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单元责任与担当

1.魏征魏征（580一643），字玄成。唐初名臣。先世是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魏征少孤贫，好读书，多所通涉。素怀大志，见天下渐乱，尤注意研究纵横之学。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大业十三年（617），魏征为李密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唐武德元年（618），魏征随李密投奔李渊，后为太子李建成侧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此后渐为太宗信任，历任重臣，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

唐太宗即位初，有的大臣认为大乱之后，只有像秦汉那样严刑酷法，才能压服人民。魏征用历史事实证明，大乱之后人民渴望致治，只要教而化之，采取适当措施，上下同心，是可以迅速致治的。他帮助唐太宗确定了“去奢省费，轻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治国方针。唐太宗曾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得于此，皆魏征之力也。”

魏征还敢于犯颜直谏，前后所奏二百余事，其中大部分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当贞观之治已经形成以后，他仍然关心国家的安危。贞观十一年所上的《论时政疏》《十思疏》，是其中最为重要者。综合所谏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省费，轻薄赋；举贤任能，斥退邪；坚持法制，力避任刑；虚怀纳谏，不责过激；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

贞观十七年（643），魏征卒。太宗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殆逝，遂亡一镜矣。”太宗还亲自为魏征撰成碑文，亲书刻石。此年，太宗在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功臣肖像，魏征名列第四。太宗晚年发动亲征高句丽的战争，损失巨大，受创班师，他懊悔地说：魏征如果在世，就不会使我有这次出征。

唐贞观中修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书，魏征总领其事，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隋书》的序论及《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皆出其手。他还主持编写了《群书治要》。

2.苏洵

苏洵（1009一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他被称为老苏，三苏均被列人唐宋八大家。他少不喜学，而喜游历名山大川，27岁始发愤读书。皇祐、至和年间，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仁宗嘉祐元年（1056）送二子人京应试，以文章谒欧阳修。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之，父子三人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朝廷诏试策论，辞不赴命。五年，被任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同修《太常因革礼》。治平三年（1066）卒。

苏洵论文与欧阳修倡导的古文革新主张相吻合。他认为作文的目的为“言当世之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可以充饥，药石可以治病（见苏轼《绎先生文集叙》引苏洵语），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他反对时文，指责那些好奇务深、虚浮不实、浅狭可笑的文章，提倡一种自然流畅的文章风格，认为作文应如风水相遇，自然成文，这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之甫说》）。他品评古今文章，往往着重分析各家的艺术风格，很少有宋人论文的道学气。在其《上田枢密书》与《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历评先秦至本朝诸家文章，大都准确精当，尤其是对欧阳修文风的评价，几乎成为千古定评。苏洵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是散文。其文章大部分都是议论文，往往直接针对北宋社会的现实而作。他的政治革新主张集中体现在《几策》《衡论》以及《上皇帝书》中。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应当“定所尚”，为了“定所尚”，就必须“审势”。他认为北宋王朝的现实是吏治腐败，军纪涣散，府库空虚，对外忍辱偷安，因而主张“尚威”，破除苟且怠惰之气，激发天下进取之心。在这种改革精神的指导下，他对吏制、法制和经济都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革新措施。由于北宋面对契丹、西夏两大强敌的侵扰，外患乃是北宋王朝的心腹之疾，于是他投注大量精力研究古今兵法和战争，《权书》以及《几策·审敌》，《衡论》中的《兵制》《御将》等，都是研究军事问题的专著。他的一些史论也往往借古讽今，如《六国论》即为讥刺宋王朝贿赂求和而作。从语言艺术上看，苏洵的散文以气势胜，具有荀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观点明确，论据有力，析理深透，语言犀利，酣畅恣肆，波澜起伏，结构谨严，妙喻连篇，旁征博引，呈现出雄奇高古的风格。苏洵的散文在当时就颇具影响，对改变当时不良文风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自宋以后，明清各代作家均对其散文给予很高评价，把它作为学习的范本。苏洵诗作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言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

1.《谏太宗十思疏》臣听说，想要树长得好，一定要使它的根扎得稳固；想要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德行和道义。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远，根不稳固却想要树木长得好，德行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很愚味无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样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帝王的重权，处在天地间重要的地位上，将推崇皇权的高峻，永保无穷的福禄。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德行不能保持深厚，性情不能控制欲望，这就如同砍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水流得远啊。

历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的重大使命，没有一个不是（创业之初）在深深的忧虑中而德行显著，但大功告成之后却德行衰微的。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保持到底的大概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就很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德行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德行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实现了志愿，就会放纵自己的性情，看不起别人。竭尽诚心，吴越也能结成一体，傲视别人，骨肉亲人也会成为陌路之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人民，用盛怒来威吓人民，他们最终只是苟且免于刑罚，但是并不会怀念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顺，内心里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畏惧的是百姓心怀怨恨；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奔驰的马车却用朽烂的绳索，怎么可以忽视呢！

身为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见到自己贪图的东西就想到知足来警诫自己；将要兴建什么就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宁；想到帝位高而险，就要不忘谦虚，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处于百川之下却能容纳百川；喜爱田猎就想到网开一面，捕杀有度；担心懈怠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耳目被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考虑到可能出现谗之人就想到端正自身，贬斥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施刑罚。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发扬光大《尚书》所讲的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加以任用，挑选好的意见而加以采纳，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贡献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德的人就能广布他的仁爱，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争逐（效力），对君主来说便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的年寿，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说什么百姓就会被教化。何必自己耗费精神、苦苦思索，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的耳、明亮的眼，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呢！

2.《答司马谏议书》

安石启：昨天承蒙您来信赐教，我私下认为跟您往来交好的日子很久，但是议论起政事来常常意见不合，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多有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要（向您）勉强解释，最终必定不能被您理解，所以只是简略地给您写了回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又想到君实待我优厚，书信往来不应该简慢草率，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原谅我吧。

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尤其在于名实是否相符。如果名实的关系明确了，那么天下的根本道理也就清楚了。现在您指教我的，认为我侵夺官吏职权，生事扰民，与民争利，拒绝接受不同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非议。我却认为接受皇上命令，商议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夺官吏职权；施行先王的政治主张，以此来兴利除弊，这不是生事扰民；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是与民争利；批驳荒谬有害的言论，排斥巧辩的人，这不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至于天下对我对怨恨非议这么多，那是我本来预先料到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把不忧虑国事，附和世俗，向众人献媚讨好当作美德，皇上想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不去考虑反对者的多少，想出力帮助皇上与之对抗，那么这些人又怎么会不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怨恨他的是老百姓啊，并不只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考虑到这样做合宜就采取行动，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正确且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地方的缘故啊。如果您责备我在位时间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老百姓受益，那么我知罪；如果您说我现在应该不做任何事，守着以前的成法就行了，那么这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无缘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到极点。

3.《阿房宫赋》

六国覆灭，天下统一，蜀山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阿房宫建成了。它覆盖三百多里地，遮蔽天日。从骊山的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阳。渭水和樊川浩浩荡荡，流人宫墙。五步一座高楼，十步一座亭阁；长廊如腰，萦回曲折，檐牙高挑，像鸟仰首啄物；（这些宫室）各依地势而建，均与中心区相连，如同钩连心脏，檐角对峙，好像兵戈相斗。它们盘旋屈曲，像蜂房，像水涡，高高矗立，不知有几千万座。长桥卧在水上，没有云怎么出现了龙？楼阁之间的通道架在半空，并非雨过天晴，怎么出现了彩虹？高高低低的楼阁使人迷惑，分辨不清西和东。人们在台上唱歌，歌声响起，好像充满暖意，如同春光一般和煦；人们在殿里舞蹈，舞袖飘拂，好像带来寒气，如同风雨交加那样凄冷。同一天之内，同一座宫里，天气冷暖不一。

六国王侯的宫妃们、女儿孙女们，辞别六国的楼阁宫殿，乘坐车来到秦国。从早到晚歌唱弹琴，成为秦始皇的宫人。星光闪烁，是宫人打开了梳妆的镜子；乌云纷纷扰扰，是她们清晨在梳理鬟发；渭水涨起了一层脂膏，是她们在泼掉含有脂粉的洗脸水；轻烟缭绕，香雾弥漫，是她们在焚烧椒兰等香料。雷霆般的声音突然响起，是宫车从这里驰过；的车轮声渐听渐远，遥遥地不知道它驶向何方。宫人们的每一处肌肤，每一副容貌，都极尽妩媚娇艳，她们久久地仁立，远远地凝望，希望皇帝能宠幸自己。有的甚至三十六年都没有见到过皇帝。燕赵收藏的奇珍，韩魏聚敛的金玉，齐楚保存的瑰宝，都是多少代多少年，从百姓那里抢掠来的，堆积如山。一朝不能保有，都运送到这里。把宝鼎当作铁锅，美玉看成石头，黄金视为土块，珍珠看作石子，扔得到处都是，秦人看着，也不觉得太可惜。

唉！一个人的心思，就是千万人的心思。秦始皇喜欢繁华奢侈，老百姓也顾念自己的家。为什么搜刮钱财的时候一分一厘也不放过，挥霍起来却像泥沙一样呢？（秦始皇的聚敛，）使阿房宫里支撑大梁的柱子，比在田里耕种的农夫还要多；架梁的椽子，比织机旁的做工的女子还要多；钉头个个凸起，比谷仓里的谷粒还要多；瓦缝参差，比（人）全身衣服上的丝线还要多；直的栏杆，横的门槛，比九州的城郭还要多；管弦之声嘈杂，比闹市里人们的言语还要多。这使得天下人不敢口上言语而只敢心中含怒。独夫秦始皇的心，也一天比一天骄横顽固。戌边的士卒呐喊起来，函谷关被攻占，项羽燃起了一把大火，可惜豪华的阿房宫变成了一片焦土！

唉！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灭亡秦国的是秦自己，不是天下人。！假使六国能够各自爱惜他们的百姓，那么足以抵抗秦国；假使秦又能够爱惜六国的百姓，那么可以传递三世乃至万世而做君王，谁能够消灭它呢？秦人来不及为自己悲哀，而后人为他们悲哀；如果后人为他们悲哀而不以他们为鉴，也会使更后来的人再为后人悲哀了。

4.《六国论》

六国灭亡，不是因为武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向秦国割地求和。向秦国割地求和，自己的实力就亏损，这是灭亡的原因。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都是因为向秦国割地求和吗？回答说：不向秦国割地求和的国家由于向秦国割地求和的国家而灭亡。因为失去了其他国家强有力的援助，不能单独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向秦国割地求和啊。

秦国除用攻战获取土地之外，（还收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得到邑镇，大的就得到城市。把秦国通过割让而获得的土地，与战胜而得到的土地比较，这实际上多达百倍；把六国因割让而丧失的土地，与战败而丢失的土地比较，这实际上也多达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六国诸侯最大的忧患，的确就不在战争了。想想他们死去的祖辈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有了一点土地。子孙对待土地却不很爱惜，拿它送给别人，好像丢弃小草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然后才能得到一夜的安睡。待起来一看四方边境，秦国的军队又到了。既然如此，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强暴的秦国的欲望没有满足之时，诸侯送给秦国土地越多，秦国侵略诸侯就越急迫。所以，不用作战，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已经判然分明了。六国终于灭亡，是理所当然的。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好像抱着柴去救火，柴不烧完，火不会熄灭。”这话说对了。

齐国不曾向秦国割地求和，最后也随着五国灭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齐国亲附秦国而不帮助五国。五国已经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了。燕国与赵国的君主，起初有远大的谋略，能够守住他们的国土，坚持正义而不向秦国割地求和。所以燕国虽然是个小国却后灭亡，这就是用兵的功效。等到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为对付秦国的策略，才招致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交战五次，败了两次，胜了三次。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李牧连续打退了它。等到李牧因为受谗谤而被杀害，赵国都城邯郸才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赵国用武力抵抗却不能坚持到底啊。况且，燕赵两国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几乎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是智谋穷竭，国势孤危，战败而亡，实在是不得已的。如果当初韩、魏、楚三国各自爱惜他们的国土，齐人不亲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动身赴秦，赵国的良将还活着，那么胜败存亡的命运，应当能够与秦国相较量，或许还不易估量。

唉！如果六国用割让给秦国的土地封赏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意礼遇天下的奇才，合力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吃饭也不能咽下喉咙了。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积久而成的威势所胁迫，天天削弱，月月割地，而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使自己被（敌人）积久而成的威势所胁迫啊！

六国与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却还有可以不向秦国割地求和而战胜它的形势。如果凭着诺大的天下，自降身份追随六国灭亡的前例，这就又在六国之下了。

《谏太宗十思疏》作于贞观十一年正月（此据《贞观政要》卷一，《资治通鉴》作四月），是魏征的代表作之一。

首先，本文所谏“十思”，其实质归结为一点，就是“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代表了魏征治国施政的根本主张。唐朝初建，叛乱未已，民生凋，满目疮，百废待举。朝臣们在如何立国施政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唐太宗曾回忆道：“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魏征认为，“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见新旧《唐书》本传）“竭诚则吴越为一体”，不然，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魏郑公谏录》卷一“谏讨击冯盎”条载：

太宗曰：“初，岭南诸州咸言冯盘反，人皆劝朕须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无惑。唯

魏征以为千石之弩，不为鼠发机；大国之师，岂为蛮夷兴动。胜之不武，不胜为笑。

但怀之以德，必不召自来。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

对外偃战、怀柔、靖边，对内轻赋税、减役、息兴作、远奸、慎刑罚、奖耕织、重教化、任贤能，这些积德义、施仁政的具体内容，都是他鉴于隋炀帝滥用民力、穷兵武、大兴土木，荒淫暴虐，冶游无度，以致身死国亡的教训，在谏议疏奏中提出的（详《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及《续录》）。尽管封德彝等一班朝臣反对，他坚持认为只要“积德义”，重教化，“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新唐书》本传）“帝纳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东薄海，南跪岭，户阖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帝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新唐书》本传）事实证明，魏征这套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的办法是合乎国情、顺乎民心的。

其次，本文所谏“十思”，是以“居安思危”为纲的。这一思想，也贯穿魏征其他谏疏奏议中：

自古亡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

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魏郑公谏录·对帝王有盛衰》)

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

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新旧《唐书》本传《第三疏》）

由于魏征正确地总结了历朝历代帝王盛衰兴亡的教训，所以他对祸福、安危、吉凶、治乱、存亡的关系有着辩证的认识：既看到两者的矛盾、对立，又看到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怎样转化，“唯人所召”。只要能“思其所以危”，则可转危为安，“思其所以乱”，则可理乱达治；“思其所以亡”，则可以兴亡图存。总而言之要“居安思危”。以此为纲，魏征敷衍出“十思”。其中“见可欲”“将有作”“乐盘游”可以归结为思“戒奢以俭”，“念高危”“惧满盈”“忧解怠”“虑壅蔽”“惧谗邪”可以归结为思戒骄则正身黜恶、虚心纳谏，“恩所加”“罚所及”可以归结为思戒滥则慎刑赏。他认为君主应该正确地“思”，以总结历史教训；经常地“思”，以警诫自己。至于日常军政事务，只要任能从善，使“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各尽其才，则人君不必宵衣旺食，劳神苦思，也无须越俎代疱，事必躬亲，就可以垂拱而治了。再次，本文所谏“十思”，其立论的基础是“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在本文和其他疏议中反复地申述这一点，不仅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而且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由于唐太宗采纳了魏征一系列发展生产、与民生息的谏议，不仅很快治愈了战争的创伤，而且迅速地繁荣了社会经济。然而，“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第三疏》），功业盖世的唐太宗日渐志得意满、骄奢纵欲起来了。魏征在本文中所谏“十思”都是有的放矢的。例如思戒奢以俭几条是针对太宗求珍觅奇、兴作日盛、猎失度而发的。唐太宗酷爱骏马猎鹰，喜欢猎，常亲格猛兽以逞勇，魏征有《谏遣使西域市马》《谏亲格猛兽、晨出夜还》两封奏议加以劝阻。对唐太宗封禅、筑飞山宫、行幸洛阳，魏征用隋朝的前车之鉴予以规诫。“十思”中思戒骄则正身恶、虚心纳谏几条，是针对唐太宗“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而近之”，以及勉强纳谏的现象而发的。他曾进谏说：

阉竖虽微，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谐，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

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原。（《魏郑公谏录》）

还曾指出唐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争，悦而从之；四年以来，不悦人谏，虽俺听受，而终有难色”。（同上）

至于唐太宗凭心好恶，滥施刑赏，仅举一例，即可说明：

濮洲刺史庞相寿，贪浊有闻，追还解任，自陈幕府之旧，太宗深矜之，使人谓之

曰：“尔是我旧左右，今取他物，只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公

谏日：“相寿猥滥，远近所知。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厚赏，还令复任。然

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同上）

可见本文“谬赏”“滥刑”云云不为虚发。魏征在贞观十三年写的另一篇代表作《十渐不克终疏》中，运用对比的手法，从十个方面来具体地说明“顷年已来，稍乖囊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魏征把“居安思危”的“十思”作为疗救“渐不克终”的药石。他曾对唐太宗说：“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贞观政要》卷六）

魏征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他可以摆出历史上、现实中种种“渐不克终”的现象，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根本症结，在于封建统治者剥削、享乐的本质。由于“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是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所以用作“居安思危”必要性的依据，是有力而可信的；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就是要剥削享乐，所以他用“十思”作为解决“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一现象的办法，虽不无进步意义，却毕竟只能奏效于一时。

同样，作为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魏征对帝王与民众关系的总的认识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自古帝王受图定鼎”云云，固然是天命论的观点；“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于一人而已”的论断也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能认识民众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隋末农民大起义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所向披靡的气势，对他和唐太宗来说，都是惊心镊魄而且终生难忘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身毙。”（《贞观政要》卷一）这是唐太宗从中悟出的道理。“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同上书卷二）这是魏征施仁政的主张。因为他深知“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五仪》）这一道理，所以他在本文和其他奏疏中反复征引，以警诫太宗。

苏洵在《谏论上》中曾说：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若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

者与？

平心而论，魏征的净谏之所以能“言必从，理必济”，是与唐太宗的敬贤纳谏、从善如流分不开的。魏征曾劝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唐太宗能捐弃前嫌，委以重任，信而不疑，是他的英明豁达之处。更难得的是他能引导鼓励臣下直言急谏，正像魏征自己说的：“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取敢，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新旧《唐书》本传）苏洵把魏征谏净的成功完全归之于得纵横之术，并不公允。但是无可否认，他早年属意的纵横之术在揣度人主心理、讲究谏议方法上对他益不小，因而大大提高了他的谏议的被采纳率。

即以本文为例，一开始魏征就抓准了唐太宗害怕亡国、企求长治久安的心理，以水木为喻，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求长治久安，“犹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接着，抓住了唐太宗的这一心理，摆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现象，提出取守难易的问题。用“竭诚”与“傲物”对比，强调竭诚、行仁政，则“吴越为一体”，难可变易；傲物、振严刑，则“骨肉为行路”，易可变难。再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作重锤，在安危兴亡问题上对唐太宗鸣警钟。然后，提出“十思”，说明只要做到“十思”，天下可垂拱而治。这当然就投合唐太宗企求运祚绵长的心理，所以他心悦诚服地采纳了这篇谏疏。《贞观政要》记载，见疏后，唐太宗曾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苏洵在《谏论上》中认为：“说（指游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本文除“激将法”没用之外，其他方法都采用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是正面说理；“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是比喻说理；“竭诚则·…··傲物则·…..”，是对比说理；总之都是“理喻之”。“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是“势禁之”。利有大小、远近之分。声色犬马，庸君所好，奸妄以献；长治久安，英主所求，忠贤以谋。本文中，魏征是用唐太宗所求的运祚绵长，循循“利诱之”的。至于“隐讽之”，本文所谏“十思”，都是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的。其中的隐讽之意，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在答诏中说：“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性缓，佩弦以自急），必望收彼桑榆。”魏征谏疏的切中肯，可见一斑。史称其直言急谏，据上所析，他的谏净并非不讲究法术。即以谏疏的章法言，也是十分巧妙的。全文以“思国之安”起，以国可“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作结，以“居安思危”为纲，以“十思”为目，强调善于用“思”，则可以无“思”。就修辞而论，也是富于变化的。比喻、对比的运用自不待言，“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用递进的反问小结上文，跌岩有致。“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用设问开启下文，顿挫有力。“何必劳神苦思…亏无为之大道哉！”以感叹和反问作结，饶有余韵。全文虽多用偶句（这是奏疏的时体），但气雄势峻，语词凯切。

“魏征凡所谏净，委曲反复，不从不止·”这是权贵们痛恨魏征，向唐太宗进的谗言（见《魏郑公谏录》卷五），却也歪打正着地说出了魏征的谏净，除了直言急谏之外，还有“委曲反复，不从不止”的特点。在他的全部奏议谏疏中，“积德义”“行仁政”“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是他不厌其烦申述的；历史的教训，是他反复征引的，确实给人“委曲反复，不从不止”的感受。而他在谏疏中，“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也突出了“委曲反复，不从不止”的特点，《谏太宗十思疏》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有删节）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魏征“频上四疏，以陈得失”。教材所选即是年四月所上论时政之第二疏。此疏之核心内容为规劝唐太宗“十思”。因文章基本未涉具体政务，读者读此“十思”，或许会产生虚浮空洞之印象。笔者翻阅初唐史料，深感“十思”绝非空泛迁阔之论，而是体国情深、切中时弊的凯切之言，披肝沥胆、直言不讳的刚正之词。

本文摘录有关史料，从贞观中魏征对唐太宗“十思”的尖锐评论和唐太宗思虑欠明的相关史实两个侧面，说明“十思”的现实针对性，以使教师备课时对魏征公忠体国、敢批逆鳞的精神有一具体印象。

1.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魏征评论：“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

典型史实：王谏太宗出美人

太宗尝闲居与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瑷败籍没人宫。太宗指示之日：“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为非耶？”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此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

2.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

魏征评论：“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典型史实：张玄素谏修乾阳殿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玄素上书谏日：“..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役疮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然天下翁然，返歌至德。今若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趋舍顿异，何以昭示子孙，光敷四海？”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

3.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

魏征评论：“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

典型史实：孔颖达谏太宗“其容若虚”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日：“《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孔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已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远不可知·….·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

4.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魏征评论：“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已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人朝，思睹阙廷，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

典型史实：魏征谏太宗止泰山封禅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人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岳牧等屡请封禅。·.·惟魏征以为不可。·……·对曰：“.……·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驰。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戎狄，以示虚弱？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诚恳，亦有舆人之论。”太宗称善，于是乃止。

5.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

魏征评论：“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式之物，外绝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

典型史实：虞世南谏太宗勿纵情猎

太宗后颇好猎，世南上疏谏曰：“臣闻秋称冬狩，盖惟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浩。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天弧星毕，所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尧之请，降纳涓之流，祖褐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

6.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

魏征评论：“陛下贞观之初，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谏者悦而从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也。”典型史实：魏征评太宗纳谏“慎始”而难“敬终”陛下初即位，论元律师死，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曰赏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所以赏之。”一一此导人使谏也。后柳雄妄诉隋资，有司得，劾其伪，将论死，戴胄奏罪当徒，执之四五然后赦。谓胄曰：“弟守法如此，不畏滥罚。”—此悦而从谏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言：“修洛阳宫，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宫中所化也。”陛下日：“是子使国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宫人无发，乃称其意！”臣奏：“人臣上书，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谤。”于时，陛下虽从臣言，赏帛罢之，意终不平。一—此难于受谏也。7.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魏征评论：“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典型史实：魏征劾小人权万纪、李仁发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计毁，数蒙引见。任心弹射，肆其欺罔。·…·给事中魏征正色而奏之日：“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毁为是，告计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诬房玄龄，斥退张亮，无所肃厉，徒损圣名。道路之人，皆兴谤议…·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太宗欣然纳之，赐征绢五百匹。其万纪又奸状渐露，仁发亦解，万纪贬连州司马，朝廷咸相庆贺焉。8.惧谗邪，则思正身以恶魏征评论：“贞观之初，求贤如渴……··近岁已来，由心好恶。·….…·小人之性，好谗妄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

典型史实：太宗不识宇文士及谄

太宗尝止一树下，日：“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日：“魏公常劝我远人，我不悟妄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日：“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

9.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

魏征评论：“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申屈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

典型史实：魏征谏太宗勿宠长乐公主

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中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征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日：‘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

10.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魏征评论：“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给不赡，或以人不从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实乃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语也。”

典型史实：太宗自悔误杀张蕴古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日：“公等食君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魏征的评论和相关事实清楚说明：“十思”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年太宗读魏征四疏，深受触动，“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乃以手诏答魏征，表现出一位睿智帝王少见的胸襟气度。唐太宗于诏书中解释了“失思”之原因：“顷年以来，祸既极，又缺嘉偶，茶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敦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是以三思万虑，或失毫厘。刑赏之乖，实由于此。”其后，贞观十三年，太宗谓魏征：“人臣事主，顺旨甚易，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一个是“虚矜靖志，敬伫德音”的明君，一个是犯颜正谏、直言不讳的良臣。君臣肝胆相照协力同心，谱写了封建社会少见的一则纳谏佳话。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12期）

熙宁变法时期新旧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当时朝廷上下本就非常引人注目，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这类信件，更带有半公开的性质，双方在论战辩难时都是全力以赴的。因此，这封回信虽然简短，却是精心结撰之作。开头一小段文字，表面上是向对方解释上次为什么简短回复而此次“具道所以”的原因。但实际上，作者着意强调的倒是“所操之术多异”这句话。细读信的全文，便可发现作者的辩驳和批评都贯串了这一中心思想线索。“立片言以居要”，作者一开始就把问题的实质点出来了。接下来一段，是针对司马光来信中提出的责难进行辩驳。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确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行，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政论。一般地说，政论以逻辑思维为手段，不易见作者个性；但这篇文章却充分显现出作者刚毅果决的政治改革家的鲜明个性。这既表现在作者对自己的政治主张高度自信，对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看得深透，面对司马光连篇累牍、气势汹汹的攻击，从容镇定，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概；更表现在对事理的分析论辩，要言不烦，一两句话便能揭示问题的实质，而且态度坚决，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文中有不少地方还流露出对于保守言论不屑置辩的轻蔑。像“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实际上已经认定对方是鼓吹邪说的人，不准备申述如此判断的理由，也丝毫不容辩驳。这种由高度的自信、深刻的认识、简练的语言等因素构成的峭刻劲厉的文章风格，充分显示了作者的个性。清吴汝纶评本篇说：“固由兀傲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是抓到了痒处的。

当然，这毕竟是一封朋友间的通信。信的首尾措辞委婉，虽属书信格式的需要，也注人了朋友的情意。再如中心部分的驳论，也是开诚相见，直抒胸臆的，细察可以看得出来。政见不同，并不妨碍原来的友谊。如欧阳修、苏轼也曾不赞成新法的某些措施，而王安石与他们之间的私人感情仍然是很好的。不以私废公，也不以公废私，这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胸怀。

（选自《王安石诗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有删节）

在唐人小赋中，杜牧的《阿房宫赋》是一篇很出色的作品。脱稿不久，即引起人们的重视。《新唐书·文艺传·吴武陵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和初，礼部侍郎崔试进士东都，公卿咸祖道张乐。武陵最后至，谓曰：“君

方为天子求奇材，敢献所益。”因出袖中书措笏。读之，乃杜牧所赋《阿房宫》。辞既

警拔，而武陵音吐鸿畅，坐客大惊。武陵请曰：“牧方试有司，请以第一人处之。”谢

已得其人。至第五，未对，武陵勃然曰：“不尔，宜以赋见还！”曰：“如教。”牧

果异等。

在晚唐人冯赞所著的《云仙杂记》里，甚至说虱子也在念《阿房宫赋》。这自然是虚构，但也曲折地反映了这篇作品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杜牧是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的。那么，他写《阿房宫赋》，其用意何在呢？

把《阿房宫赋》的描写和《史记》中的有关记载相比较，就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作者的艺术想象和夸张；想象和夸张的用意，则在于借历史题材以警诫当时的荒淫君主。就是说，这不是历史著作，而是文艺作品。如果把它看成历史著作据以考证阿房宫的规模，评论秦始皇的功过，那就错了。《阿房宫赋》被选人《古文观止》卷七，编选者评论说：“前幅极写阿房之瑰丽，不是羡慕其奢华，正以见骄横敛怨之至，而民不堪命也，便伏有不爱六国之人意在。所以一炬之后，回视向来瑰丽，亦复何有？以下因尽情痛悼之，为隋广、叔宝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不若《上林》《子虚》，徒逢君之过也。”指出这篇作品“为隋广（隋炀帝）、叔宝（陈后主）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很有见地，但由于对杜牧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态度缺乏了解，还未能准确地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篇作品的思想意义。

杜牧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而藩镇跋扈，吐蕃、南诏、回等纷纷人侵，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大唐帝国，已处在崩溃的前夕。杜牧针对这种形势，极力主张内平藩镇，加强统一，外御侵略，巩固国防。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他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富民强兵，而事实恰恰和他的愿望相反。穆宗李恒以沉溺声色送命。接替他的敬宗李湛，荒淫更甚，“游戏无度，昵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又“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并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以备游幸。·……·对于这一切，杜牧是愤慨而又痛心的。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明白地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阿房宫赋》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秦始皇和陈后主、隋炀帝等亡国之君，而主要是指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起势雄健，涵盖无穷。乍看似乎仅仅是叙事，实则于叙事中寓褒贬，并为此后的许多文字埋下根子。“六王”为什么会“毕”？“四海”为什么能“一”？一亡一兴，关键何在？读完全篇，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答。例如在中间写道：“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则六王之骄奢淫逸，不惜民力，已于言外见意。到了篇末，更明确地作了结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读到这里，再回头看看首句，就不能不惊佩那个“毕”字下得好！“六王”之“毕”，其原因既在自身，那么，秦能统一四海的原因，也就不言可知了。这两句一抑一扬；而扬秦又是为更有力地抑秦蓄势。秦统一四海之后，如果汲取“六王”的教训，“复爱六国之人”，就不会那么迅速地被“族灭”。谁知秦王一旦变成秦始皇，立刻志得意满，走上腐化的道路。“蜀山兀，阿房出”，一因一果，反映了一苦一乐，六个字概括了无限深广的内容。“兀”“出”两字，力重千钧，自不待言。而从“元”到“出”的过程，更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第一，举蜀山以概秦陇之山。由蜀山到关中，要经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凭借人力运送巨大的木料异常艰难。而一定要取材蜀山，见得秦陇一带的树木已经砍伐一空，尚不敷用。秦陇之山尽秃而殃及蜀山，直到蜀山不剩一木而阿房始“出”，则阿房宫多么宏大，秦始皇多么骄奢，已不难想见。第二，举木料以概其他建筑材料。所需的木料既如此众多，则其他的建筑材料需要如何，也不难想见。第三，举砍伐、运送木料以概其他工程。而从木材及其他一切建筑材料的砍伐、加工、运送直到合拢来建成“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都是役使人民进行的，这中间榨取了多少人民的血汗，葬送了多少人民的生命，也是可以想见的。“六王”既以“不爱其人”而覆亡，秦始皇又将自己的淫乐建筑在人民的苦难之上，那么，从“六王”的已“毕”，不是很可以预见秦的将“毕”吗？

廖莹中《江行杂录》上说：

杜牧之《阿房宫赋》云：“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陆修作《长城赋》

云：“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修辈行在牧之前，则《阿房宫赋》又祖《长

城》句法矣。

《长城赋》以四个三字句发端，一句一意，层层进逼；又句句押韵，音节迅急，有如骏马下坡，俊快无比。《阿房宫赋》正与此相似，说它“祖《长城》句法”，是很有见地的。但作赋以四个三字句开头，并非始于陆修，而是创于晋人郭璞。郭璞《井赋》云：“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此后，南朝谢惠连《雪赋》以“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发唱，无疑受了郭璞的启发，却青出于蓝。《长城赋》学习《井赋》《雪赋》的句法，又比前者更胜。《阿房宫赋》则在取法前人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说明文艺创作既贵在创造，又需要借鉴前人。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精粗之分、文野之别。杜牧作《阿房宫赋》，既表现了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又很善于借鉴前人。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两句，紧承“出”字，总写阿房宫的规模。上句言其广，下句言其高。自“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到“高低冥迷，不知西东”，就广、高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描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等句，既简练，又形象。特别是“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雾何虹？”更其传神。不说长桥如龙，复道如虹，而说“未云何龙”“不雾何虹”，不仅笔势跌岩，而且从惊叹语气中表达了对那些建筑物的观感，给客观描写涂上了浓烈的抒情色彩。欧阳修很赞赏苏舜钦写松江长桥的“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一联。其后一句可能从杜牧的这两句脱胎，但相形之下，未免减色。

以上写阿房宫的宏伟瑰丽，已寓贬义，但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完成如此宏丽的建筑，固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如果在完成之后，用来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那还是应该赞许的。所以，作者在写了阿房宫的宏伟瑰丽之后，立刻将笔锋伸向更重要的地方。“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几句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了歌舞之盛。接下去，点出那些供秦始皇享乐的歌舞者，乃是六国的“妃嫔，王子皇孙”，既回应“六王毕”，又暗示秦统治者的前途。

关于阿房宫的宏丽和秦始皇的淫乐，《史记》以后的描述不断增加夸张和想象的成分。《三辅黄图》云：“阿房宫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阿房宫赋》中“歌台暖响”等句如果说有文字资料作为根据的话，其根据不过如此，因而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构思方面的高度创造性。

承“为秦宫人”的“明星荧荧…….”一段是脍炙人口的：忽然间，天际群星闪耀；不是群星，而是美人开了妆镜！忽然间，空中绿云飘动；不是绿云，而是美人梳理头发！渭河暴涨，泛起红腻，原来是美人泼了脂水！烟雾乍起，散出浓香，原来是美人点燃兰麝！不直说美人众多，却用明星、绿云、渭涨、雾横比喻妆镜、晓鬟、弃脂、焚椒，间接地写出美人众多，其手法已很高明。但还不止此。通过形象而又贴切的比喻，既写了美人，又写了阿房宫。下临渭水、高插青霄的楼阁，像蜂房似的布满空际的窗户，以及当窗晓妆的美人，都历历如见。而写美人，又正是为了写秦始皇。所以接着便写“宫车”之过。“宫车”日日行幸，而宫人尚“有不见者，三十六年”，则秦始皇荒淫到何种程度，也就用不着说穿了。

这一段也是前有所承的。陆修《长城赋》云：

边云夜明，列云铧也；白日昼黑，扬尘沙也；筑之登登，约之阁阁，远而听也，如

长空散電；蛰蛰而征，沓沓而营，远而望也，如大江流萍；其号呼也，怒风；其鞭

扑也，血流纵横。

《阿房宫赋》的开头既然取法于《长城赋》，那么中间的这一段，造句、构思都有一致之处，可能也受了《长城赋》的启发。当然，如果从句式的相似方面着眼，它受《华山赋》的影响更其明显，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七指出：

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

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

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

叙述尤壮。日：“见若哭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

见若蚁，台九层矣；鸡往来，周东西矣；螨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

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则《阿

房》赋实模仿杨作也。

杨敬之《华山赋》一脱稿，即传诵士林，轰动一时，韩愈、李德裕、杜佑都十分赞赏。上引数句，杜佑时常吟诵。杜佑是杜牧的祖父，则杜牧熟习这篇作品是毫无疑问的。但杜牧的“明星荧荧”等句，绝不能说是“模仿杨作”，而是从杨作中吸取了有益的东西加以变化，用以表现新的主题，具有推陈出新的作用。

从“燕赵之收藏”到“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逾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承上歌舞之盛，美人之多，进而写珍宝之富。通过这一系列叙写，形象地点出阿房宫的用途，从而对秦始皇进行了鞭挞。

从开头直到这里，作者以精练、生动的笔墨，叙写了阿房宫的兴建、规模和用途，没有抽象地发议论，而议论已寓于其中。读者不难看出：用人民的血汗凝成、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集中地反映着人民的苦难，也集中地反映着统治者的荒淫腐化。

于是，作者水到渠成地进一步完成他的主题：写阿房宫的毁灭，也就是写秦统治者的毁灭及其所以毁灭之故，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嗟呼！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自然是“人同此心”的超阶级观点。但继之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铢，用之如泥沙”，却对秦统治者的残民以自肥作了有力的击。以下数句，尤其精彩：“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橡，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戌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紧承“嗟乎”以下各句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两句，“秦”“人”并提。接着以“奈何取之尽锚铁，用之如泥沙”的愤慨语，总括秦的纷奢及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然后用“使”字领起，摆出一系列罪证。秦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证是不胜枚举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因而在一篇作品中也用不着从各方面罗列罪证。作者写的是《阿房宫赋》，即从阿房宫着笔，就前半篇的叙写作了合逻辑的推演。一连串用准确的比喻构成的排句，形象地表现了“秦”与“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乐一苦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一句句喷薄而出，层层推进，到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已将火山即将爆发的形势全盘托出。再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从反面一逼，便逼出“戌卒叫，函谷举”的局面，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埋葬了统治者。而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也随之化为灰烬。

作者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并不否定封建制度，相反，倒是想巩固它。如前所说，他写《阿房宫赋》，其目的不过是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而已。为了丰富历史教训的内容，从“六王毕，四海一”以下，一直是既写秦，又不忘六国。就章法说，以秦为主，以六国为宾。就思想意义说，以六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剽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鸣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转向“后人”一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行文至此，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成功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意图。结句更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但在我们看来，他表现的情和意是复杂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他认为统治者残暴地剥削民脂民膏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必然要招致人民的反对（“戌卒叫”指陈涉起义）和自身的灭亡，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但出发点却是“恨铁不成钢”，因而对秦不以六国为鉴、当时的君主不以秦为鉴感到痛心，从这里已可以看出他的立场。至于他认为封建帝王倘能爱民，“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封建制度就可以万古长存，更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事实上，作为剥削阶级代表的封建帝王不可能彻底地爱民，也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个别的创业君主如李世民等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前代的亡国之君为鉴，多数人则反是。《汉书》卷七五所记汉元帝与京房的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专）权。·……（京房）问上（元帝）日：“幽、厉之君何以

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日：“君不明，而所任者巧。”房日：“知其巧而用之邪？

将以为贤也？”上日“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日：“以其时乱而

君危知之。”房日：“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而更

求贤，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日：“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天下安得危

亡之君？”房日：“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

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

今，犹今之视前也。”

《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是和京房、马周的议论一脉相承的。后人“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元朝人祝尧在《古赋辨体》里说：“杜牧之《阿房宫赋》，古今脍炙，但太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毋亦恶律之过而特尚理以矫之乎？”明朝人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引了祝氏的这几句话，然后说：“吁！先正有云：‘文章先体制而后文辞。’学赋者其致思焉！”把文章体裁看得比内容还重要，这显然是荒谬的。何况说《阿房宫赋》“太半是论体”，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作者先以约占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简练地叙述，生动地描写了阿房宫的兴建、规模和用途，形象鲜明而含意深广。“嗟乎”以下，当然发了议论。但是，第一，议论中有描写。例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不加判断，只用农民、工女及其所生产的粟粒、帛缕等的数量与阿房宫的柱、橡、钉、瓦等相比较，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已见于言外。第二，议论带有浓烈的抒情性。以“嗟乎”“鸣呼”开头的各小段，都洋溢着愤慨、痛惜与哀怨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这种把议论、写景（广义的景）、抒情结合起来的艺术特色，也表现在杜牧的诗歌创作中。比如为人传诵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类，不都是这样的吗？笼统地否定文学创作中的一切议论的做法，在今天还能看到，这其实是有害的。

（选自《霍松林选集》第三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六国被秦灭掉的原因，从前作史论的人常常根据自己的看法，作种种不同的分析，当然很难说一定合乎科学。但是作史论的人，往往能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确立自己的论点，在写作方法上，多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篇《六国论》就是这类文章。

《六国论》可以分为五段。

第一段，第一句（以标句号或问号、叹号的地方为一句）劈头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第二句紧接着就解释为什么“赂秦”就会亡国。第三句是设问，第四句是回答。为什么要设此一问，有此一答呢？这是因为六国里边，真正割地赂秦的只有韩、魏、楚三国，至于齐、赵、燕三国，并没有直接割地赂秦。熟悉历史事实的人，可以根据这一点提出“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的疑问。作者为巩固自己的论点，使论点无懈可击，就用设问的办法，主动地提出这个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然后用“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个理由，来回答那个疑问。这就是说，由于诸侯中出现了赂秦的国家，不赂秦的国家失掉了强有力的支持者，那就必然不能单独地保全。对于可能发生的疑问既然作了回答，作者这就可以有理由用肯定的口气，再一次重申自己的论点：“故曰在赂秦也。”我们看，作者提出的论点非常明确。这一段里边的话，都是从逻辑上确立这个论点的。句与句之间，意思连接得很有条理，很紧密，作者写文章的时候，考虑得极为周到。

第二段，紧接上文，阐明为什么诸侯以土地赂秦必然自取灭亡的道理。开头“秦以攻取之外·…·固不在战矣”三句，分析秦国的疆域之所以能够大量地扩展，六国诸侯的土地之所以大量地丢失，主要是由于割让土地，而不是由于战争。这三句话，雄辩地论证了“非兵不利，战不善”，有力地证实了“弊在赂秦”“固不在战矣”这一判断，语气说得非常肯定。以下“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四句，述说诸侯想用割地的办法换取和平，而实际上秦国却并没有片刻停止进攻。以下“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数句，根据寻常的事理，论证六国用割让土地的办法侍奉秦国，必然要把土地割让完毕为止。写议论文所用的证明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事实来证明，就是摆事实，举例子；一种是用逻辑关系来证明，就是用科学推理的方法，作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一段先用摆事实的方法，证明六国之亡非亡于战争，证明赂秦并不能阻止秦兵的进攻；然后用科学推理的方法，用“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这个寻常事理，推论出“至于颠覆，理固宜然”这个结论。“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跟第一段的“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相照应。

这一段里边，有一些排比句，如“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等。也有一些对偶句，如“暴霜露，斩荆棘”“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等。在散文中适当地插入这些句子，文章就显得有力，气势就显得壮盛。这段末尾“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一比喻，是个无可争辩的普遍真理，只要说出来就人人能理解，所以很能说明问题。作者把这个比喻紧接着引在自己的结论之后，对于巩固自己的论点，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具有良好的效果。

第二段是就割地赂秦的韩、魏、楚三个国家之必亡说的，第三段是就未尝赂秦的齐、燕、赵三个国家说的。开头“齐人未尝赂秦·……齐亦不免矣”三句，用“与赢而不助五国”作理由，说明没有赂秦的齐国为什么也不免于灭亡。以下“燕赵之君，始有远略·……惜其用武而不终也”六句，先总说燕、赵义不赂秦，再分说燕之灭亡由于派荆轲刺秦王，赵之灭亡由于赵王听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作者在这几句话里，称赞燕国一度收到“用兵之效”，惋惜赵国“用武而不终”，意在阐明对敌人坚持斗争的重要性。以下“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一句，说明燕、赵失去强援，也就难免亡国。语意之间，认为燕、赵的灭亡，尚有可以原谅的地方。这一段，从开头到“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分析齐、燕、赵三国之亡是由于失去外援。这也就是直接论证第一段所说的“不赂者以赂者丧”，间接论证“六国破灭，在赂秦”，以下“向使三国各爱其地…或未易量”一句，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看法提出来的假设，推论如果韩、魏、楚不割地，齐、燕、赵的外交、政治、军事路线正确，六国和秦谁胜谁负，还不能轻易地断定。这是反过来对不赂秦则国未必亡加以申说。

第四段是惋惜六国为秦国的积威所挟制，所吓倒。这篇文章的第二、第三两段，主要是根据历史事实发议论，这一段则完全根据自己的看法发议论。作者先指出六国本来有很好的抵抗秦国的条件，可是竟为秦国的积威所吓倒，然后顺理成章，用沉痛的心情，警告治理国家的人，应当吸取这个教训。作者认为“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就能使“秦人食之不得下咽”，现在看来，他对所谓“谋臣”“奇才”的估价未免失之于高。不过六国的国君如果想要抗拒秦国，那么团结各方面的人才，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之一。“团结就是力量”，无论在古代在现代都是一样的。

第五段是警告北宋当局不要对敌人用纳银输绢的办法换取和平，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和内容来看，写到第四段的“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本来是可以结束的，可是作者却不在那里结束，又添了最后一段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在论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发出来的感慨。从文章的结构来说，这是中心论点的引申，好像没有也可以；从写作的目的来说，这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主旨，这两句话却非常重要。

这里谈一谈这篇文章的风格和渊源。

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文章，多半得力于《战国策》和《史记》。宋朝的古文家王安石曾说三苏的文章是“战国之文”。三苏里边，苏洵尤其擅长作策论。他的策论一般写得极为雄辩。明朝的古文家茅坤评这篇《六国论》说：“一篇议论，由《战国策》纵人（主张合纵抗秦的一派）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六国论》的笔法，有的地方确实像《战国策》。其中论六国赂秦之失策的话，主要的部分就是出于纵人之说。试看《六国论》说：“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这很明显是出于战国时期主张六国合纵拒秦的有名的外交家苏秦的话。《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韩宣王，说：“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现在河南宜阳）、成皋（现在河南虎牢）。今兹效之（效之，献给他。效，呈献），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又如《六国论》所引“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个比喻，是苏秦的弟弟苏代的话，苏代也是主张合纵拒秦的。这不都是“由《战国策》纵人之说来”吗？

再谈一谈这篇文章的结构。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先提出中心论点一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第一段）。然后就着论点层层深入，反复论证：先论直接割地赂秦（指韩、魏、楚三个国家），则“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第二段）。继论齐、燕、赵三国虽然没有割地赂秦，但是赂秦的国家既然相继灭亡，这三国失去强有力的支援，也就不免于灭亡，这就是所谓“不赂者以赂者丧”，仍然是“在赂秦”（第三段）。然后转过来从反面说，指出六国如果不赂秦，团结天下的人才并力抗秦，那么秦国人就不可能平安无事；指出六国之亡，是由于被秦国的积威所吓倒（第四段）。最后说，六国都是诸侯之国，他们如果不赂秦而起来抗秦，既然还有获得胜利的可能，那么堂堂的天下大国，那就更没有重蹈六国灭亡覆辙的道理了（第五段）。这篇文章的脉络很清楚，结构极为完整。

再谈谈这篇文章对语言文字的运用。

这篇文章一共用五百多个字，表达了这么多的意思，这是由于文章的结构谨严，作者对所要说的这些话应该如何前前后后地加以安排，考虑得很周密，尤其是由于语句写得精练有力。这篇文章里边，不仅没有可有可无的话，就是必须说的话，也不曾过多地使用笔墨。例如第一段，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还解释了有关论点的两个问题，话并没有说许多，意思却表达得十分明确。最后一段，讽谏北宋朝廷不要用纳银输绢的办法向契丹和西夏屈辱求和，话只说了两句，并没有直接谈时事，宋、契丹、西夏这些国名都没有出现，可是这两句话却使读者清楚地领会到这里面还有文章，读起来只觉得意思深远，不禁要反复吟味。第二段，用“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来描写创业的艰难，用“举以予人，如弃草芥”来描写向敌人屈膝的国君对祖国疆土的毫不爱惜，“今日”“明日”极言割地之频，“五城”“十城”极言献地之多，“一夕”极言苟安时间之短暂，“起视”“又至”极言秦人入侵片刻也不肯停止。在严肃的讲道理的议论文里，运用这样一些描写形容的语句，很能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第三段，一边叙述历史事实。一边就加以分析评论，写得极为简洁。

最后谈谈苏洵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论述战国时期六国灭亡的原因的。作者先论证六国的灭亡，由于赂秦，然后提醒治国的人应当吸取这个历史教训。读这篇文章，应该知道作者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软弱的一个王朝。宋太宗以后，国势就渐渐衰弱。宋朝初年，北边已经有敌国契丹，宋仁宗时，西边又出现了敌国西夏。宋朝受着这两个国家的威胁和侵犯，却不敢对他们进行坚决抵抗，只想用屈服妥协的办法向他们纳银输绢换取和平。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契丹（后来称辽）缔结渲渊之盟，宋朝答应每年给契丹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契丹派使者到宋朝要求割给他们晋阳（现在山西太原）和瓦桥（在现在河北雄县易水上）以南十县的土地，结果定盟由宋朝每年给契丹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三年，西夏向宋朝上书请和，宋朝每年赠给西夏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宋朝这样一再向敌人屈服妥协，结果增加了敌人的财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带来无穷的后患，而实际上并不能换得和平。苏洵尽管不理解秦国当时已经具备了统一全中国的条件，不过他写这篇文章借古讽今，向北宋统治者敲起警钟，指出对敌人不用武力抵抗而只是一味屈膝求和，结果必然招致灭亡，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说，这篇文章不同于一般空泛的史论，它是明显具有现实意义的。

（选自《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第二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有删节）

近几年，“思辨性阅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说拟定中的高中语文新课标也设定了“思辨性阅读”任务群。不过，关于思辨性阅读，大家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有的差别还很大，为此而发生的一些讨论和争论多是各说各话，难以达成更多的共识。下面我谈一谈自己对思辨性阅读的认识。

我理解的思辨性阅读，就是借助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原理、策略与技能开展的阅读，思辨性阅读就是批判性阅读。考虑到批判性思维的接受状况以及这个词语容易造成的误会，人们往往用“思辨性阅读”取代它。诚然，中国文化的思辨传统与苏格拉底开创的批判性思维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体现了人类质疑问难、追求合理、探索真理的相同诉求，但也须看到，在具体的分析论证的方法与技能方面，我们还缺乏细致的、系统的研究与实践。若要扎实地推进思辨性阅读教学，我们不仅要汲取中国传统思辨的优良成分，更要虚心地学习已经成为国际教育核心内容的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一个认知与思维概念，理解这一点，可以消除很多断章取义的误会。再进一步说，它是关于如何判断、建构与发展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创造性思维是相对的。如果说创造性思维追求的是创新，那么，批判性思维追求的就是“合理”。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critical”的意思就是“基于标准的辨别性判断”。在合理的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作出合理的评估与判断，这是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作为认知与思维的方式，批判性思维的前提假设，就是个体的局限性与世界的多元性。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是批判性思维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教练，其“知无知”的认知原理以及“苏格拉底式反诘”的思维技能，恰当地揭示了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原理：理性地对待个体的局限，在多元对话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认知，从而推动人类认知的不断进步。

将这个原理转化到阅读教学中，首先就要承认和尊重每个学生在阅读中的认知差异，尊重学生的多元理解，这是教学的起点；教学的过程，就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基于文本的对话；而教学的目标，就是通过对话，达成“合理化”的共识。当然，这个共识是开放的，因为任何“合理性”都是具体的和相对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和绝对的，所以，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理性的反思，也是理性的开放。

从对待文本的态度看，思辨性阅读是以文本为中心，主张一切断言与结论都应依托于文本的“细读”；从师生与文本的构成关系看，思辨性阅读就是对话式阅读。因此，思辨性阅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一直就在课堂上，就在日常教学中；只是由于我们做得不够自觉，不够明确，也就未必合乎思辨的规则与规律，而有效的经验积累也就非常有限。

如何开展思辨性阅读？有老师认为，应该积极着手建设思辨性阅读的教学范式。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了具有标准与典范意义的范式，思辨性阅读才能得到有效的普及与推广。否则，所谓的思辨就是假把式，就是制造头。我读过几篇类似观点的商權或质疑文章，其共同逻辑是：如果不能提供一个公认的教学范式，倡导思辨性阅读就涉嫌炒作。这就给探索者和倡导者制造了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谁也无法一至少不能自认为一—提供一个所谓的公认的范式；另一方面，若没有这个公认的范式，就意味着你没有发言权。

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批判性思维致力于消除的思维误区：虚假两难。因为思辨性阅读教学的开展，并不取决于范式的有无，而取决于思辨性阅读的教学价值与现实可能性。范式建设当然重要，但任何范式的建设都必须以充分的理论梳理与足够的实践积累为基础。否则，急匆匆、硬生生地建构所谓的教学范式，带来的危害将会更大。在教学改革中，往往一个新的理念刚诞生，新范式就横空出世，四处扩散，甚至遍地开花，这种人为标举的新范式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结果，人们忙于追赶新范式的时髦，而对新理念本身所隐含的价值内涵、思维方式与知识背景，却不屑于用心用力。“范式”是在教学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推出”的，更不可能是人为“制造”的。急功近利地制造“范式”，也不符合批判性思维的原理与精神：批判性思维不仅追求认知的合理性，也追求现实实践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在我看来，开展思辨性阅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品质，未必一定要有个什么范式作为依凭。比范式建设更迫切的，是改善教育者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品质。教师的思维品质改善了，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在日常的听说读写活动中了；相反，如果思维品质低下，即使有了一个可以依凭的新范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照样会落空，照样南辕北辙，结果一定是虚假的繁荣。

思辨性阅读教学的当务之急，是改善教育者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品质，克服我们思维中的惯性、情性与谬误。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分析与论证，我们在批判性思维上的欠缺，也主要表现在分析论证的素养上，概括地说：

不分析论证：缺乏分析论证的习惯；

不善于分析论证：缺乏分析论证的能力；

不能合理地分析论证：分析论证中不自知的谬误多。

先看分析。传统认知方式偏向于整体感悟与混沌把握，感性直觉多，理性分析不足，与英美深厚的分析传统相比，无论是工具层面的分析框架、路径与方法，还是我们的分析习惯与能力，都存在着很多短板，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人们想当然、凭感觉、追权威、奉将令的思维倾向。

已有的、习用的分析工具，有些显得陈旧与粗糙，亟待改良与完善。人物、情节与环境“三要素”是小说分析的基本框架，但在一些探索性、实验性小说的文本分析中，就未必管用。在这方面，中小学语文教育亟须引入新的学术资源，吸纳最新的学术成果，以改良和完善现有的分析与认知工具。一个很有启示的案例，就是关于议论文“三要素”的讨论。议论文“三要素”的框架沿用很久，人们也习以为常，但“三要素”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评估“三要素”的标准是什么，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并未厘清，甚至语焉不详，一线教师也习焉不察，给议论文教学带来了诸多偏差和错误。有感于这个框架的粗糙及谬误，潘新和先生甚至主张废除旧的“三要素”，以价值性、发现性、说服性的新要素取而代之。当然，推陈出新亦非易事，在这个问题上，孙绍振先生主张在保留“三要素”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造，他主张“以具体分析统率三要素”。无论是废除还是修补，希望改造现有的分析框架与分析工具，使之趋向合理与完善，则是共同的目的。在语文学科中，有很多类似的“要素”。它们究竟是否合理，在教学中是否有效，需要不断地追问和探寻。当然，分析工具只能提供一个认知的框架与路径，在阅读中如何运用，还得靠“具体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绍振先生提出的“以具体分析来统率三要素”的命题，超越了议论文写作的范畴，具有广泛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批判性思维的灵魂是具体分析，如果不能具体分析，而是生搬硬套，再完备有效的工具也注定无用。比如在叙事类文本的人物分析中，一个常用的分析框架可描述如下：从外貌特征、言行举止、细节反应等人手，分析人物的心理特征与个性内涵，进而分析人物的社会属性与个人品德，最后进行政治、道德和社会评价。图示如下：

外貌言行

性格心理

品德属性

社会评价这个框架的逻辑假设是，人的外貌言行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进而表现了人的品德与社会属性；通过对人物言行举止的分析，我们就能达到对人物的理解与评价。抽象地看，这个逻辑假设是合理的，合乎人们的生活常识，生活中就有“言为心声”、“相由心生”、“人要对自己四十岁后的容貌负责”（林肯）、“性格决定命运”等说法，总体上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同时，也合乎人类的认知规律，我们对人的认知总是由表及里，由浅人深，由模糊到清晰。问题在于，外貌言行、性格心理、品德属性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联呢？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关联模式。有人外貌形似李逵，而实际上心细如发；有人性格怯懦，事到临头却能果敢坚毅；有人言行看似高尚，实则心灵肮脏；有人举动粗野，内心却温柔似水。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复杂形成论的，却是人类思维的惯性与情性。我们总是倾向于将复杂的“关联”简单化、公式化、普遍化，各种谬误也在不经意间产生。关于这一点，理查德·保罗几乎在他的所有关于思维教育的著作中，都不厌其烦、反复地作了几乎算得上烦琐的分析与论证。

我听过一节《促织》的阅读课。老师在分析了成名的性格是“迁讷”之后，意犹未尽，乘兴大发感慨：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在课后交流中，我稍加提及，执教者便猛然醒悟到其间的错误。这也给了我一个启示：很多问题，我们不是想不通，而是想不到，因为思维的惯性与惰性实在太强大了。将成名的悲剧命运归结于其性格，这是一个既荒唐又危险的逻辑。成名确实“迁讷”，不仅不善言辞，也不会投机取巧。你看，同样是当差催逼蟋蟀，别的差役借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而他老实巴交，结果“不终岁，薄产累尽”。但这里的“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知变通，死板”，更多指的是老实本分，不敢或者不愿干坏事。如果据此认为成名的悲剧命运是由其性格决定的，岂不是鼓动他见利忘义，不顾廉耻，不顾斯文？“性格决定命运”这种肤浅的判断，隐藏了多少道德陷阱及风险？成名在经过了一连串生不如死的磨难之后，终于“裘马扬扬”，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不是由他的本分厚道“决定”的，而是完全外在于他的一种权力的神秘的支配。显然，成名的悲剧是社会悲剧，而非性格悲剧，是邪恶而荒唐的社会让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倒了大霉，又走了大运，一切都莫名其妙，一切都不可把握。如果将个人的命运简单而直接地归因于性格，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这是非常偏颇且极为有害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迁讷”的人，也有权利追求正常而有尊严的生活；因“迁讷”而遭受了悲剧的命运，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作崇。在小说中，直接的原因是“官贪吏虐”，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宫中尚促织之戏”；而成名的“性格”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像他这个卑微的人在帝王将相们看来也可以忽略不计一样。

再说论证。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论证性的思维，作任何断言都得有前提，有理由，有根据，有逻辑。要论证，就要破除对“不证自明”的迷信，举凡权威、传统、古圣、先贤、理论、格言等，都必须通过具体论证来确证自己的合理性。在文本解读中，分析与论证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分析，达到对文本的清晰理解；通过论证，形成合理的判断和断言。面对一篇文章，我们鼓励学生要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主要内涵就是具体的分析与论证。

在具体的分析论证中，形式逻辑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不过也须注意，批判性思维意义上的论证与形式逻辑所说的论证并不完全等同。在文本分析中，要尊重形式逻辑，但要警惕“泛逻辑化”的倾向，因为文本是主体精神活动的产物，它不仅有逻辑的诉求，同时也有表达的诉求。表达，除了要遵循一般的逻辑规则与规律，还要考虑更多的非思维、非逻辑的因素，比如人性的因素、文化习俗的因素、情感与情境的因素等，这些都不是单靠逻辑规则可以推定的。

我们常说思维即表达，表达即思维，强调的是思维与表达的相通性。但归根到底，思维与表达不在同一个范畴。思维属于主体的心理与精神范畴，是自主与自足的，也是充分自由的，它追求的是分析论证的逻辑性与完备性；而表达，主要属于社会性的交际活动，必然要考虑到交际的对象、目的、环境与背景，表达追求的是交际目的的达到与效率，更多受限于表达的环境与动机。客观上，思维与表达无法剥离开来，共同作用于人的生存与社会实践，算是殊途同归；从主观认知的角度看，我们还是有必要澄清它们的区别，它们范畴不同，诉求不同，算是理一分殊。因此，以逻辑为唯一的判断标准来阅读文本，势必妨碍我们对文本的合理把握。有人说，《过秦论》是一篇典型的“以赋代论”的论说文，其论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不具备论证性，因而否定其价值。我作过此案例的分析，不是为贾谊辩护，而是说，当我们作断言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贾谊的身份、地位，他表达的对象、动因、背景以及他的策略选择。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促使他选择了一种“超逻辑”的说理劝谏方式。我们当然应该反思这种“超逻辑”表达所隐含的错误和危险，因为一旦离开了这个具体的表达环境，这种表达轻易就能变为欺诈、诱骗与邪恶的灌输；但不能以“泛逻辑”的逻辑来否定贾谊的具体表达的合理性及其价值。类似的课文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争议还不少，网络上甚至有人吁请将不合逻辑的古诗文全数从教材中移除，这些言论大都以逻辑规则强行硬套“鲜活的文本”，进而否定文本的具体价值。从特定角度看，这也是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当逻辑教育与批判性思维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防止“泛逻辑化”的泛滥，也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没有真正的分析论证，就谈不上独立思考；没有真正的分析论证，就谈不上真正的文本解读。这一点在阅读测评中尤为重要。以高考常见的史传文测评为例。有一种人物分析的题型多次在多省市命题中出现，姑举其中一个题型。表格中的“”表示给定内容，“？”表示考生要填写的内容，大体如下：

相关事迹 性格与品德 社会评级

？

上述考核内容也可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填空、简答等，但基本思路都是要求考生根据给定信息，推断其他项目的内容。比如给定“相关事迹”，要求考生根据传主的“事迹”推断其“性格特征”或“品质品德”等，再作出相应的社会评价，以此类推。其设计意图，显然是让考生运用图一的分析框架作人物分析。但是，在考场这一特殊环境和考试这一特殊事件中，让学生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真正的分析与论证，还要作出评价，实在是强人所难，匪夷所思。我们知道，只有在全面、细致、综合、有深度的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对人物作出相对公允的评价，考试与考场显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要求。换个角度想，即便在现实生活中，要给一个人作出评定，也是一件多么艰难与慎重的事情。迫于考试的现实功利性与条件限定性，考生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根据在高考训练中所掌握的公式化的分析框架，对人物作出教条主义的贴标签式的分析与判断，这种分析论证基本上是机械的、刺激反应式的。关于这一点，在一些所谓的备考名师的辅导经验中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宣扬的经验是，先确定文本对传主的评价是褒是贬，譬如是乱臣贼子、奸妄小人，还是忠君报国、不贰忠臣，只要确认了这个态度，剩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是好人就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善待同人.是坏蛋就冥顽不化、虚伪狡诈、朋比为奸...这让我想到历史上上演了无数次的闹剧：已经盖棺论定的人物被新君鞭尸，一切关于他的史传都得重新修订。同样的史实，因为新君的金口玉言，便有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实在解释不了，也还有最后一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解释：大奸似忠。这不就是典型的“结论先行”“观点先行”吗？这个逻辑当然无比粗糙与荒谬，若单从思维方式看，其荒唐也还是在于结论经不起分析论证上。

再回到高考命题。这些题目本身并没错，只是试题的思维含量还不够。高考命题是一件严肃的事，一个专家团队操刀，自然不会在史实与史识上犯低级错误。专家们在命题时也是竭尽所能，任何论断与选择都作了充分的分析论证。但遗憾的是，这些有质量的分析论证都被命题专家给代劳了，考生所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读懂史传文本里的意图并作出准确的归纳与概括罢了。在我看来，对于高考来说，这是不够的，高考更应重视对分析论证等高阶思维能力的检测，关注思维活动的思辨性与批判性。

要培养学生的思辨性阅读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品质，就要从改善教育者的思维方式开始。

（选自《语文建设》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