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伟大的复兴

1.杨成武

杨成武（1914一2004），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名能俊，福建长汀客家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师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一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冀中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兵团、天津警备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京津卫戌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原北京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中央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编为《杨成武军事文选》。

2.聂荣臻

聂荣臻（1899一1992），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9月回国，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5月参与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工作。7月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党代表。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日战争时期起，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兼平津卫成司令，北平（今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师军衔。1956年起，先后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主要著作编为《聂荣臻军事文选》。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及其子弟兵，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个革命把奴役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势力，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二三十年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一齐推翻了；这个革命，使历来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劳动群众，变成了国家的主人。一句话，这个革命，推翻了黑暗的旧中国，创立了光明的新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会。

这个开国盛会，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早在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各民族和海外爱国侨胞的热烈响应。1949年6月15日，正式组成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经过积极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国旗和国徽，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通过了会议宣言，选举了以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任命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接着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正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所预言的那样：“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二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新中国的开国文献，是中国历史大转变的科学总结，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纲领，是在新的征途上继续前进的指路明灯。毛主席在这篇伟大的开国文献里，精确地说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及其召开的基础，科学地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明确地提出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深刻地阐明了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英明地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方针、路线和任务，满怀信心地展望了新中国的光辉前景。

文献共16节，可分5段。

第一段（首节）：庄严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渴望”一词，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早日建立新中国的迫切心情，说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第二段（2一5节），说明这次会议的性质、基础和任务，科学地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第2节，讲这次会议“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着极大的广泛性。代表的广泛性，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大团结，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广大，象征着美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完全孤立和众叛亲离。代表的广泛性，说明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

第3节，讲这次会议的基础。首句紧接上文，指出全国人民大团结能够成功的原因是战胜了美蒋反动派。接着用两个“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分别说明人民和战争的关系。第一个“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说明战争解放了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战的，因此，这支军队是“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人民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无往而不胜的。因此，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在美国援助下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解放了大部分国土，大多数人民。第二个“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说明人民援助了战争。解放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在人民的援助下，解放战争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最后一句作了小结，点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这次会议召开的基础。

这一节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得来的，“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4节，从政治协商会议被破坏到恢复的战斗历程中，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说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基础。这一节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即第一句）：说明这次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因，以引出从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被破坏后到今天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的历史回顾。

第二层（“那次会议的结果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回顾历史，说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被破坏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在总结那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的历史经验教训和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中，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敌人与人民为敌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人民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决无妥协的余地”；人民要获得翻身解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起来斗争，推翻这些敌人，“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这是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2页）这个伟大思想的伟大发展。

第三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回顾历史，说明经过斗争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在分析恢复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中，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经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武装了自己，教育了人民，使人民“很快地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有力地援助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力部队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这就说明，能够恢复政治协商会议，是靠斗争得来的；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主要靠三条：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一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三条，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它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保证，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

第5节，讲会议的任务。由于这次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它担负着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用“制定”“选举”“决定”等词语指明会议的任务，用词庄重而精确。

第三段（6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

首先，高度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自豪地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突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扭转整个世界局势的极大影响，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字字万钧，气势豪迈，深刻地揭示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长期受奴役、受压迫的苦难生活的结束，形象地写出中国人民挣脱了千年铁锁链，阔步进入扬眉吐气的新时代的昂然姿态。

其次，回顾过去。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至于近代的“落伍”，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的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的先人跟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壮烈的斗争史。但是，在马列主义传来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没有问世的时候，斗争没有指路明灯、没有英明正确的领路人，常常以失败告终。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革命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了中国革命，终于完成了先人的遗志，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胜利。这一简要的回顾，突出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者”，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民是怎样“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而“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宣言》），站立起来的。它揭示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一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树立了光辉榜样。

再次，展望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程似锦。“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人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一方面将创造劳动人民“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另一方面也将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无比正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蒸蒸日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就辉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越来越大。

最后，回应本段开头，再次庄严宣告：“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进一步突出了中国革命产生的世界意义。

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毛主席以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

第四段（7一11节）：规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方针、路线和任务。

第7节，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必须坚持继续革命，警惕内外反动派的复辟阴谋。

先说，“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以夺争取政权为最终目的的，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人站起来了，更要奋勇向前。继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毛主席用千锤百炼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刻的革命内容：“决不甘心”，“最后的挣扎”，说明内外反动派的本性不因失败而改变。“各种方式”，说明阶级敌人从事破坏和捣乱的手段会更阴险狡猾。“每日每时”，说明敌人的复辟之心不死，疯狂反扑过来的可能随时都存在，而且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必然”“毫无疑义”，说明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大搏斗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毛主席淳淳告诫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这一节为下文提出新中国成立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8节，规定建国的根本方针、路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

先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必须牢牢地掌握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有力的武器；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

再说，团结国际友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从来就是相互支持的。在国际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国际友人，尤其是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争取他们的援助，我们就不致孤立，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对本节作了小结。指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国际友人，是我们永远胜利的保证。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教导我们：“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偏离它、违背它。

第9、10、11节，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任务。

第9节，首先紧承上文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这里的“建设”，包括经济、文化、军事三个方面。这一句是9、10、11节的统领。下面分别讲三个方面的任务。

经济建设，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指出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有“极好条件”，也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正确方针和革命路线的指引。毛主席论述这个问题时，充满了辩证法和胜利的信心。

文化建设：我们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毛主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里，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展了，文化必然要跟着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反转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

军事建设：“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是密切联系着的。经济、文化建设给军事建设提供条件，军事建设是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保证。因此，为了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第五段（12一16节）：总结全文。

第12节，以对内外反动派的极端蔑视和对我们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向全世界宣告：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必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必将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一节是第四段的小结，也是全文的总结。

最后四句口号，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庆贺和对用鲜血、生命换取伟大胜利的人民英雄的悼念。

这篇开幕词结构非常严谨。文章的中心是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文章的各个部分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安排的。1至5节，主要回顾了中国人民的战斗历程，说明中国人民是怎样站立起来的。7至16节，在第6节阐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意义的基础上，着重讲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将怎样昂首阔步地奋勇向前。再就文章的第四段来说，先说新中国成立后要继续革命，接着就怎样继续革命、巩固新生的政权的问题，提出了基本方针、路线和任务。谈到任务时，先经济后文化、军事。这样谋篇布局体现了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的内在联系，显示了文章高度的逻辑性。

（选自《教学与研究》1977年第1期，有删改）

吴起镇，地处吴起县中部，因战国时魏国大将吴起屯兵驻守（约公元前400年）而得名。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靖边县首置吴起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一直尾追红军而来的宁夏二马（马鸿达、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也跟踪而至，敌人骑兵共有2000多人，实力较强，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

毛泽东于当天致电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电报还要彭德怀于次日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21日晨，红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布下了伏兵，专候国民党骑兵的到来。

时间不长，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骑兵团耀武扬威地走来。骄横的国民党军，根本没料到红军设伏。当其进入红军的埋伏圈时，彭德怀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纷纷溃逃。随后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赶来，又立即被打乱，掉头逃命。红军立即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另外三个骑兵团也同时被击溃。这一仗干净利索地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团，击垮三个团，俘敌700余人，缴获一批轻重武器和千余匹战马，取得重大胜利，彻底割掉了尾巴。

10月21日，吴起镇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即刻向红军各部发出电报，要求各部队一方面搞好侦察警戒，另一方面加紧筹足三天的粮食，并加紧对战士进行教育，解释支队训令等工作。为及时了解苏区的革命发展情况和陕北红军及刘志丹的情况，毛泽东在百忙中先后两次接见了保安游击队队长兼政委张明科。当了解到陕北红军在搞错误肃反中把刘志丹等人关押的真实消息后，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等携带电台前往瓦窑堡执行中央先行放人的命令。最后，毛泽东还亲手赠给张明科一支德国制造的手枪。

吴起镇战役结束后，红军一纵、二纵、三纵，分别于10月21日下午和10月22日，与当地游击队、赤卫军及老百姓举行盛大的庆祝联欢会。一纵在杨青川口的高洼联欢，张明科的保安游击队100多人参加了庆祝活动，最后进行了盛大的会餐。二纵队在吴起镇庙院举行联欢，吴起镇苏维埃乡政府和当地群众包括附近为支援红军运送粮食的广大苏区老百姓同中央红军3000多人参加了庆祝活动。会上，中央红军还帮助地方成立了赤卫军四联总队。三纵队在宁塞川白沟洼河边的肚逻台专门搭起了露天会场，同村干部群众、赤卫队员参加了庆祝联欢，叶剑英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

10月22日上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洛甫、博古、王稼祥、周恩来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现在敌人正在进行“围剿”，我们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扩大陕甘苏区。”报告最后强调指出：“完成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任务和行动方针。后因得知敌人在庆阳一带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消息后，随即又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改变了原来向西发展的方针，决定向南，并决定缩短休整时间迅速到下寺湾，同十五军团一起，在严冬到来之前，粉碎敌人的“围剿”。

吴起镇地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敌我之间的拉锯战十分激烈，一些反动民团和土豪劣绅据险筑堡，屯兵积粮，不时对我苏区进行袭扰，抢掠财物，杀害革命群众，苏区人民痛恨人骨，早就希望拔掉这些“钉子”。盘踞在三道川口豹梁寨子的张廷芝民团，是当地最大的一股反动武装。豹梁寨子修筑于民国元年（1912年），占地面积10多亩，寨内设有水牢，最多时曾住过1000多人。中央红军到吴起镇时，张廷芝的大部分民团正在安边一带，这时驻守寨内的是张廷芝的叔父张六、张七弟兄俩，共带100多人，武器有迫击炮两门，长枪、驳壳枪百余支。吴起镇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左权参谋长派一大队警卫连担任攻打豹梁寨子的任务。堡垒很快攻破，张六、张七连夜逃跑。打开张家的粮库，400余石粮食，除给红军补充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给当地穷苦百姓。消灭了这股反动势力后，附近各县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抬着猪、羊来慰问红军。

红军是宣传队。他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在吴起镇休整期间，中央红军除直接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外，还利用门板、墙壁、树干书写革命标语、口号动员群众。

不虐待俘虏是红军的一贯政策。吴起镇战役共俘虏1000多名国民党官兵，战后将他们集中在杨青川的葫芦台整训，给他们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不愿参加的就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回家和亲人团聚。俘虏中，有不少人是回民，每逢红军吃猪肉时，给他们另做羊肉。这些举措使国民党官兵深受感动，一大部分当即参加了红军队伍。特别是那些骑兵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士兵都补充了红军的骑兵队伍，使红军原有的一个骑兵连更加充实。还有一些俘虏，愿意回原部宣传红军共同抗日道理。此举对东北军官兵震动很大，尤其是对白风翔的震动更大，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认识到继续“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从此以后，白凤翔部驻守在甘肃固原县一带，保存实力，消极待命。加上中共地下党员从中做思想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激发了白凤翔的爱国热情，使他看到了“打回老家去”的希望。

通过现实的教育和地下党同志所做的大量工作，骑兵第六师与红军结成了友军关系，并同红军秘密签署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四条协议，具体内容是：一、不受命进攻红军；二万一需敷衍，则不打枪或不作杀伤射击，不前进；三、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四、在可能与需要时，经过互相协商，可作友谊退让，但应以抗日利益为原则.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亲自挑选了白风翔担任捉蒋任务，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住了七天左右，完成休整任务后，在边区人民的热烈欢送下，先后分别取道洛河川、宁塞川、杨青川，向陕甘边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进发。自此，吴起镇作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地，被载人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

（选自《长征记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这两张照片，是40年前在战火纷纷的太行地区拍摄的。那时，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日两国人民同时陷入空前的浩劫。

照片上那个眼神略带忧伤的孩子，是一个劫后余生的日本孤女。父母双亡，她和她的一个还处于强裸之中的幼妹，被中国人民军队的战士从浓烈的战火中抢救了出来。随后，这两个来自敌方的孤女，在前线司令部里，成为聂荣臻将军的小客人，得到周到的照料。后来，聂荣臻又派使者越过战线，把她们送回日本侵略军片山旅团的军营。

这是40年以前的事了，我时时在想：两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被送回日本军营以后，她们的遭遇会怎样呢？这弱小的生命，能不能在兵荒马乱中幸存下来？战后，她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吗？在中日两国人民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个想法更加深切。

小姑娘呀！现在你在哪里？

我遐想着有这么一天，突然得到你们的音讯和地址，好把这珍藏数十年的照片寄赠你们，把你们苦难童年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讲给你们和友好的日本人民听。

那是1940年8月，故事发生在从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当时叫作正太铁路）线上的一个叫东王舍的村庄。这是横贯太行山脉的一条交通要道。在这条铁路线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照片上那个小姑娘的父亲，就是煤矿里的日籍工程师或是顾问之类的人物。他是什么时候、怎样来到中国的，我们当然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和千千万万日本人一样，在日阀的胁逼下，漂洋过海来中国掠夺资源，终于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牺牲品。

这是一个仲夏之夜。月光融融，树影婆娑，波光粼粼，轻纱弥漫。滤沱河两岸的景色显得特别秀丽。弯弯曲曲的堤岸，装点着千姿百态的花椒树，村边的钻天白杨，被微风吹打着的叶儿哗啦啦地响，不知名的山花散发出蜂蜜一样的香味，青蛙和织娘不停地噪鸣。偶尔还可以听到悲凉的山歌：“太行山上的月呀，照到我村庄，敌人来了奸淫抢掠放火烧草房.”就是在这恬静之夜，从山麓下来了千军万马，马蹄铁碰击着石头闪闪发光，远处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一场大战在太行山麓展开了。

这就是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同时出动110个团从四面八方向敌军猛攻。正太路是这次战役的重点进攻地区。

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是一个骁勇善战、具有光荣传统的红军团，燃烧着仇恨烈火的战士，如猛虎下山，一举攻克天险娘子关，直插井陉煤矿，迅速抢占了东王舍矿区。日本军为阻止我军前进，不顾自己的侨民尚未撤退，用夹杂着烧夷弹的排炮，向东王舍村猛轰。矿区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在浓烟烈火之中，忽听到从半倒的日本塌塌米式的房舍里，传来凄厉的呼救声和婴儿的哭叫声。红军团两名机枪手毫不迟疑地冲进烈焰，背出两个孩童和她们垂死的父亲。她们的母亲已被她本国军队的炮弹炸得粉身碎骨。虽然战士们拿出在当时非常缺少的救急包抢救，孩子的父亲终因伤势过重，死在八路军前线包扎所里。

从战火中抢救儿童，这对人民军队战士来说，本来是平常的事，可这一次却有些不寻常了。因为抢救出来的，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孩子，而是两军对阵冲杀的敌方儿童。战士怀抱着两个因受惊而哇哇大哭的日本弱女，这该怎么办呢？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熏陶下，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八路军战士，爱谁恨谁是最分明的。如同谚语所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他们在战场上有我无敌，可以杀得敌人户横遍野，但在无辜的日本孩子面前，却表现出无比善良和慈爱。

“这孩子，没爹没娘，好命苦呀！咱们不能不管！”

最先发话的是机枪班的老班长，一个沉默寡言的淳朴农民。他有个儿子，当放牛娃，在一次敌人搜山中为挣脱日兵追捕坠崖摔死。其余的战士，各人也有一本血泪账。但对两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却动了怜爱之情。“孩子是没有罪的！砸锅卖铁也得养活她们。”全班下了决心。尽管当时部队还处于敌火威胁下，尽管物质条件极端贫乏，战士们还是自愿挑起哺育孩子的重担。他们是又当爹又当妈，笨手笨脚地为孩子张罗一切，把粗布军装改成小孩衣裳，把玉米面煮成糊糊，一勺一勺地喂给孩子，一次一次地给孩子端屎端尿。战士的温存和怜爱，使孩子很快感到亲近，信任代替了恐惧，笑声代替了哭泣，小姐姐还用刚学来的汉话管八路军战士叫“叔叔”哩。

消息传到聂荣臻将军的前线司令部。两个日本小女孩，被接到司令部招待所一沱河畔一座小山庄里的一幢农舍。

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身材魁梧的人看望孩子来了！这就是照片上的聂荣臻将军一一位正在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八路军杰出将领，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

“喂，喂，小客人，不要怕，不要怕！”

他抱起那个强裸之中的小因因，亲吻她胖胖的脸颊，用指头轻轻地挠动着孩子的胳肢窝，逗着孩子发笑。随后，又走到五岁小姐姐跟前，蹲下身来，抚摸着孩子的头发，把一颗红枣送到女孩嘴里：“这个好吃，甜，甜。”孩子没有害怕，望着这位和蔼的伯伯，天真地笑了。聂司令叫来管理人员，吩附他们到附近村庄寻找乳妈，给小因因喂奶，还唤来军医给孩子仔细检查身体，他叫警卫员到集市上设法买到糖、饼干和水果一这些东西，在那艰苦岁月里是难得享受到的奢侈品。

聂司令问：“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有在家的吗？请他们来看看孩子。”当他得知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都上前线去工作后，又说：“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让所有人明白，敌人虽然残忍地杀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我们决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

他转过身来，又拉着孩子的手，温存地说：“好娃娃，想家吗？来！照个相，明天送你们回去。”

接连几个夜晚，两姊妹都住宿在这山村的农舍里。一位慈祥的大娘搂着她们，同睡在一条土炕上，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小因囡，不停地扇扇子给孩子赶走蚊虫。姊妹俩听着中国妈妈唱摇篮曲：“小小叶儿哗啦啦，儿是娘心一朵花，娘盼我儿快长大，哗啦啦，快长大…….”渐渐地沉人梦乡。

8月22日清晨，聂荣臻将军起得很早，他修书一封给日本军司令官，义正词严地斥责他的罪行，要求他保护和哺养孩子。挑选了一位精明的军官和一位壮实的农民，把两个孤儿护送到日本军司令部。

你看，照片上那位农民，拿着扁担正准备挑起一副重担。担子的一头，小姑娘盘腿坐在藤篮里，另一头，是她的小妹妹，她们正在准备上路呢。

村子里热闹起来了！男女老少纷纷拿出自己积赞的鸡蛋和果品为孩子送行，送到村外很远很远的地方，还站在山坡上眺望他们远去，一直到两只藤篮消失在战线的那一方·

上面所讲的，只是久远年代的一件小事。当年由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一切仇和怨，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巨变，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唯有这几张从战火中留下的照片，却随着那救孤送孤的感人场面，一直在我的底和心头保存了下来，成为值得纪念的历史印证。

从那时到现在，经历了40年的变迁。两位日本小姑娘，你们现在在哪里？那时节，你们一个5岁，一个才几个月，如今，都是40开外的人了。我望着你们童年的照片，在日本地图上寻觅你们的踪影：也许在大阪的一家制造厂里劳动，还是在波浪滔滔的宗谷海峡进行海上捕鱼作业？也许你们正在东京某研究所里聚精会神地工作。在这明媚的春天，你们也许正携儿带女在上野观赏樱花。我也这样幻想着：在成百成千来中国的日本旅游者中间会有你们的身影。

啊，小姑娘，现在你在哪里？··

（选自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现在在新闻写作上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有的新闻事实少，内容空话多；有的搞新名词“轰炸”，词语随意搭配；有的结构任意跳跃，华而不实；有的空话、大话、套话连篇，读来味同嚼蜡。多写实录性新闻，是医治以上弊病的良方。第八届“中国新闻奖”消息一等奖作品《别了，“不列颠尼亚”》（新华社1997年7月1日播发）一稿，就是一篇实录性新闻佳作。具体说来，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清晰的可视性。实录性新闻突出表现在“目击”和“视觉”中，它必须写出特定的现场氛围。这就要求记者（通讯员）应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在采访现场要善于捕捉精彩的镜头、典型场面，并给予形象再现。如文中写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25任港督的庭院”，“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邻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等等。这些简洁的笔法，为读者勾勒出一个个场景、一幅幅画面，使新闻具有清晰的可视性。自然流于记者笔端的这些文字，似乎有着色彩浓烈的油画效果，读后犹如醇厚的美酒，令人回味无穷，并加深了对香港回归这一具有历史性重大事件意义的理解。

二、生动的可听性。实录性新闻要再现特定的场景、特定的形象，离不开生动形象的语言，离不开各种音响。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形象感强的环境音响，有助于增强新闻的可听性。如文中写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等等。这些描述，仿佛清风徐来，给人以流畅自然的感受，好像亲临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场，听到降旗声、下雨声、讲话声和升旗的乐曲声，从而受到强烈的感染。

三、丰富的动感。全文没有令人生厌的套话或可有可无的废话，那些实在的、具体的新闻事实，都是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作者运用捕捉到的镜头，通过具体的人和事来传递香港回归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题思想，并巧妙地在文中穿插新闻背景材料，运用对比手法，在看似静态的叙述中注人动态的信息。如文中写的：“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读后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和亲切感，十分耐人寻味。

四、鲜明的色彩感。如文中实录的“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广场上灯火渐暗”“绿树丛中”“白色建筑”“南海的夜幕”“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五星红旗”，等等，这些多彩交错的画面，给读者以色彩明快的深刻印象。

大量的新闻实践证明，实录性新闻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受读者的青睐。希望这束带着露珠的花朵，在报纸新闻与广播电视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越来越旺盛，越来越鲜艳。

（选自《新闻爱好者》1998年第11期）

当2019年度的新生人学时，我们看到，《别了，“不列颠尼亚”》再一次出现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大浪淘沙，持续这么多年一直保留在教科书中，说明这篇文章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也显示了它作为一篇新闻作品的独特魅力。”

当年参与将《别了，“不列颠尼亚”》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教材编者对“别了”一文的这个概括性评价，既给作为文章作者的我们带来鼓舞和慰藉，更可以理解为是对新闻写作、新闻报道、新闻职业的一种致敬和礼赞。近年来，到了“七一”，特别是“香港回归”逢大年，我们总会收到、看到这篇文章在网上的转发，大家在重温历史中共同寄托感概、希冀和祝福。时隔20多年，回想这则消息从酝酿策划到采写编发，一直到获评中国新闻奖和选入高中教科书，整个过程的确值得总结，也有一些启示意义。

事件的定位题如文眼。正如古人云，“作诗非难，题为难”。文章以“题眼点晴”，凝聚形神的精髓，浓缩话语的根本，就从一开始站到了叙述的制高点。对我们来说，抓住这个关键点，是个不约而同又显而易见的过程。

早在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开宗明义，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悬念的既定历史事件和必将永载史册的庄严时刻，应该采取怎样的角度去报道？文章立意见仁见智，首先就有“恢复”和“交还”两大视角。配酿初始，包括采写组在内的不少同志就想到毛泽东主席《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气吞山河并为人熟知的政论雄文，对外部中文编辑室主任薛建华还给总社同志推荐了著名战地记者朱启平描写“密苏里号”上日本受降仪式的《落日》，当时驻香港的徐兴堂也在研究这个名篇。而在了解到查尔斯王子将乘“不列颠尼亚”号“离港”这个细节后，“别了”的思路就逐渐清晰起来。

记得，是对外部中央外事新闻采编室的冯秀菊在一次“头脑风暴”中第一个直接讲出了“别了，不列颠尼亚”，“文眼”就此定格在了这个概念上，报道任务和责任也随之明确。从对外部主任王宗引到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都十分支持我们这个策划，而郭超人社长听取汇报时，听到“别了，不列颠尼亚”这个题目，也给予肯定和认同，嘴角浮现出标志性的“超人微笑”。

回过头来看，“别了”的角度确立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和视域，也给予历史呈现更独特的意涵空间。崛起之中的中国所挥别的是一段满目疮的屈辱，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所告别的是落花已去无奈之下的不再风光。正如毛主席以“子立，形影相吊”和“破产的记录”这样的文字，表达“走了”与“来了”之间的历史嘲讽，我们努力在“别了”的意境中揭示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据教材编者回忆，人选教材，一个重要考虑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同众多其他“回归”报道不同，写的是“英国的撤离”，这个定位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联想空间，更有助于启发学生思考。首先，离开对《别了，司徒雷登》的学习和领会，就根本不会有《别了，“不列颠尼亚”》。可以想象，作为一种必然的关联解读，从毛泽东的文采到中国现代史的风云，师生们必定会领略到更深沉更厚重的历史感和话语力。

场景的时空

新闻是匆忙之中的文字。无论多么精心的策划，都要在特定新闻事件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付诸实现。“香港回归”这一幕历史大剧，最终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几个小时上演，并通过“撤离”“交接”“成立”三大环节来体现。

在前方总指挥、新华社副社长高秋福的统筹领导下，周树春作为对外部副主任协助王宗引主任组织协调对外报道，对外部报道团的彭树杰、周宗敏分别领衔特区政府成立和两国政府交接两大仪式，杨国强采访港督撤离，他们首先要做好各项活动本身的报道。

我们认为，“别了，不列颠尼亚”应该是一个“撤离”视角的全景图，要关注和呈现好以“撤离”和“交接”这两个场景为主要依托的“告别”全过程。除了杨国强在港督府，徐兴堂也在添马舰营区交接仪式现场，这为“别了”的采写奠定基本保证。而迫于发稿时间的压力，特别是出于准确掌握全景动态完整信息的需要，因前方记者在锁定地点只能提供局部信息而不知道视野以外的情况，充分利用发稿中心的电视实况转播画面，中心统稿“拼图”与前方采访报道同步，逐渐勾勒出“撤离”演进的图景，就成为必然选择。

杨国强以“末任港督”为主要内容并已几易其稿的框架稿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来自包括记者和电视画面的前后各方即时情况随时处理。在之前的准备中，每个人都对香港的殖民史做了十足的功课。杨国强透彻地把握了总督府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在稿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文章的基调。徐兴堂沿着“落日”的思路，印证从而贡献了电视画面上一闪而过的“不列颠尼亚”号与紫荆花图案相交映这个容易被忽视但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细节性背景。

胥晓婷的规定任务是英文翻译和材料核补，也查阅大量资料，特别是反复确认出英军从占领到撤出香港共“156年5个月零4天”这个数字，基于先前素材梳理出以“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为全文画上终止符的末段。这样的结尾处理，反过来又衍生出一个更具时空跨越感的导语，就是从“米字旗最后一次降落”导出的“英国撤离的最后时刻”，一个首尾呼应的消息稿就成型了。记者回到发稿中心后，对形成的统稿作最后核对，经王宗引同志同意，中英文稿件即分别签发，中文发稿薛建华，英文发稿陈耕涛。

意象的内涵

意象作为“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融合体的“寓意之象”，是创作者借物抒发的重要工具。我们在“别了”一文中比较自觉地发挥了意象的特殊作用。沿着“别了”的主题主线，全文实际是围绕“楼”“旗”“船”这三个自然呈现出来的意象展开的。

历经一个多世纪而从此成为历史遗迹的港督府，徐徐降下的米字旗和冉再升起的五星红旗，即将退役并消失在南海夜幕中的“不列颠尼亚”号一富于镜头感的描写和叙述，在字里行间传递出意蕴无穷和耐人咀嚼的信息。同时，在那个基本还是平面主导的黑白时代，赋予“意象”以“色彩”十分重要，所以就有绿色的树丛、白色的总督府、黑色的“劳斯莱斯”，把细节写到最底色就生出更多的画面感。“现实场景的展开，始终在历史的幕布上勾画出来。”教材编者对“别了”一文的写作手法很欣赏。

言大义”的写法。

一方面，牵头写作团队的周树春从一开始就在心里确立了“写个千字消息”的目标一即“好消息”的篇幅限制，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以最少文字容纳最大含量”的要求。从现场到史料，从描写叙述到抒发议论，统统都要高度压缩、高度凝练，达到鲁迅先生讲的“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的极致境界。例如，杨国强准备最充分，所提交的以“港督”为主体的框架稿近三千字，但这部分内容最终编辑到只能占全文11个段中的3个段落。

另一方面，凝练的文体必然意味着一种含蓄的风格。既不能有任何的废话、废字，更没有空间摆放洋溢情绪的形容词和惊叹号，做到一句话不能水、每行字都精致；同时也不必把话说白说透，一切寓于从容不迫的平实叙述中，以“写实”来“传神”“会意”“说理”，在“尽在不言”和“意犹未尽”中实现“意味深长”的直抵人心，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也更加符合对外报道的规律要求。回头看来，几小时内完成这样一个“急就章”，把文字凝缩到这个程度，的确是个挑战。

（选自《中国记者》2019年第10期，有删改）

为例（陆永稳）

中国新闻文本写作是不断发展、完善、变化的。从最早的古文体例到后来形成的新华体，都是应时而起，为时而作，与时俱进的。在新闻文本写作中，穆青的“用散文笔法写新闻”的尝试、成功和倡导，在中国新闻界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其新闻通讯代表作《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例，对其散文笔法进行解析，以获得一些感性认识和启发。

1963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开始提倡“用散文笔法写新闻”。他说：“现在，有的同志在尝试着用散文笔法来写新闻，我个人是赞成这种尝试的。”“比如可以不一定写导语；也可以不一定要有新闻根据；可以夹叙夹议，既有形象的细节描写，又允许有简短的议论和记者的感受；在选择角度的时候，既可以从领导角度来写，也可以从群众角度来写。突破那些不合理的束缚以后，那一套令人生厌的新闻语言也可能随之改变了。”

1964年12月，新华社为了摸清河南受灾情况，穆青派记者周原去受灾最重的豫东采风。偶然的机会，周原来到兰考县，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并深为震撼，马上向穆青汇报。此前，1964年11月《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已发表过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写的焦裕禄的人物通讯。穆青还是觉得有重新采访、重写的必要，并于1965年12月17日带着新华社记者周原、冯健等人抵达兰考，再次深入县乡基层、群众和干部中采访，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在耗时一年又两个多月的采访、座谈、写稿、改稿，七易其稿后，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随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感动全中国！

作为穆青最重要的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材料真实感人，应该说没有焦裕禄的真人真事和真情真意的这些客观事迹存在，无论穆青等人有什么神来之笔都写不出如此之文。但是，同样的人、事，穆青等人写的人物通讯就非同一般了。下面试就其文按照散文笔法的几个方面进行解析。

一、“榜样”是贯穿全文始终的“思想红线”

秦牧说写散文最不能丢的是“思想的红线”，即用一个醒目深刻的思想，把看似散乱的一大堆材料，贯穿成文。若把这一个个事件喻作“珍珠”，真可叫作“红线穿珠”了。这就是所谓的“神不散”，主要是说其要表述的中心思想明确而集中。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文由八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可以独立成篇，而且各部分都有自己的主题思想，但是这八个小主题无不是围绕“榜样”的大主题来展开的。

作为全文的引子，一开头，作者就用简洁、准确、冷静的陈述把焦裕禄所面临的“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的兰考推到读者面前。接着，作者用白描的手法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兰考“灾荒的景象图”。这样的困难和灾难场景令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样的困难，焦裕禄的态度是什么？作者是怎样来表现“榜样”主题的？

“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第二天……他已经下乡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这些都已渐现一个务实、坚定、为民的县委书记的新形象，已见一个敢于面对困难，信念坚定，敢于战胜灾魔的县委书记。这也为下文展开作了铺垫。

接着，作者写焦裕禄亲自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灾害源头做好灾害根源调查，深入群众寻求、研究治“三害”对策。这样作者已经将能够把全县干群凝集到一起战胜“三害”的县委书记的榜样形象树立在读者面前了一这是以事立人。这是一个坚强的“班长”，是一个信得过的领路人，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

从第二个标题开始，作者从焦裕禄作为一个党员领导时刻把百姓的冷暖装在心里，视人民为父母的情怀，从对自己、家人严格要求，对同志和风细雨和对犯错误的下级极力挽救、帮助，对群众关爱有加的事迹叙述开去。这些真人真事、真情真意无不凸显焦裕禄同志的真性情，其形象也饱满可感、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不仅如此，作者所写的这些内容都是通过焦裕禄的活动来展开，通过他的工作、言行以及其部下的工作、言行等来表现其领导作用和榜样的力量。当然这些内容只有通过描写、议论、抒情等散文常用的多种手法表现出来，才能使文章生动、活泼、节奏感好而不僵硬、没有说教感。文章最后三个标题“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把生前对同志爱护、对工作认真、尽责，并且全然忘记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为了人民，忘记自己的焦裕禄，展现在读者面前。

总之，在全篇行文中，“榜样”是主线，但每一部分还有各自的中心，只是每一个小中心都是主线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二、表达方式灵活，多用散文常用的记叙、抒情、议论、描写等表达方式

该文主要是运用记叙的行文方式，但是作者为了使文章生动，适时恰当地综合运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如文章开头就用数字来记叙兰考的受灾程度，并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灾区面貌，用抒情的笔触来表达对文中主人公的深情。又如在最后一个标题下的文中：“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文中抒情的地方都是发乎自然。

文章还在适当的地方通过议论点明焦裕禄的精神和意义。比如全文倒数第二段中：“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这些方式的运用，有力地表达了主题，使文章气势浩大，撼人心魄。我们在写人物通讯时，特别要注意综合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使文章更富有波澜和感染力。

三、时间跨度大、空间转换广、所叙事情多

全文时间跨度从1962年冬直到1965年春季，从焦裕禄到兰考上任、工作、生病、逝世到次年春季兰考老百姓的祭奠等。空间则从兰考县城、兰考火车站，包括阳、韩村、秦寨、赵朵楼、双杨树等公社和所走到的兰考的120多个大队，到开封医院、郑州医院、北京医院等地方。所叙的事情更多，诸如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灾情，和县委副书记交流，风雪夜召开别开生面的会议，亲自带领“三害”调查队在风沙下雨最厉害的时候去探源头搞调查，冬夜到许楼问寒，与有分歧的同事、犯错误的下级和家人的相处等等，这些事情多而不杂，每件事都有不同的代表性、典型性，都是焦裕禄感人形象的一个侧面表现。这些也是散文和人物通讯可以共同采用的表达方式。（编者注：因文章选入教材时作了删改，因此本段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事件，或与课文略有出人。）

该文另外一个特色是，全文记叙的事情都是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

据《穆青传》介绍：“第七稿改完好，穆青再拿给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看。吴冷西通过，穆青让人把稿子打出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核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周原带着稿子到兰考，正赶上县委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张钦礼（时任兰考县县长）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在场两千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

（选自《新闻世界》2009年第1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