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单元多样的文化观念

1.易卜生

易卜生（1828一1906），挪威戏剧家。出生于挪威南部希恩镇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父亲破产，只接受过几年小学教育。1849年开始戏剧创作，1851年担任新建立的卑尔根民族剧院编导，1862年改任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挪威剧院导演。1864年离开挪威，长期旅居意大利和德国。晚年回到挪威，他去世后挪威为他举行了国葬。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多为取材于挪威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民族戏剧，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自《布兰德》和《培尔·金特》等作品之后，他转入现实主义阶段，19世纪70至80年代创作的《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社会问题剧”为他奠定了世界性的声誉。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野鸭》《海上夫人》《海达·加布勒》《建筑师》等剧逐渐带有较强的象征主义色彩。易卜生是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戏剧家。他不仅是挪威民族戏剧的奠基者，也对西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许多作品相继被译介到中国，特别是《新青年》四卷六期为“易卜生专号”，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歌德

歌德（1749一1832），德国诗人。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一个上层市民家庭，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765年起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律，1771年成为法学博士。在赫尔德的影响下，歌德开始对德意志民族文学产生兴趣。1772至1775年间陆续写出大量早期的重要作品。1775年在萨克森一魏玛一艾森纳赫公爵卡尔·奥古斯特邀请下前往魏玛宫廷任职，担任国务参议，从此除1786年9月至1788年6月在意大利漫游外，长期在魏玛定居。1794年与席勒结为好友并密切合作。1832年在魏玛逝世。歌德的创作生涯跨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后，始终体现着时代的精神。他在诗歌、小说和戏剧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抒情诗《漫游者的暴风雨之歌》《冬日游哈尔茨山》，民歌《魔王》《渔夫》《魔法学徒》，组诗《罗马哀歌》，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都是传诵久远的名篇。诗体悲剧《浮士德》取材于中世纪传说。传说中的浮士德博士原是一个与魔鬼定约，演出许多罪恶的奇迹，最后丧失灵魂的人物。歌德对这个传说进行改造，将浮士德塑造为不断追求知识和美、希望实现崇高理想的人类精神的化身。作品中魔鬼靡菲斯特也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含义。这个“总想作恶而总在行善”的形象，与浮士德既对立又统一，截然不同而又结成伙伴，作者借此思考了善与恶、积极与消极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部具有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巨著成为欧洲文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铁手骑士葛兹》《艾格蒙特》《塔索》等剧作，对德国民族戏剧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早期的重要作品，抒发了“狂突进运动”时期青年的心声，为作者奠定了文学家的声誉。小说《亲和力》写婚姻恋爱中情感与道德的冲突，象征地描述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描述主人公克服狭隘环境的限制，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理想，发展自己的个性，歌德通过这两部成长小说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看法和追求。

3.普希金

普希金（1799一1837），俄国诗人。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母系家族有非洲血统。1811年进入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皇村学校。求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并形成了强烈的自由思想。1820年因《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诗中的反抗倾向激怒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以政府信使的名义流放到俄国南部。1824年又被禁闭在父亲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因普希金的文学声誉将他赦免并召回莫斯科。1836年普希金创办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杂志《现代人》。1837年在与法国贵族丹特斯的决斗中被杀害。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是俄国文学语言的创立者。他在800多首抒情诗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高加索的俘虏》《青铜骑士》《叶甫根尼·奥涅金》等叙事诗中，运用和完善了俄语诗歌的各种体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俄国诗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普希金的小说主要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中篇小说《黑桃皇后》和《上尉的女儿》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开创了俄国文学关注“小人物”命运、同情人民的传统。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描写俄国历史上留里克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之间的统治者戈东诺夫，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被公认为俄国最优秀的历史剧作品之一。

4.惠特曼

惠特曼（1819一1892），美国诗人。生于纽约长岛的一个农民-木工家庭。早年曾做过乡村教师、排字工人、报纸编辑等多种工作。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北方军队中担任护士。战后在美国内政部和司法部任文书等职。晚年因病瘫痪，1892年在新泽西州肯顿市逝世。诗集《草叶集》是惠特曼的主要作品，初版于1855年，诗人在此后对诗集进行了多次修改，直至去世前才最后定版。惠特曼的诗歌表现了他坚定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形式上摒弃了西方诗歌的传统诗体，不讲究韵脚和轻重音的安排，接近口语和散文的节奏。在惠特曼生前，他的诗歌除了得到爱默生等少数批评家的称赞之外不为主流文学界接受。随着现代诗歌的发展，惠特曼才开始得到普遍承认，被看作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5.特朗斯特罗姆

特朗斯特罗姆（1931一2015），瑞典诗人。生于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时期开始文学活动，1954年出版首部诗集《诗十七首》。1956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心理学学位。1960至1990年间长期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同时进行诗歌创作。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创作继承了晚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善于运用简洁、凝练的语言塑造富有表现力的意象，展现出“现实的神秘”，同时具有内在的音乐性。他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我的上帝，《玩偶之家》是多么美的一出戏”一当瑞典戏剧评论家斯丹·塞兰德谈到挪威国家剧院的访问演出时，这是他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该演出于1939年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一一据称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成功。

“观众不仅疯狂地喝彩，还用脚地板，并且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在赫尔辛基，演出激起同样的轰动；在奥斯陆，演出竞达上百次之多，而且把剧院从声誉不佳和经济拮据导致的不景气中挽救出来。

这一巨大成功给批评家们提出了问题，即使它得助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演员阵容，首先是托蕾·塞盖尔克，那也是因为演员和导演需要某些能够有所凭依的东西，某些他们能够为之效力的东西。谁会想到，一出19世纪的倾向剧能够产生如此直接、如此令人着迷的效果？《玩偶之家》得以产生的那种特殊环境早已不复存在，而它所涉及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已化为尘埃了。况且剧本还有着明显的艺术上的缺陷一尽管如此，它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以一种独特的魅力，不断获得新的成功。不可否认的时代特点与不容忽视的有效期之间的这种荒谬的矛盾现象，要求得到一种解释。以下我们就试图进行这种说明。

首先，这出戏的效果是通过主人公娜拉产生的；成败与否全在于她的表演。《玩偶之家》很特殊的是一出主角戏，而且几乎是一出女主角戏。支撑全戏的是一种情感，它集中于一个人，并且单独从她那里进发出来。基于这个原因，娜拉·海尔茂在欧洲的保留剧目中成为一个传统的角色，不断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角色身上检验她们的才能。自从1879年夏天，当她在意大利的阳光下从她的大师的头脑里诞生以来，娇小的律师夫人已经飞遍了全世界的舞台，用她的小杏仁饼和她的塔兰泰拉舞置几代剧院观众于她的小脚面前。究竞是什么给她以这种活力和永久的魅力？答案并不是即刻就能找到的。从它本身的主题或形式来看，《玩偶之家》并不至于算作伟大的艺术。戏发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宅的四堵墙内，描写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某一特定的时间里的冲突。全戏归结为一个号召，号召改变社会，更准确地说一号召改革婚姻。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许不无道理，社会和婚姻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飞跃看起来在这个框框里并没有表现出来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这个剧超过其他社会剧。

看来剧中的冲突和戏剧性的紧张完全都是为了对虚假作出道德上的判断。此外，我们还从易下生对这个剧本的早期札记中重新发现了这个课题。那里是这样说的：

关于一出当代悲剧的札记。

罗马，1878.10.19.

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另一种是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

解；但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被按照男人的法则来评判，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

男人…..….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一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

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

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

（剧中的妻子）伪造签名，而且这是她的骄傲；因为她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为救他

的命而这样做的。这个男人却以平常人的全部正直站在法律的土地上，用男人的目光来

看待这件事。（遗稿Ⅲ，77页。）

显然，丈夫和妻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手。如果律师海尔茂了解到真相，在他看来，他的婚姻就是建筑在一种欺骗上，因而完全被亵渎了。相反，对他的妻子来说，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一种爱情的基础上，这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至她敢于迎击一切，而这种爱情恰恰是通过应受惩罚的行动而赢得了它存在的权利。

正如人们在一位像易下生这样的作家那里所期待的一样，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道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鸿沟。娜拉表现出她内在的力量和勇气，她从发生的事件中得出结论：在思想的离异之后，她也实行了行动上的分道扬。她决定离家出走，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发展她的个性。

或许我们可以就此留步了，以便试探性地详细考察戏的主题的耐久性和它的范围，以及所谓男人和女人之间观点上的矛盾。对娜拉的行为和戏的教育意义进行探讨，以便可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另一种在人性和艺术上更为令人满意的方法，也许会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这已经有过无数遍了，却从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一发现戏的核心。在这类无休止的讨论之后，娜拉的神秘的魔力一直还是个谜。这个谜我们要来解，而在更周密的研究的同时，谜底之所在也就清楚了。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那个场面：柯洛克斯泰以揭发骗局相威胁，娜拉慢慢地不得不认识到，他真会说到做到。

冲突的发展表明，内在的情节走上了一个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灾难越靠近，就越显示出，它对娜拉来说不只意味着一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仅是一个失败和耻辱的问题，而且涉及某些其他的本质问题：揭发就预示着将要出现一些奇迹一它一笔勾销了一切失败，使其他任何喜悦都黯然失色。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会破坏她的家庭，结束她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却向她允诺了某些伟大得多的东西一这正是她整个一生中一直悄悄地几乎不自觉地期待着的：她的丈夫将要出于对她的爱，不假思索地独揽罪责。就在这个时刻，她的生活完美无缺了，因为这样才完全符合她的期待，她就在最大的程度上享受到了爱情一那种了解一切、宽恕一切的爱情。这时候她的心灵将融入一种极乐的感觉中，这是一种在尘世预先品享天国的快乐。

等待着娜拉的是如此巨大的幸福，以至她避开了它，但是同时，在她内心深处又被它吸引着。她的一部分身心竭尽全力摆脱这种幸福，拖延和阻拦这个决断。她用一只手推开这苦酒，仿佛她并不了解它奇迹般的功能。结果是娜拉的外在的神经质的自我与她深沉的固有的情感之间的一种激烈的争斗。

即使当她再也看不到出路以后，当柯洛克斯泰给海尔茂的那封揭发一切的信已经就在信箱里，而娜拉确切地知道，海尔茂将在什么时间拆读它一一即使这时候，她也不能对幸福抱有希望。“谁看到耶和华，谁就得死。”娜拉悄悄地预感到，她将会这样，因为一种如此巨大的幸福是

①娜拉为患病的丈夫能去疗养而伪造了父亲的签字，从而借到了一笔款，见第一幕。

她的情感所无法承受的，而且会把她撕得粉碎。出于这个原因，她决定比揭发先行一步，宁愿在海尔茂得知真情以前去死。

娜拉回答林丹太太的话，以及她在第二幕结束时的独白，正是出自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她说：“现在奇迹将要发生了！”

林丹太太：“奇迹？”

娜拉：“不错，是个奇迹，克里斯蒂纳，可是非常可怕，千万别让它发生。”

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些。她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她只希望结束。这时她又对林丹太太说：

“你不该管这件事。其实，等着奇迹发生也很有意思。

她看看表，并且计算时间：

“现在是五点。到半夜里还有七个钟头。到明天半夜里再加上二十四个钟头。那时候跳舞会已经开完了。二十四加七？还可以活三十一个钟头。”

娜拉·海尔茂的生命的高潮是等待奇迹发生的这三十一个钟头。在这一生中她没有获得过更大的幸福。

然而奇迹根本没有发生。发生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娜拉从未想到过的事情：来自她丈夫的粗暴、蛮横的攻击。为了他，她曾不顾一切，而他现在只考虑自己，遣责她的行为，甚至赶走她。在他处于失去资产阶级名望的危险的时刻，品行端正的律师海尔茂感到他的要害被击中了。他丧失了理智，红了眼一他的云雀转眼间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怪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她不能为害一当然是以一种不会引起任何轰动的方式。

这一切正是发生在娜拉一心一意准备迎接奇迹降临到她头上的时刻。无须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会知道事情的下一步如何：娜拉死了。她也许会放弃尘世的幸福，但她不会放弃对生活的梦想，对奇迹的梦想。一次地陷埋葬了她，把她永远地碾碎了。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了，因为现在，我相信，我们有了找到娜拉生活的动力、娜拉这个人物的诗情的前提了。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什么点燃了娜拉心中的喜悦，使她成为一个尘世间的幸运儿：这就是对于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奇迹的梦想。这个梦在海尔茂家日常生活的表层下面过着它自己的令人着迷的生活。它是云雀的固有的生活环境，是赋予娜拉力量和毅力的秘密泉源，使她能快快活活地勇于忍受辛劳和忧虑一唱啊，跳啊，让她内心的幸福返照一切，返照到她身边的一切。这种期待把她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圣灵降临的状态，而她本人对生活中一切悲惨的事情变得毫无知觉了。

迈进这个本是这个世界以外的恩赐的世界，她是以伪造的债据为代价的。对娜拉来说，借一千二百塔勒比起救她的丈夫的性命那种道德上的满足，完全是两码事。这不仅给了她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自信和骄傲，同时给了她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她永远得到了在梦幻的黄金世界里，在对奇迹的信赖中生活的权利。

主人公的这种诗意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易卜生自己与娜拉是一种什么关系？特别是：作为五十岁的作家，他赋予娜拉的这种年轻明朗的幸福感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们马上就发现，易卜生是多么喜爱她。除培尔·金特外，在他全部的人物画廊中，没有任何人物像她这样，哪怕近似也好，描写得如此可爱。“本来她叫莉奥诺拉，但是她的父亲对她如此之爱，以至只称她为娜拉”一据说出自易卜生本人之口的对名字的这个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她与她尘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出了与她心灵的创造者的关系。每当易卜生想到娜拉的时候，最温柔的话就向他涌来；她是小松鼠、唱歌的小鸟、云雀，而当她完全轻率的时候，他称她是金翅雀一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可疑，而且提醒我们必须为娜拉担忧。然而他的语言里流露出的是什么样的喜悦啊！人们在谈论可爱的孩子时就是这样的。

即使娜拉再一败涂地，她也从未失去她的妩媚的魔力，那妩媚是易卜生亲切地围绕着她编织的。并不是说她就完美无缺了。从某些方面看，她还像个孩子一样没有发展；她在丈夫背后偷吃杏仁饼，并且随口撒谎。对一个成年妇女来说，她对商务上的想象惊人地天真，她对借款和冒名顶替所持的轻率态度，使玩偶的名字看来并非完全不公正。在与林丹太太的关系上，她简直是可怕地利己主义，她自满自足得令人吃惊，径直对她可怜而憔悴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冲口而出，炫耀她的漂亮和幸福。她心中只有自己的小天地，假如涉及“陌生人”或者“无聊的社会”，她就会流露出讥讽的不屑一顾的表情。对柯洛克斯泰，她则摆起架子，俨然以派头十足的刚上任的经理太太的身份出现。“您，我丈夫手下的人？”“柯洛克斯泰先生，如果一个人在别人手下做事，”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一定是一个坏律师。”

离开上下文，这些引文就会相当讨人嫌，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就会遣责她。但是对娜拉却不存在遣责的问题；所有这些根本不会有损于她，除了其他的本质的东西以外，这些都不值一提。仿佛易下生想要试一试，他能够让她承担多少道德上的缺陷，而又不让她失去一丝一毫他的或者我们的同情。为了不至于怀疑她是谁和她在哪儿，剧中对她进行了道德上严肃的考察。

与阮克大夫有关袜子的调情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天真无邪的一一在这一点，我们变得愈来愈不敏感了，但是这种调情在本剧问世的时候却完全不是无罪的，可也不是太可耻。这一场的灯光很柔和，半明半暗，而对于丝袜子的议论也是够充分的。前面，柯洛克斯泰的威胁已经使娜拉感到绝望，她渴望找到一条出路，弄到钱。阮克大夫很富有，阮克大夫将要死了一乞求他的帮助，难道还有比这更方便的吗？这个想法掠过娜拉的脑际，而且她正在实行她的计划。但是当阮克大夫对她讲起他对她的爱时，她站起来，清白而且自尊一在心灵深处她拒绝让这个悄悄爱着她的男人资助她。娜拉猛的一下从道德的暖味中站起来，而在此之前一直陷于这种暖味状态，她明显地表现出她真正的自我：一颗洁白无瑕的灵魂。

现在我们或许会猜到，为什么作者竟会如此倾心地偏但这个可爱的、无忧无虑的、心地善良的小娜拉一这个伟大的、勇敢的娜拉。

如果考虑到易卜生本人对生活的看法，那种在梦想与对他说来构成存在的原始法则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感觉，就不难解释他对娜拉的喜爱了：娜拉与作者距离这样近，是因为她富有诗意地体现了他灵魂深处两个互相隔开的世界中的一个一梦的美好世界。娜拉在亨利·易卜生的心目中就是梦，是以最早的和温柔、天真和脆弱的形式出现的梦一关于奇迹的梦。她表现了渴望幸福和完美的那种完整的原始的情感，青年易下生就是带着这种情感迎接生活的一当它还没有用一些方法使他清之前。通过娜拉，他重新建立了与他自己的、充满期望的、孩童般的感情的联系一这就是他对她怀有不尽的柔情的原因。

只有当我们了解到，他是怎样不顾一切失望和碰壁，不断重新振作时，我们才能衡量出，这种对幸福的梦想之根扎得有多深。在各个不同的戏里，它都发出声音，或强或弱，但从不沉默。这是一种希望，尽管有各种悲观情绪，但希望始终照亮着易卜生的世界，这是一出天国的戏，它永远排斥彻底失望。我们看到，这种希望以最不同的现象在他所有的戏里不断再现，作为理想和乌托邦的各种类型的有：“第三王国”“真理和自由的精神”“快活的高贵者”和“头发里的葡萄叶”。但是在《玩偶之家》以后，只剩下一些虚弱的附属品了。对幸福的梦想被削弱到不可能再用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来体现，而只能是遥远国度里的未来的梦想和童话了；与实际生活相比，更像是纲领和宣言。除娜拉以外，只有一个人物与她一样把纯粹的梦当作生活的基石一一个像她一样占有易卜生的爱的人，这对双生子之一叫作培尔·金特。

他们俩惊人地相像，又惊人地不同。但培尔是一个独立的能够负责任的人，因此他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遣责。梦不能作为生活的准则为这个成年人服务，他不成熟，而且自己也表明了这一点。娜拉就不必这样做，因为作为妇女，她没有责任，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另一个人连在一起，并且依赖于他。由于这个人，而不是由于自己，她才失败。她本人停留在梦想的全部光辉里一易卜生的戏剧里唯一没有缺点、无可指摘的主人公。

如果这里对娜拉这个人物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想必可以用这种分析正确地理解戏的剩余部分。

首先，通过分析，戏的表面冲突的诗意的背景清晰可见。现在我们也就理解了，易卜生为什么格外热衷于对男人社会进行伪哲学的思辨，对两种良心的问题格外积极。虽然这是一种对立，易下生本人相信这种对立，并且表示他经历过这个矛盾一一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但是主要这是一种二元论，它与他本人分裂的生活感觉相一致，基于这个原因看来是适于接受它和表现它的。

我们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奇迹从未降临，而且不可能降临一为什么海尔茂采取他的这种立场，而不可能作出其他的反应。他是站在戏的心理层上，正如易下生自己所说的，“站在法律的基础上，用男人的目光来看待这件事”。原因却还更深些：在易下生的世界里，梦想从来不可能成为现实，而玩偶之家这对夫妇中的丈夫被选去充当了扼杀梦想的现实的工具。

因此几乎不值得去探讨海尔茂的立场，而对于所谓男人和女人的观点之间的对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是否与我们自己的经验相一致等问题的探索，也同样不值得。如果我们真的想从剧中发现些什么的话，这二者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前提。

必须讨论一下的倒是易卜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对海尔茂这个人物的设计，因为这对于我们把这个剧当作一个艺术整体来理解十分重要；同样，这个人物的塑造对戏中纯粹作者的意见与它的形式一—现实主义问题剧—的结合也是十分重要的。

戏中海尔茂的任务很清楚，他应该体现男人的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与娜拉的梦幻世界相对立。毫无疑问，他也具有一系列特点，使他看起来有资格完成这项任务。毫无疑问，他的外貌很好，他的举止给人以可靠和有教养的印象。他不顾经济拮据的窘况，在他的律师职务内最严格地遵守原则，他抵制一切由他的职务而产生的诱惑。他是一个好丈夫，并且相当好交际；生活的舒适和美好的方面他决不规避。托伐·海尔茂不仅认真地尽到他的资产阶级地位带来的义务，而且他还成了一个生活的艺术家和美学家。

对此毕竟不会没有报答。多年的困苦之后，他在社会中攀到了一个受重用的体面的地位，他有一个包括三个孩子和一个爱他、钦佩他的妻子在内的和谐而幸福的家庭，他有与他的家庭和睦相处的朋友。新上任的银行经理有充分的理由对生活对自己感到满意。即使他看来由于成功变得颇为自信，原则性很强，但这首先造成的印象是，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些特点解释为当时的生活方式，以及男人的虚荣心的可以理解的结果。

但是一旦了解了一些内幕，我们就知道了，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现象。在律师的品行端正的漂亮外表背后隐藏的是完全自私、渺小和怯儒的本质。这位法律界人士以道德的最严格、同时也最空洞的形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道德，即使只是大概地理解一点儿道德的更深意义，他都没有能力。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咒骂谎言和欺骗，强调诚实和正直是社会和品德的支柱。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他所为之辩护的这些品质本身的意义，而在于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道貌岸然和与之相关的威望。海尔茂很清楚，一次终将揭露的欺骗会造成一次丑闻，因此他必须诅咒它，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它。他生活的目的仅仅在于，在社会中达到一个保险的地位，附带着它的所有利益一一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按照资产阶级的观念，做到无解可击。因此不遭非议就是他的理想，任何出格的事就是最严重的犯罪。娜拉的作弊毁了他的好名声，也就等于毁了他的人生观。等到“空袭警报解除”后，他才重新镇静下来。这时他想忘掉整个事情，让一切都像没发生过一样一这时他理解，并且宽恕了一切。

我们从这种做法里所感觉到的基础的空虚，还得到了有力的证实：海尔茂不是凭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清醒的算计侮辱了柯洛克斯泰；作为主事的银行经理，他的决定是由个人的不满所支配，而这种不满是一个下属对他用了“你”这个称呼所引起的。

这些低劣的行为和行为特征没有必要与指派给海尔茂这个角色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它们既不归罪于男人看问题的方法，也不能归罪于资产阶级道德，而完全是易下生个人的事。正如现实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资产阶级制度也有它真正的价值，而且会提出完全合理的要求。人们因此会立即想象出这种社会制度的一位可尊敬的代表，他出于应该认真对待的理由必然与娜拉对抗。什么样的冲突不可能发生啊，在这种冲突之中娜拉在一场对于双方都值得一搏的斗争之后总是还会扮演一个占上风的角色，因为她代表了一种更高尚的道德。

但是正如事态又一次表明的那样，她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海尔茂虽然在某种方式上是娜拉的对立的一极，但他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在他们的观点上，而是表现在他们的人品上。所以戏的均衡变换了位置，这当中整个心理结构都受到损害。究竟谁能真的相信，一个像娜拉那样明辨是非的妇女，与这样一个卑劣的男人曾经结为幸福和谐的婚姻？谁又会真的相信，这两个人八年之久朝夕相处，同床共枕，有三个孩子，给他们洗礼，教育他们，与疾病和穷困进行斗争一海尔茂在解雇柯洛克斯泰之前就没有任何机会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娜拉和海尔茂的不相称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竞是怎么发生的？

许多情况都可能起作用。自从互相对立的两人中的一个像娜拉那样博得了易下生的好感开始，多数情况都是，另一个也能分享作者的垂青。人们必须承认，以下事实也具有某种意义：《玩偶之家》里的冲突不是易卜生随意虚构的，而是可以追溯到他的一个朋友，劳拉·基莱，几年前亲身经历过的一次婚姻。由于易卜生在生活中无疑是单方面地站在妇女一边，所以很可能他在作品里也这样做。但这只是人们为全面起见所能提及的琐碎事情。就海尔茂的卑贱这一点而论，无疑最重要的原因是易卜生对他的作品里代表社会现实的人缺乏理解和缺乏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的能力。因为如同《社会支柱》里的博尼克，海尔茂的境遇是：从某种可能的出发点出发，他看起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愈来愈不受易卜生的重视，直至最后也没有明显地揭示出他这个人的性格。

《玩偶之家》从第一幕至最后一幕的发展看起来是如此，从草稿到剧本完成的发展也是如此。作者在他的人物身上花的功夫越多，他心里就越是明白自己对他们的反感。最后定稿的时候，易卜生才明确地揭示了解雇柯洛克斯泰的理由，而在草稿里这仅仅是银行为重新获得公众的信赖进行普遍调整的结果。也是在最后定稿里才改为，海尔茂完全不能理解，在作问题上，不管怎样，娜拉是主要人物，以至他兴高采烈地说：“娜拉，我没事了。”草稿里本来是：“你没事了，娜拉。”（遗稿Ⅲ，155页。）

如果认为海尔茂的形象由此在连贯性方面获得了成功，也许比较符合事实。但是，他相应地在人的兴趣和人的尊严方面大大地失败了，这也同样是事实一作为一种受到局限的，但却循规蹈矩的社会道德的代表，任何一种有效性都丧失殆尽了。

低劣的海尔茂并不是《玩偶之家》里唯一的艺术缺陷。最后一场就它的表现方式效果更加乱。在分析戏的内在情节时我曾指出，娜拉完全被毁灭了，因为奇迹没有出现。依这个样子，情节发展最好按照它的诗的内容来解释，换句话说；这样戏就该结束了。随着幸福之梦终于完全破灭，作者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一一多余的话他就不应该再说了。

尽管如此，戏还在继续。致命的打击没有摧毁娜拉，相反一她脱掉狂欢节的化装服，穿上她的严肃普通的家常便服，决定离开丈夫和孩子们，同时在出走的时候还宣布了一整套改革纲领：关于真正的婚姻和所有的人一一女人和男人的独立生活的权利，以及为发展自己的个性而生活的权利。远远不是在对生活中梦想的永久失败进行美学阐述中消失，相反，戏归结到一个非常有力而且积极的结论：以对云雀的彻底否定和对现代妇女、妇女运动、时代思想，以及对崇拜卡米拉·科莱特的毫不掩饰的赞扬告终。我们怎么能从这外表看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间找到联系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暂时从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度出发来观察《玩偶之家》。我们可以不从内部，作为活生生的文学创作，而从外部，作为一部历史文献来看待它：19世纪的一部现实主义问题剧，他的时代的写照，同时也是一篇用来参加当时论争的论文。《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正值挪威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争论处于高潮，是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的时代。《职员的女儿们》已于1854一1855年发表，在这段时间里已经造成了影响。从那以后，卡米拉·科莱特不仅在书面而且在口头上继续了她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易卜生于1871一1872年在德累斯顿认识了她，并于1877年一—《玩偶之家》发表的前两年，在慕尼黑再度与她唔面。这一结识是如此引人注目，就连卡米拉·科莱特的传记作者都不会怀疑，是谁的思想真正激发了易卜生写这个剧本的热情。十二年后易卜生自己也写信给卡米拉·科莱特说：“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以某种形式进入我的作品”，“至今已有许多年了”。（1889.5.3的信，X，383页）易卜生还进一步认识了奥斯塔·汉斯泰，第二个伟大的女权主义者。

①卡米拉·科莱特（1813一1895），挪威小说家，终身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她的小说《职员的女儿们》（1854一1855）是挪威第一部心理小说。

当他1874年访问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时候，她刚刚在书面和口头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运动，反对男人对妇女的侵犯一一一场广泛引起注意，并且激起了愤怒的运动。易卜生终于有一个妇女站在他一边了，据我们所知，她显然是妇女解放思想的良好沃土和可尊敬的代表。所有这些情况和推测，我们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实，易卜生对妇女地位是多么关心。1879年冬，恰值他写《玩偶之家》时，他在罗马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建议给妇女以投票权。当建议遭到否决时，他十分恼火。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不。很清楚，易卜生从这些前提出发，在劳拉·基莱的婚姻故事的基础上，计划写一部关于妇女解放的剧本，关于两种精神法律和妇女在当今传统的男人社会中的艰难地位的时代悲剧。一部这样的剧本必须在逻辑上模范地解决冲突，同时进行一次有关真正的婚姻的讨论。

但是正如我指出的，实际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当易卜生已经开始动笔以后，他的写作与原先预想的并不相同。在选择的题材上，他所找到的与他本来寻找的有所不同并且更好。他看到一种向他心灵最深处的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当他的创作成为伟大的艺术作品时，他的灵魂深处就愈加显露出来。一首天才的诗出现在这部现实主义的、处理问题的作品中，论及生活中梦幻的力量和它的苦难，而这首“诗中诗”赋予全剧艺术生命一它的无休止的紧张。

开始时，两种因素是这样和谐地融合一体，多数人都很难找出它们不同的来源。直到最后，它们才变得清晰可见。当诗人的使命结束时，现实的妇女解放戏剧就单独继续下去。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与戏的其他部分相比，最后一场变成了枯燥的僵死的示威一娜拉的激烈决定和直接的道德说教都徒劳地想掩饰她内在的空虚。根据先前所阐述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玩偶之家》末尾明显表现出的艺术上的失败，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如果易卜生只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倾向诗人和战斗作家出现，他是多么无能为力啊。

结尾还说明了更多的东西。它指出，作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剧本的含糊不清。他的才智没能使他利用他在创作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而是一味地遵循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这当中他决不是劳而无功，而是让他的思想的这个虚弱的产物一刚刚出笼的女权主义者一去攻击云雀，指控她，责备她没有生活过，没有过幸福。

人们居然听到了这样多的废话！如果娜拉既没有按照她自己的，也没有按照我们的时代生活过，如果她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表现理想的话一谁能因此而否认，她在她的框框内，会因为活泼和幸福而遭殃？恰恰因此这才是天真的、满怀希望的、兴奋异常和被毁掉的娜拉，是活在我们记忆中的，并且使这出与时代相关的社会剧成为不朽之作的娜拉一恰恰是这个娜拉，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矛盾是这样尖锐，甚至几乎令人难堪地看到，一个作家怎样用这种方法否认了他最宝贵的宠儿；但是人们很容易了解，他是怎样误人歧途的。当时现实的考虑以及女权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易卜生，使他这样来描写娜拉。它们鼓励了他的幻想，使他产生了一种要在当时的斗争中完成一项有意义的任务的感觉，促使他建造他引以为骄傲的大厦；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具有一项完全合法的使命。但是就在玩偶之家一真正的玩偶之家一结束的时刻，它们的使命也就告终了。一个目光更为远大的作家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当它们只不过是一座已经完工的纪念碑的碍事的支架时，就会将它们推到一旁。但是易卜生没有看到这一点。脚手架不得不留在那里，并将永远时时刻刻妨碍着我们单纯地体会娜拉的情感。

（选自《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汪建译）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Puppenheim，中国译作《愧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孩子们又是她的愧。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Frauvom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愧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娜拉走后怎样？一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一一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一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①即易卜生。②即挪威。③指人形玩具。

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逛，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逛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逛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一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愧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臂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

①俄国小说家。

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臂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愧了么？也还是愧。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愧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愧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愧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一尤其是中国的，一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毅，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孩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

①笔记本。

②指1900年（庚子）爆发的义和团运动。

③阿哈斯瓦尔，欧洲传说中的一个补鞋匠，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

④通作毅，恐惧颤抖的样子。

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选自《坟》，《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迷娘走进来，问要不要帮他梳头。她走动很轻很轻；今天威廉对她不理不踩的，使她十分难过。

一种暗自滋长着的爱情，一种偷偷巩固了的忠诚，一旦终于被那个迄今还无缘享有它的人所体察，所发现，那真是再动人不过的啦。那久久紧闭着的蓓蕾成熟了，威廉的心也一下变得敏感得不能再敏感。

迷娘站在他跟前，注视着他的不安。

“我的主人！”她喊道，“你要是感到不幸，那叫迷娘怎么办啊？”

“宝贝，”威廉拉住她的手，回答说，“你也跟着我在痛苦啊。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她瞅着他泪光闪闪的眼睛，猛地跪倒在他面前。他仍然拉着她的手，她把脑袋枕在他的膝头上，静悄悄地待着。他抚弄着她的头发，态度和葛温柔。迷娘久久没有动弹。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感到她像是在抽搐，开始时很轻微很轻微，渐渐却传遍了全身。

“怎么啦，迷娘？”他叫起来，“你怎么啦？”

迷娘抬起小小的脑袋，望着他，突然用手按住心口，就像是忍受着痛楚似的。他扶起她，她倒在他的怀里，他于是搂紧她，亲吻她。她的回答是毫不动弹。她紧紧捂着自己的心口，冷不丁却发出一声大叫，身体也随之猛地痉挛起来。她一跃而起，可紧跟着又像四肢全瘫痪了似的倒在他的面前。那情景真是可怕啊！

“我的孩子！”威廉大叫，同时抱起她来紧紧搂着，“我的孩子，你怎么啦？”

疼挛继续着，从心脏扩散到了四肢；她整个瘫在了他的怀里。他把小姑娘紧紧贴在心上，泪水滴湿了她的身体。突然，她变得紧张起来，就像在忍受着身体的剧烈疼痛。可是不久，她的四肢似乎又充满了活力，像根压紧了的发条似的挑起来搂住他的脖子，而内心却好像被猛地撕裂了；就在这一刹那，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里滚滚流出，落进了威廉的怀中。他紧抱着她。她哭泣不止，即使如簧妙舌，也没法形容这泪水的巨大力量。长发散开了，披散在这泪人的脸庞周围；她整个人就像一道泪泉，在止不住地流泻，流泻。她的肢体变得柔软了，内心已得到宣泄；在迷惘的瞬间，威廉生怕她会溶化在自己怀里，叫他什么也抓不着。他因此把她抱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

“我的孩子！”他叫道，“我的孩子！你真的属于我，如果这样讲可以安慰你！你是我的！我将永远拥有你，不再离开你！”

迷娘仍旧珠泪滚滚。一终于，她站了起来，脸上闪耀着欣喜。

“我的父亲！”她叫道，“你要真的不离开我哟！你要真的做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孩子啊！”

这时，门外响起了竖琴的弹奏；老歌手已带着自己最心爱的曲子，来为他的朋友晚上消遣来了。威廉仍紧紧搂抱着自己的孩子，享受着最纯净的、最无法言表的幸福。

[省略部分即诗歌《迷娘》（之一）

第二天清晨，威廉在旅馆里四处都找不着迷娘，一问才听说是跟梅利纳一起走了。梅利纳一大早就起了身，为的是赶紧去取回那些戏装和其他的道具、行头。

几个小时过去了，威廉突然听见他门外传来音乐声，一开始以为是弹竖琴的老人又来了。但很快他便听出是齐特琴在演奏，而开始唱歌的嗓音却是迷娘的。威廉拉开房门，姑娘走了进来，同时唱着我们上边抄录的那首歌。

曲调和表现的情感都让我们的朋友喜欢极了，虽然歌词并不完全懂。他让小姑娘给他一节节反复唱，反复解释，自己则把歌词记录下来，并且翻译成德文。只不过有些特殊的词语，他只能大概揣摩出来罢了。这样，语句尽管马虎通顺，脱节之处尽管也凑凑合合接了起来，却丧失了情感的天真无邪。还有，曲调的优美动人，也无与伦比。

每一节的起头她都唱得庄严、激昂，好似要让人注意什么特别的东西，好似要表现什么重大的事物。唱到第三行，歌声却变得低婉、沉郁起来。“你知道吗？”几个字，她表现得充满了神秘和思索；“前往！前往！”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向往渴求；“随你前往！”则在反复轮唱中变化有致，时而恳求，时而催促，时而充满渴望，时而满怀憧憬。

迷娘第二次唱完了这首歌，便停下来，目不转晴地望着威廉问道：

“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想必是指意大利吧，”威廉回答，“你从哪儿学会的这支歌子？”

“意大利！”迷娘郑重其事地说，“你要去意大利，请一定带上我，这儿我觉得很冷啊。”

“你曾经到过那儿吗，我的孩子？”威廉问。

小姑娘没吱声，再怎么问也不吐一个字。

（节选自《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杨武能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一1837），是19世纪俄罗斯伟大的民族诗人，俄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在俄国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高尔基称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始祖”，是“伟大的俄国人民诗人”。

普希金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世家。父亲有很多藏书，叔父又是诗人，当时文化界的名流经常是他们家的座上客。环境的影响，使普希金少年早慧，七八岁时便学习写诗了。还有，普希金从小便由农奴出身的保姆照管，经常从她那里听到民间故事和传说，从而受到民间口头创作的熏陶。1811年，普希金十二岁时，进入彼得堡的皇村学校学习，深受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和反对沙皇的进步贵族革命团体十二月党人接近。普希金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和关于政治问题的辩论。1812年的卫国战争，更激起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诗人在青少年时代，为反对拿破仑战争的爱国激情所鼓舞，并受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影响，写了不少反对专制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和《乡村》等，都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想和决心。普希金的政治诗，当时在进步的贵族青年中间广泛流传，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极度不安。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愤恨地说：“应该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是煽动性的诗，所有青年都在背诵这些诗。”由于皇村学校一些老师的说情，诗人才免于西伯利亚流放之苦，而被放逐到遥远的南方去。从1820年起，他在那里熬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岁月。

但这种变相的政治流放，并没有禁住诗人热爱自由的思想；相反，在南俄期间，他同十二月党人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他参加了他们的秘密集会，并写了号召反对农奴制、杀死暴君的著名诗篇《短剑》，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此外，南方优美的自然景色，哥萨克人的奇风异俗，进一步激发了诗人的浪漫主义热情，丰富了他的诗歌的题材和形象。在这里，他不仅创作了《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和《茨冈》等著名的故事诗，而且还写了《囚徒》《致大海》等卓越的抒情诗。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诗人渴望自由的思想感情，反映了进步贵族青年寻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充满着对上流社会的愤和对纯朴的山民、茨冈人的同情。在这个时期，普希金的浪漫主义诗歌达到了高峰。从此以后，诗人的创作便开始了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现在我们所要着重讲解的《致大海》，便是普希金在南俄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著名的抒情诗的创作经过是这样的：诗人自1820年5月被放逐到遥远的南方以后，先是到高加索，又到克里米亚，然后在基希略夫住下来；1823年7月又迁徙到黑海沿岸的敖德萨。他在敖德萨住了一年，1824年7月，因为同总督伏罗佐夫发生冲突，于是遵照沙皇的命令，要把普希金放逐到普斯科夫省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交当地的警察和教会监视。当普希金要离开敖德萨，向大海告别的时候，心情激动，感概万端，于是动手写作这首充满忧愤和革命激情的诗，而这首诗的最后完成，则是在新的流放地一米哈伊洛夫斯克。

诗人在这首诗里，通过鲜明而生动的艺术描写，充分抒发了内心的激情。读过全诗，使人深深感到，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对人类解放的热烈追求、对暴力统治的强烈憎恨和抗议，跃然纸上，弥漫全篇，有极大的感染力，使人读了顿觉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几年的流放生活，对普希金的创作来说，意义是重大的。他的生活视野扩大了，秀丽奇伟的自然风光，同各族人民和民间诗歌的广泛接触，特别是同十二月党人的密切来往，使他的诗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但是，这种生活毕竟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敖德萨的一年里，正是他精神上非常忧郁、情绪波动极大的时期。这时候，欧洲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正由高潮开始低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烈火熄灭了，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像一群疯狂的野兽，向自由，向一切民族解放运动猛扑过来。西欧革命的失败，给十二月党人领导的俄国解放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这种低沉的政治空气下，诗人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自然会激起满腔郁愤和革命激情，而这种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致大海》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致大海》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向大海（“自由的元素”）告别。

（二）与大海（“自由的化身”）有关的一些回忆和联想。

（三）发誓在“静寂的荒原”（诗人新的流放地），决不忘记大海。

诗一开头，便是向大海告别。诗人大声呼唤着：“再见吧，自由的元素！”“自由的元素”，指的就是大海。大海在这里是自由的化身。诗人是怀着悲愤和痛苦的心情来向大海告别的。在敖德萨这一年的孤寂生活里，诗人和大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他要离开这里，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过更孤寂的生活了。面对着大海的汹涌滚动的蓝色波涛，倾听着它那如怨如诉的喧响，诗人的心情该是如何地激动啊！这时候，他想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开这自由的大海，在宪警的押送下前往遥远北方的一个荒僻小村，心情的激愤，是可以想见的；而这种激越的情感，我们显然可以从诗人向大海的呼唤声中分辨出来。

从第3节起，是诗人有关大海的一些回忆和联想。诗人回忆起他在孤寂的流放生活中和大海结下的深厚友谊。他对大海的爱恋，反映着他对自由的渴望。他热爱大海的任性的、放荡不羁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其实也正是一个自由战士的性格。他惯于在静寂的黄昏，独自在大海岸边徘徊。大海深沉而悲壮的涛声，曾引起了诗人的多少遐想；他热爱大海的喧嚣，聆听大海的音响，心里曾泛起多少关于自由的幻想，他怀着“狂欢之情”，向大海祝贺“自由”的胜利，他让自己那颂扬自由的歌声驰骋在“波涛的峰顶”。他倾听大海的召唤，向往自由，但他自己却被牢牢地束缚着，而得不到自由。因此，他的心灵只有“徒然地挣扎”！他曾为一种“隐秘的愿望而苦恼着”一想秘密地逃往海外，因为他觉得生活在“神圣的俄罗斯”实在是太痛苦了。然而，就连这样的愿望也不能实现。他茫然自顾，可出路在哪里呢？他感到一阵迷惘，一阵悲伤。

茫茫的大海，引起了诗人的种种联想，他想起了拿破仑和拜伦。拿破仑生前的事迹使他的“心灵”感到“震惊”，但他对拿破仑的命运却一方面表示惋惜，同时又有遣责之意。诗人称拿破仑最后流放并死在那里的圣海伦娜岛（那个“峭岩”），为“光荣的坟墓”。这可能是从拜伦那里借用来的，拜伦就写过一首歌颂拿破仑的诗，名叫《译自法文的颂诗》。普希金崇拜拜伦，因此他对拿破仑的看法，就可能与拜伦相同。拿破仑这个不可一世的野心家，是在法国革命动荡不安的局面下篡夺了政权的。当时民主力量与反民主力量之间斗争异常激烈，拿破仑以“超阶级”的、“全民”的利益的拥护者自居，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政权；后来他又恢复了君主政体，自己当上了皇帝，成为压制自由民主、扼杀革命力量的暴君。他用人民的鲜血征服了欧洲的君主们，他用窃得的权力，对人民施行暴力统治。然而，他终于倒下了，一切都成了过眼的云烟。现在他只有“沉溺在那儿寒冷的睡梦里”，去回忆那逝去的“光荣。无声无息地“长卧在苦难中”。这就是那个野心家、暴君的最后下场！普希金在这首诗里对拿破仑显然有惋惜之意，但更多的是对他的嘲讽和遣责。

诗人接着又想起了拜伦。这时候，拜伦逝世的消息刚刚传来，普希金对自己一向崇拜的伟大诗人之死，感到无比的悲痛。他称拜伦是“天才”“我们思想上的王者”“自由的歌者”。拜伦的歌颂自由、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诗篇，对普希金有着巨大的影响，普希金在自己的诗里曾经多次以崇敬的心情提到拜伦。这两个同时代的伟大天才，无论在思想，气质和性格上，或诗的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致大海》一诗，显然受到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影响。但拜伦之所以得到普希金的敬重，除了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以外，主要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个为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理想而斗争的英勇战士。在国内，拜伦曾站在工人一边，反对英国政府镇压工人的反动法令；1816年拜伦离开英国以后，曾参加过意大利烧炭党的革命斗争，后来又积极参加希腊反对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斗争。1823年夏天，拜伦乘自己出资装备的战舰到了希腊，受到希腊人民的热烈欢迎，并授予他“总司令”的光荣称号。第二年4月因患黑热病死在希腊的米索隆基要塞。拜伦的死，引起希腊人民和全欧洲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沉痛哀悼。拜伦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和革命精神，引起了普希金的强烈共鸣。普希金曾一度想要逃往海外，可能也是受拜伦的影响。诗人向大海热情地呼唤：“喧腾起来吧，激荡起阴恶的天气吧，哦，大海，他（拜伦）曾经是你的歌者。”诗人是把拜伦当作自由的化身来歌颂的。他向大海倾诉：“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他是用你的精神塑成。”他在拜伦的身上看到了他所热情歌颂的大海的深沉和难以驯服的倔强性格，他向大海诉说：“他（拜伦）像你一样威严、深邃和阴沉，他像你一样，什么都不能使他驯服。”但是，“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这个歌者消失了”，他把光荣留给世界，让人们永远怀念他，歌颂他。我们从诗里看到，普希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悼念拜伦的；这位伟大诗人和自由战士的死，使他感到悲痛不已。

世事的险恶，自由理想的幻灭，使普希金陷入痛苦的深渊，失望像一片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他感到“世界空虚了·…………”，“人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他到处不能自由地歌唱，他到处为反动的当局所不容，如今似乎在天地间已找不到一个可以供他栖身的地方了。“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已就有人看守，或许是开明的贤者（指资产阶级文明一作者注），或许是暴君。”然而，诗人并没有被失望和痛苦压倒，他对自由和人类的解放仍然充满着信心。最后，他向大海庄严地宣誓，他决不忘记大海，要永远记着它那“庄严的美色”和“黄昏时分的轰响”，把大海在他心头燃起的怒火，“带进森林，带进静寂的荒原”，带到北方新的流放地去。

不言而喻，《致大海》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对自由的热爱和赞颂。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描述与大海的特殊友谊，抒发了他对自由的渴望和梦想，梦想破灭后的痛苦，以及为自由而斗争的决心。这首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反映了诗人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人民所最关切的问题和人民的愿望，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诗人是从自己的内心感受来描写大海的。由于对自由的渴望，他特别渲染大海的形象。诗人把自己的心情和大海密切地联系起来，融合在大海的形象里，使诗歌富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正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特征。

诗的结构是和谐的、完整的。为了描写大海的宏伟和壮丽，诗人选用了大量鲜明生动的、富

荡”，“蔚蓝色的波涛”“骄傲的美色”“忧郁的怨诉”“悲哀的喧响”“波涛的峰顶”“静寂的荒原”等。这些语言，经过艺术地组合和运用，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使诗的形象鲜明突出，使全诗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和感人力量。

普希金以《致大海》等诗篇，基本结束了自己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他于1824年，从南方的海边被放逐到北方的“静寂的荒原”以后，在那里又度过了两年被幽禁的岁月。这时候，他钻研历史，搜集民歌、故事和童话，接触民间创作，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更丰富的现实内容和鲜明的民族特点，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在此后创作的历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特别是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

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是俄国文学的开创者。他继承了古代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大大发展了它。无论在对生活的描写、性格的塑造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表现方面，他的作品都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在俄罗斯文学中，他为现实主义争得了主导的地位，成了反映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在各种文学体裁上，如抒情诗、叙事诗，诗剧、小说、童话等，都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至于普希金的语言，果戈理说：“他的作品像一部辞典，包含了我们语言全部的丰富、力量和灵魂。”屠格涅夫说：“毫无疑问，他创立了我们的诗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斯大林也曾指出，普希金逝世一百多年来，“俄语就其结构来说，与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别”。

总之，普希金的创作，即使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今天讲的《致大海》并不是他的主要作品，我们还应该阅读普希金的那些代表作。

（选自《作品选讲》，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文中所引诗句为戈宝权译，与教材不同）

美国诗人需要囊括新旧事物，因为美利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美国诗人须与美利坚民族相称。对于他来说，其他大陆都能为他所用。为了那些大陆和他自己，他接纳了那些大陆。他的精神与他国家的精神相应和，他是这个国家的地理、生态以及江河与湖泊的化身。密苏里河、哥伦比亚河、俄亥俄河、瀑布密布的圣劳伦斯河、充满阳刚之气的哈德逊河、年年泛滥且水道曲折的密西西比河一它们注人大海，更流入了他的心田。那辽阔的蓝天，无论是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内海上的蓝天，还是马萨诸塞州和缅因附近海域上空的蓝天，还是曼哈顿湾、张伯伦湖、伊利湖上的蓝天，还是安大略省和休伦湖和密歇根州及苏必利尔湖上的蓝天，还是在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佛罗里达州以及古巴的海域上的蓝天，又或是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州附近的海上的那片蓝天，都与它下面的湛蓝的海水相映衬，而他也与这碧海蓝天相呼应。当大西洋海岸和太平洋海岸延伸时，他也顺势随着它们的方向向南或向北延伸。同时他也自东向西地横越于它们之间，并反映它们之间的一切。在他身上长出了一些坚实之物，而且这些坚实之物堪比松树、雪松、铁杉、橡树、蝗虫、栗树、柏树、山核桃树、菩提树、杨木、鹅掌楸、仙人掌、野葡萄树、罗望子树、柿子树等。它们交织在一起，仿佛藤丛或沼泽里的纠缠物，如同覆盖着透明的冰、披挂着啪作响的冰凌的森林，又像是山脉的侧面及顶峰，又如无树平原或山地或大草场那样充满着芳香而又无拘无束的牧场，到处都充满着飞翔、唱歌及尖叫的声音，与那些野鸽、啄木鸟、黄鹂、大鹞、浪鸭、红肩鹰、鱼鹰、白鹅、印度雌鸡、猫头鹰、水雉、牢狱鸟、杂色雄鸭、乌鸦、嘲鸦、秃鹰、夜鹭与鹰集等应答着。对于他来说，面容是父母双方共同留给他的遗产，而进入他身心的是真实事物以及过去和当前事件的本质：有多种多样的气候、农业以及矿山，有土著人的红色部落，有在经历过饱经风霜的折磨后才进入新的港口或着落于充满岩石的海岸的船舶，有在北部或南部定居的第一批移民者，有灵活矫健的身材和肌肉，有1776年的傲慢对抗，有战争、和平和宪法，有总被蠢话连篇者包围但总是那么冷静而坚不可摧的联邦，有不断涌人的移民，码头林立的城市和优良的船队，未经勘探的内陆，有木头房子和林中空地、野生动物、狩猎者和设阱捕兽者，还有自由的贸易一渔业、捕鲸业和淘金业，不停孕育而生的新州，每年召开的国会，按时从各个地区和最远的地方到来的议员，年轻技师和所有自由美国工人的高尚品质，平凡的热情、友谊、事业心，男女之间的完全平等，强烈的爱欲，人口的自由流动，生产、贸易以及省力的机器设备，南北的互通有无，纽约的消防员和野外打靶，南方种植同的生活，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特性，奴隶制和其胆小的维护者，和那些在奴隶制结束之前，或在舌头停止说话和嘴唇停止运动之前都会坚决反对蓄奴的势力。对于上述种种，美国诗人将会有超凡而新鲜的表达，他们的表达是非直接的、非描述式的、非史诗般的，它的性质不仅贯穿于这些之中，而且范围还要大得多。让别的国家歌唱他们的时代和战争吧！让它们详细描述它们的纪元和品质吧！让他们如此这般结束他们的诗歌吧！但共和国伟大的赞美诗却不是如此，这里，诗的主题是独具创新的，并且还展望未来，这里，在那些受人喜爱的石匠中出现了一个断然而科学地策划的人，他在今天没有坚固之物的地方看见了未来坚实而又美丽的丰碑。

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血脉最富有诗意气质的国家，最需要诗人，而且必将拥有最伟大的诗人，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这个国家的仲裁不是总统而是诗人。所有的人类中，伟大的诗人是最温和稳重之人。事物不是在他身上时，而是在离开他时才显得怪异、反常或者神智迷乱。凡事不当无一是好，凡事得当无一是坏。他恰到好处地赋予每一样物体和品质以适当的比例。他是多样性的仲裁人，他起着关键的作用，他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平衡者，他为那些需要的人供应其所需，制止那些需要被制止的。如果和平时期，他便显示出和平的精神，即拥有广大的土地、富裕的生活、节俭的好习惯以及建立巨大而人口密集的城市，鼓励农业、艺术、商业一照亮对人类、灵魂、永生的研究一联邦、州或市政府，婚姻、健康、自由贸易、水陆往来。没有什么太近，也没有什么太远，群星也离得不远。在战争时期，他是战斗中最强大的力量，谁征募了他，就等于征募了骑兵和步兵，他会拿来武器专家们见过的最优良的大炮。如果时代变得怠情而又沉闷，他知道如何唤醒它，他可以用他说的每句话给时代带来活力。在旧俗、恭顺或陈规的泥沼中，即使一切都停滞，他也绝不会停滞。他不受制于恭顺，恭顺受控于他。他站在那高不可及之处，打开一盏聚光灯，用手指扭动枢轴。他可以很轻易地追上并包围那些最敏捷的奔跑者，把他们击败。虽然随着时光的推移，世界渐渐趋于背叛、阿与嘲弄，但他仍然靠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屹立于世界。他呈上自己的菜肴，他奉献出自己美味而营养的肉食来强健人们的体魄。他拥有最杰出的头脑。他不是辩手，他是裁判。他不像法官，而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无助者。由于他看得最远，他有最崇高的信念。他的思想是赞扬事物美德的颂歌。在谈及灵魂、永恒与上帝时，如果离开了他的平等立场，他就会一言不发。他不把永恒看成是一部既有序幕又有结局的戏剧，他在人身上看到了永恒，他不把人看得如梦幻般那样虚无或微不足道。信念就是灵魂的防腐剂，它弥漫在人群中，保护着他们，他们从不放弃信念、期待与信任。一个无知者会蔑视并嘲笑高贵的极具表现力的天才，这就显示了那无知者的难以描述的幼稚与混乱。诗人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并非伟大艺术家的人也可以像最伟大的艺术家那样神圣与完美。他随意使用摧毁或改造的力量，但他从不使用攻击的力量。过去的终究过去了。如果他不显示自己优越的典范，不一步步地证明自己，那他就不会被需要了。最伟大诗人要战胜的，不是谈判、斗争或任何已准备好的意图。现在他已走过了那条路，从他身后看他吧！没有留下任何绝望、厌世、狡诈、专横、因种族或肤色的耻辱以及对地狱的幻灭或肯定的一点点痕迹。从那以后，不会有人因无知、软弱或罪恶而受耻辱。

最伟大的诗人眼里几乎没有细小琐碎之事。如果他给曾经被认为是微小的东西注人生命，那么它们就会壮大起来，拥有宇宙的壮美和活力。他未卜先知，他独一无二，他是完整的。其他人和他一样好，然而只有他知道这点，其他人则不知。他不是合唱队的一员，他不会因为任何规章制度而止步不前，他是掌管规章制度的人。他对其他一切的作用就如同视力对其他一切的作用一样。谁知道视力那令人好奇的奥秘呢？别的感官证实它们自己，但这个感官除了它自己以外就无其他证据了，而且它是精神世界的特点的先驱。他只要轻轻一警，就能嘲笑人的所有调查、世上所有的工具和书以及所有的推论。什么是惊人的呢？什么是未必如此的呢？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或无根据的或模糊的呢？只要你睁开桃核大小的眼晴，看看远处近处的一切，看看日落，将所有事物迅速地、温柔地又及时地纳入眼底，没有任何混乱、推撞和堵塞。

陆地、海洋、游鱼、飞鸟、天空、日月、森林、山川、河流，这些都不是微末的主题·.但是人们却期望诗人展现的不仅仅是这些沉默的事物之美丽与高贵，人们期望诗人能够指出从现实通往他们灵魂的道路。男性和女性都能很好地感知美，也许还做得和诗人一样好。猎人、伐木工人、早起的人以及花园、果园、田地的种植者们的热烈和执着，身体健康的妇女对具有阳刚之美的航海员以及赶马者的爱慕，人们对阳光和户外的热爱，这些都是长期生活在户外的人们对于美的无穷感知以及他们身上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各种各样的体现。他们从来不靠诗人的帮助去感知（高雅优美），有的人也许想要这样，但却做不到。诗歌的本质不在于韵律的安排、形式的统一或对事物的抽象表达，也不在于感伤的抱怨或有益的言，而在于由所有这些及其他内容的生命，它们都存在于灵魂之中。押韵的好处在于它为更为甜美丰富的韵律播下种子，而形式统一的好处在于它将自己传达到土地里那视野所不能及的根里。完美诗歌形式应允许韵律自由成长，应准确而松散地结出如同那丛丛丁香和玫瑰般的花蕾，形状像栗子、橙子、柠檬和梨子一般紧凑，并散发出形式的难以名状的香味。最精美的诗歌、音乐、演说和朗诵的流畅性以及其修饰都不是独立的而是隶属于的他物的。美的血液以和美的头脑是一切美的源泉。如果能将这两种不凡之处在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同时体现出来，那便足够了。全宇宙都将认同这个事实。但是头和虚饰即使搞一百万年也不会被接受。过于费神纠缠于装饰和流畅的人是误人了歧途。你应该做的是：热爱万物，轻视金钱，对每个请求帮助的人施以援手，包容愚人和疯子，不为任何已知和未知的事、不为任何一个或一群人卑躬屈膝，以你的收入以及能力帮助他人，增恶土豪劣绅，对上帝虔诚，对人们耐心宽容，对人对事谦虚，和有能力但没有接受教育的人、青年和家庭主妇友好相处。在你生命的每时每刻细细品读这些片段，重新审阅你在学校、教堂或书本里所学到的，摒弃那些侵犯你的灵魂的东西。那你自身就将成为优美的诗歌，不仅在语言里，而且在你的唇和脸静默的线条里，在你每次眨眼之间，在你的每个动作和关节间都拥有了最丰富的流畅性。诗人不应该在不必要的工作上浪费时间。他应该知道土地是松好了土上好了肥的，随时都可以耕种，别人或许不知道但他应该知道。他应该前往去创造。他的信念应该掌控他所接触的每一事物的信念以及一切情感。

（选自《名著之前言与序言》，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罗涌洁等译）

1990年7月。我和特朗斯特罗姆坐在波罗的海的龙马屋岛上。

问：你受过哪些作家影响？

答：很多。其中有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艾吕雅和瑞典诗人埃克罗夫。

问：你认为诗的特点是什么？

答：凝练。言简则意繁。

问：你的诗是否和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

答：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也就是形式语言、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我的诗与绘画接近。我喜欢画画，少年时我就开始画素描。

问：你对风格是怎么看的？

答：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

问：你的诗，尤其早期的诗，试图消除个人的情感，我的这一感受对不对？

答：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息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息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

问：有人认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你是怎样看的？

答：也有人认为我的诗缺少智性。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和梦是手足。很难把内心不可分的东西分成哪些是智性哪些不是。它们是诗歌试图表达的一个整体，而不是非此即彼。我的作品一般回避寻常的理性分析，我想给读者更大的感受自由。

问：诗的本质是什么？

答：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选自《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