有一个贾敬，只在第五十三回祭宗祠时出来担任过一回主祭，此外就再无他的活动。他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自谓不久即可飞升成仙，从不管家事，到第六十三回因吞金服砂，烧胀而死。宁府的主持人是贾珍，世袭三品威烈将军，因为他是长房，所以任族长。冷子兴说：“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竞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红楼梦》第七回焦大醉骂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关于“爬灰的爬灰”这件事，《红楼梦》第十三回靖本回前批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甲戌眉批、回后批同，但少去“遗簪更衣诸文”六字）这“淫丧天香楼”，就是贾珍的乱伦丑事，虽然正文已删掉，但实际却留下了许多线索，上引靖本批语是最完整的，实际上甲戌本上还有许多泄漏消息的批，如在“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句上眉批云：“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在“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句旁批云：“可笑如丧考姚，此作者刺心笔也。”在“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句旁批云：“删却，是未删之笔。”在“忽又听得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句旁批云：“补天香楼未删之文”，这些批语，初一看好像是提醒作者尚有未删之文，但仔细琢磨，却是另有深意，正是批者所说的“是不写之写”，因为这些提示，实际上后来并未照删，反而成了提醒读者之处。读者如把这些有关的批语连贯起来读，不是“天香楼”之丑事，依然历历分明吗？我认为作者与脂砚，是用明删暗示之法，仍旧将“天香楼”之事“泄漏”给读者，使贾珍这件天大的乱伦丑事无可逃避。

贾珍除了此事外，还有竟然伙同贾琏，一起分别霸占尤二姐、尤三姐。特别丑恶之极的是竟同儿子贾蓉对二尤有“聚鹿之消”。贾珍既私通儿媳，又与儿子同戏二尤，可说封建社会的伦常全被他父子遭蹋了，已经臭得不可再臭了。无怪柳湘莲要对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

以上是宁国府的情况，下面再说荣国府的情况。

贾赦是荣府贾代善、贾母的长子。贾琏的父亲，袭一等将军爵位。贾赦最出名的是两件事，一是第四十六回他让邢夫人向贾母讨驾鸯做小老婆，被贾母痛斥了一顿。连平儿、袭人等都议论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最后还是花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个十七岁的嫣红收在屋内。二是第四十八回贾赦勾结贾雨村，用抄家的罪名把石呆子收藏的二十把古扇抄了来孝敬贾救。弄得石呆子不知是死是活。贾琏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就把贾琏痛打了一顿。贾救还把自己的小老婆秋桐赏给了儿子贾琏。这也是行同“聚唐”，大乖伦常，简直如同禽兽。

贾救的儿子是贾琏。贾琏除管理荣府，建造大观园曾承差使，还曾因林如海病故，奉贾母之命送黛玉去扬州，办完丧事后又同黛玉回来等事外，他的臭事在《红楼梦》里也是出人一等的，他趁女儿出痘疹之机，在外边私通多姑娘，简直丑态百出，《红楼梦》中唯此一处，有类《金瓶梅》笔墨，也是因人而设。他还趁风姐生日之隙，私通鲍二家的，又被风姐撞见，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是鲍二家的上吊而死。此外，他还伙同贾珍、贾蓉共戏二尤，竞被尤三姐大闹一场，最后与贾蓉密谋偷娶了尤二姐。终于让风姐将尤二姐活活害死。这是荣府长房的事。

贾政是荣府的老二，前面已经介绍过，他表面上“自幼酷喜读书”，实际上是腹内空空，让他任学差，也是讽刺之笔，虽然做官毫无政绩可言，对捍卫封建主义的原则，却是毫不含糊，所以他不能容忍宝玉的一些出轨的言行，下决心要把他打死，又挡不住贾母的震怒。他十足是一个从封建主义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他的儿子贾宝玉，他早已认定是叛逆，事实上也确是封建正统的叛逆，故不在此论列。

此外，还有一个贾瑞，他的祖父是贾代儒，是贾家的垫掌，但未叙明世系，或者贾氏远房。贾瑞是代替他祖父管理学堂的，但却一脑子邪念，丑态百出，终于因想“戏熙风”而被熙凤捉弄至死，而且至死不悔。

以上就是宁、荣二府的主要男性。看了这些人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已经腐朽到臭气熏天了。然而，他们的门庭却是“诗礼之家”，是“书诗继世”。这“诗礼之家”的牌子与他们腐朽的实际，恰好成为鲜明的讽刺。于是“诗礼”就成为掩盖他们一切罪恶的遮羞布。

儒家的教条是：“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儒家是以“家”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的。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整体。现在看曹雪芹笔下的宁、荣二府的人，“修身齐家”是完全相反，既不“修身”，更不“齐家”。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最具典型性的封建官僚世家已腐朽得如此不堪，“家”既如此，“国”亦可知矣。二知道人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神于名教乎？”（《红楼梦说梦》）

二知道人说“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曹雪芹之所以要创造宁荣二府和大观园作为他的故事的典型环境，我想二知道人的这句话是有历史的穿透力的。

然而，大家知道，康、雍、乾之世，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在这一时期，社会上极富极贵之家，还是有的。如《啸亭杂录》里记载到的京师米贾祝氏，富逾王侯，屋宇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怀柔郝氏，膏腴万顷，连乾隆皇帝都驻踏其家。以上是指的民间富户，至于朝廷的勋戚旧臣，富贵继世之家，更是不可胜数。曹雪芹为什么偏于这一“盛世”，选择贾府这样一个已临“末世”的“皇亲国戚”“百年望族”来作为他的典型呢？这是因为他一不愿意歌功颂德、鼓吹封建统治者爱听的“五世其昌”之类的辞；二是因为他看透了这个封建社会的虚伪和腐朽的本质；三是因为他更看透了这种封建贵族官僚大家庭腐败的内幕，他自己的封建大家庭就是这样一个现成的典型，一切封建的伦常道德全是假的，虚伪的，唯一真实的就是他们无限制的淫欲贪求和互相之间私利的冲突。第七十五回抄检大观园后探春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才是这个表面诗礼之家的腐烂透了的本质；四是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还是他的与旧时代、旧家庭不能相容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理想是他的时代、社会和家庭所不能容的，他自己已经明确说出“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他是家庭和社会的叛逆。可见选择他自己的家庭作为典型素材来展开它的没落过程中的种种腐败丑事，是服从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的。如果他没有自己的新的人生观、爱情观、社会观，那么他仅仅像《金瓶梅》一样尽情地暴露也就可以了，他只要纯自然主义地客观描写，也就达到暴露的目的了。他之所以要塑造贾宝玉、林黛玉两个全新的人物，并精心地描写他们的爱情悲剧，就是为了要展现他的全新的人生观、爱情观和社会观，展现他朦胧的超前的人生理想。从这一角度来看，二知道人所说的“包括百千世家”，还只能指它的没落的一面，因为百千世家终究是要走这没落的道路的。而它的新生的一面，却纯属曹雪芹的超时代的独创，并不是所有没落世家都能自然新生的。总之，曹雪芹能在表面盛世的当时偏去写“末世”，能让他的全新的美好的人物和理想被旧势力彻底吞没，造成震撼人心的大悲剧，能从腐朽中写出新生，写出朦胧的曙光，这才是他选择荣、宁二府作为典型的原因，这才是曹雪芹的真正的超时代的伟大！

（选自《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2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