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回到历史现场

1.班固

班固（32一92），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人洛阳太学。性情宽和谦让，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人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人狱，死于狱中。

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两都赋序》），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扬厉，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在宫室游猎之外，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两都赋》虽也铺采摘文，但未过分堆砌辞藻，风格比较疏岩。《幽通赋》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写法仿《楚辞》，先述自己家世，后写遇神人预下吉凶，再写他誓从圣贤的决心。所谓幽通，即因下谋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此外，他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班固在《汉书》和《两都赋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他不仅肯定汉赋“抒下情而通讽谕”的一面，而且肯定它“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一面，实际上也肯定了汉赋的歌功颂德的内容。在《离骚序》中，班固对屈原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虽有“妙才”，“非明智之器”。都表现了他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班固另有《咏史诗》，咏缇萦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2.贾谊

贾谊（前200一前168），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省）人。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收为弟子。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任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前175），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而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后来梁怀王骑马时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死去。

贾谊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也杂有法家、黄老的成分。刘向指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

贾谊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其文即现存的《新书》，亦名《贾子》，曾经西汉末年刘向校定，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错乱和散失，但基本可信。首篇《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文中的名篇。另一篇著名政论文《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载于《汉书·贾谊传》。据班固称，是他从《新书》58篇中选择“切于世事者”（《汉书·贾谊传赞》），经过合并删削而成，题目是后人安上的。贾谊的辞赋大多已亡佚。除《吊屈原赋》《服鸟赋》外，刘向所编《楚辞》中收入《惜誓》一篇，作者题贾谊，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则表示对作者“疑不能明”。

贾谊的散文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善于运用不同历史事实的对比来分析利害，在铺张渲染的描写中，造成文章的充沛气势，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如《过秦论》，开始为了说明秦国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强大，极力描写六国诸侯合纵抗秦的盛况，而在后面写秦朝的败亡时，又极力写陈涉的平凡以见亡秦的轻易，从而引出秦朝短期覆亡的教训，极其有力。作者抱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受到压抑，因而笔端常带感情，议论说理毫无顾忌，行文畅达而不浮浅，语言犀利激切，富于文采。如《陈政事疏》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编以疏举。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日安且治者，非愚则，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忧时济世的感情溢于言表，富于鼓动性。贾谊的散文对唐宋古文的写作有一定影响。鲁迅说：贾谊、显错的奏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辞赋，也饱含着作者济世的热情，抒发愤不平，具有感人的力量。当时汉代的新体赋一汉赋还没有形成，贾谊主要是采用骚体来写作，但在标题上已出现“赋”的字样。他的《服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情绪，同时也流露出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语言上虽多用四言句，句法比较整齐，但已趋向散文化，显示出从骚体赋过渡到汉赋的端倪。《吊屈原赋》是他赴长沙途中经湘水时所作，在抒发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中，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被刘称为“辞清而理哀”（《文心雕龙·哀吊》）。由于贾谊在此赋中引屈原为同调，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又对屈、贾都寄予同情，为两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即往往以贾谊与屈原并列，称为“屈贾”。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才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人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朱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大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

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

计吏。皆醉，大呼日：“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

之，还走，疾呼日：“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

（《汉书·朱买臣传》）

朱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朱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据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土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弹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都不是记叙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记》对酷更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是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派人刺杀充当匈奴兵教练的李绪一事予以肯定。《汉书》交代了造成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饿行，李陵或是“泣下沾”，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儿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汤，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碑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人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碑亦有类似叙述：“日自在左右，目不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视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日碑在前，见而目

之。弄儿走且啼日：“翁怒。”上谓日碑：“何怒吾儿为？”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

下与宫人戏。日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

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碑。

汉武帝视金日碑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并不因为弄儿受到天子的宠爱而放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族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代。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问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日：“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

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

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选自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屈原列传》

屈原，名平，是楚王的同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知识广博，长于记忆，明晓国家治乱的道理，擅长外交辞令。对内与怀王谋划计议国家大事，以发号施令；出外接待宾客，应酬诸侯。怀王很信任他。

上官大夫和屈原地位相同，想争得怀王的宠爱，嫉妒屈原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撰写草稿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了想强取为己有，屈原不同意。于是上官大夫就向怀王馋毁屈原说：“大王让屈原制定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谁能做’。”怀王很生气，就疏远了屈原。

屈原痛心于楚怀王惑于小人之言，不能明辨是非，说人坏话、奉承谄媚的小人混淆黑白，蒙蔽怀王，品行不正的小人损害国家，端方正直的人不为（昏君谗臣）所容，所以忧愁苦闷郁结于心，写下了《离骚》。“离骚”，相当于“遭遇忧患”的意思。天，是人类的本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困窘没有出路，就会追念根本，所以疲倦困苦的时候，没有不向天呐喊求助的；遇到病痛或内心忧伤悲痛的时候，没有不呼唤父母的。屈原坚持正道，遵照道义行事，竭尽自己的忠诚和智慧来侍奉君主，谗邪的小人离间他，可以说处于困境中了。诚实不欺却被怀疑，忠贞不贰却被毁谤，能没有怨恨吗？屈原写《离骚》，大概是由怨愤引起的。《国风》好描写男女恋情但不失分寸，《小雅》怨愤发牢骚但不坏乱礼法。像《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的特点了。往远处说提到帝，往近处说提到齐桓公，中间称述商汤、周武王，以此讥刺当世的事。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治乱兴亡的条理，无不透彻明白。他的文笔简约，文辞含蓄隐晦，志趣高洁，行为端正。其文辞描写的是寻常事物，但是它的意旨却极为博大（因为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列举的事例浅近，而表达的意思很深远。由于志趣高洁，所以作品中称述的事物也是芬芳的（《离骚》里面多用美人香草来比喻）；由于行为端正，所以至死不容于世。他自动地远离污泥浊水，像蝉脱壳那样摆脱污秽的境地，以浮游于尘世之外，不为尘世的污垢所辱，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洁的品德。推赞他的这种志向，即使与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

屈原已被罢免，此后秦国准备攻打齐国，齐国和楚国合纵相亲。秦惠王很担忧，就令张仪假装离开秦国，拿着丰厚的礼物进献给楚国，表示愿意侍奉楚王，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齐国与楚国合纵相亲，如果楚国确实能与齐国断绝外交关系，秦国愿意献上商於六百里的土地。”楚怀王贪心而听信张仪，于是与齐国绝交，派使者到秦国接受秦国答应割让的土地。张仪欺骗他说：“我和大王您约定的只是六里的地方，没有听说过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去报告怀王。怀王大怒，大规模出动军队讨伐秦国。秦国发兵反击，在丹水、浙水一带大破楚军，杀了八万人，俘虏了楚国大将屈句，于是夺取了楚国的汉中一带。怀王于是尽发全国之兵，深入秦国境内攻打秦国，在蓝田交战。魏国知道这一情况，趁机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地。楚军恐惧，从秦国撤退。而齐国终究因为气愤而不来援救楚国，楚国处境极为艰难。

第二年，秦国割让汉中之地给楚国以求讲和。楚王说：“我不愿得到土地，只希望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知道后，就说：“用一个张仪来抵当汉中之地，我请求前往楚国。”到了楚国，他又趁机送厚礼给楚国当权的臣子靳尚，让他在怀王宠姬郑袖面前说假话。怀王最终听信了郑袖的话，又放走了张仪。这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在原来的职位上，出使到齐国，回来后，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很后悔，派人追张仪，没追上。

此后各国诸侯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了楚国将领唐昧。

这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想要与怀王会唔。怀王想要去，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可信任。不如不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前去，说：“为什么要断绝与秦国的友好关系呢？”怀王终于前往。进入武关，秦国埋伏军队断了他的后路，于是扣留怀王来强求楚国割让土地。怀王很愤怒，不答应。他逃往赵国，赵国不肯接纳。又到秦国，最后死在秦国才回国安葬。

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人都怪罪子兰劝怀王人秦而致其未能回来。屈原痛恨子兰，虽然被流放，仍然眷恋楚国，挂念怀王，念念不忘想要返回朝廷，盼望国君能彻底悔悟，风俗能完全改变。屈原思念君王、振兴国家而想要使楚国回归富强局面的意愿，在一篇作品中再三表达出来。然而终于无可奈何，所以不能够返回朝廷。终于由此看出怀王终究没有醒悟。国君无论愚笨或明智、贤明或昏庸，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帮助自己，选拔贤才来辅佐自己的。然而国破家亡的事接连出现，而圣明的君主、安定太平的国家却多少世代也难以见到，这是因为他认为是忠臣的人并不忠诚，认为是贤臣的人并不贤明。怀王因为不明白忠臣的职分，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在外被张仪所欺骗，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军队遭到挫败，土地被削割，失去了汉中一带的六个郡，自己客死于秦国，被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不能知人善任所招致的祸患啊。·…….

令尹子兰得知屈原怨恨他，非常愤怒，终于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低毁屈原，顷襄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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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就放逐了屈原。

屈原到了江边，披散头发，在水边一面走一面吟咏着，脸色憔悴，外貌像干枯的树木一样。有个渔翁看见他，问他说：“您不是三间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儿？”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一人清白，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一人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翁说：“聪明通达的人，不被外物所拘束，而能够随世道变化而变化。整个世界都是污浊的，为什么不随从世俗，与之同流？众人都昏醉了，为什么不吃众人的酒糟，喝众人的薄酒（与众人同醉）？为什么要怀抱美玉一般高洁美好的志向节操，而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尘土。作为一个人，又有谁愿意让自己的清白，蒙受外物的玷污呢？我宁可投入江水，葬身于鱼腹中，又哪能拿自己高洁的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呢？”他就写了《怀沙》赋。·.于是抱着石头，自投泪罗江而死。

屈原死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一班人，都爱好文学，而以善于作赋被称赞；但他们都继承屈原文辞委婉得体的一面，始终不敢像屈原那样直言进谏。此后楚国领土一天天缩小，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掉。…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他的志向不能实现而哀怜。到长沙，看到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尝不流下眼泪，推想他的为人。等看到贾谊写文章凭吊他，又奇怪屈原如果凭他那样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却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读了《服鸟赋》，看到他将生死等同看待，把离官去职或在朝任职看得很轻，又茫然若有所失了。”

2.《苏武传》

苏武，字子卿。年轻时凭借父亲职位的关系而被任用，兄弟三人都做了皇帝的侍从官。渐渐升到移中既监。当时汉朝接连讨伐匈奴，屡次互派使者窥探观察对方的情况。匈奴扣留了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先后十几批人。匈奴使者来汉朝，汉朝也同样扣留他们以相抵。天汉元年，且侯单于刚刚被立为单于，害怕汉朝攻击，就说：“汉天子是我的长辈。”把路充国等人都放回汉朝。汉武帝赞许他这种合乎情理的做法，就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节出使匈奴，护送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并赠送单于丰厚的礼物，回报他的好意。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以及临时委任的使臣属官常惠等招募士卒和侦察兵一百多人一同前往。到了奴后，置办了一些财物送给单于；单于渐渐据傲起来，并不是汉朝所期望的。

匈奴正要派遣使者送苏武等人返回汉朝，适逢奴国内的王与原长水校尉虞常等人密谋反叛。王是昆邪王姐姐的儿子，与昆邪王一起投降汉朝，后来又随淀野侯陷没在匈奴中。连同卫律所率领的那些被迫投降匈奴的人，暗地里一起密谋劫持单于的母亲阏氏归附汉朝。正赶上苏武等来到匈奴，虞常在汉朝的时候，平时与副使张胜相熟识，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汉朝皇帝非常怨恨卫律，我虞常能为汉朝暗中用弩弓射死他，我母亲和弟弟都在汉，希望能得到朝廷的赏赐。”张胜答应了，送了一些财物给虞常。

一个多月后，单于出去打猎，只有阏氏和王室的子弟在家。虞常等七十多人想要动手，其中一个人趁夜逃跑，告发了这件事。单于子弟发兵与他们战斗。王等人都死了，虞常被活捉。单于让卫律审理这个案件，张胜听说后，担心以前与虞常的谈话泄露，把情况告诉了苏武。苏武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等到被匈奴侮辱以后才死，更加对不起国家。”苏武想自杀，张胜、常惠一起制止了他。虞常果然牵扯出了张胜。单于大怒，召集贵族大臣们商议，想要把汉朝的使者都杀了。左伊秩说：“假使谋杀单于，又该用什么更重的处罚呢？应该让他们都投降。”

单于派卫律召苏武去听取供词。苏武对常惠等人说：“污损了节操，辜负了使命，即使活着，又有什么面目回到汉朝！”苏武拔出佩刀来自杀。卫律大惊，自己抱着苏武，骑马去找医生。医生在地上挖了个坑，放进没有火焰的微火，把苏武放在火坑上，叩击他的背使其出血。苏武已经气绝了，半天才又能呼吸。常惠等人哭了，用车载送苏武回营帐。单于很认为苏武的气节豪壮，早晚都派人问候苏武，而将张胜逮捕监禁起来。

苏武渐渐痊愈，单于派使者通知苏武，会同判定虞常的罪，想趁这个时候让苏武投降。用剑斩杀虞常后，卫律说：“汉朝使者张胜谋杀单于的亲近之臣，判处死罪。单于招募投降的人免罪。”举起剑要杀张胜，张胜请求投降。卫律对苏武说：“副使有罪，判处有关的人相连坐治罪。”苏武说：“我本来没有参与谋划，又不是他们的亲属，说什么连坐治罪？”卫律又举剑比画着要杀苏武，苏武不动。卫律说：“苏先生，我先前背叛汉朝归附匈奴，幸而受到单于的大恩，赐我爵号称王。有几万手下，牛马满山，富贵到这种地步！苏先生今天投降了，明天也会这样。白白拿身体给荒野做肥料，谁又能知道呢！”苏武不理他。卫律又说：“你通过我投降，我就和你结为兄弟；假如不听我的话，以后即使想再见我，还能得到这个机会吗？”苏武骂卫律说：“你本是汉朝臣子，不顾恩德道义，背叛主上，背弃双亲，在异族那里做俘虏，要见你干什么？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来判定人的生死，你不平心处理，持守公正，反而想借此使汉天子和单于相斗，从旁观看祸败。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投降，想要两国互相攻打，匈奴的灾难，就要从杀死我苏武开始了。”

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威逼而致屈服，报告了单于。单于更想让他投降了。于是把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中，断绝供应，不给他喝的、吃的。天降大雪，苏武躺着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去，几天都没有死。匈奴人视之为神。于是把他转移到北海边上荒无人烟的区域，让他放公羊，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他回来。分开他的随从官吏常惠等人，分别囚禁到其他地方。苏武到北海后，匈奴断绝了他的粮食供应，他就挖野鼠穴中藏的草实充饥。他拄着汉朝的节牧羊，寝卧和起身都拿着，节上的耗尾全部脱落了。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於靳王到北海打猎。苏武能结网，纺制系在箭尾的丝绳，用擎矫正弓弩，於靳王很喜欢他，供给他衣食。这样过了三年多，於靳王病重，赐给苏武牛马、盛酒酪的器皿、帐篷。於靳王死后，他的手下迁走了。这年冬天，丁令人偷走了苏武的牛羊，苏武又陷入了困顿。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做皇帝的侍从。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了，不敢访求苏武。过了很久，单于派李陵到北海，李陵为苏武置办酒席，安排歌舞。李陵趁机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和您一向关系很好，所以派我来劝说您，单于对您一心向往，想以礼相待。您终究不能回国，白白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有谁知道您对汉朝的信义呢？前些时候您的大哥做奉车都尉，跟随皇帝到雍城的域阳宫去，扶着皇帝的车子下殿阶，撞在柱子上把车折断了，被判决为“大不敬”，用剑自杀了，皇上赐给二百万钱安葬他。您的弟弟苏贤跟随皇帝去祭祀河东后土，一个骑马的宦官和黄门驸马抢着上船，把驸马推人河中淹死，宦官骑马逃跑了，皇帝下诏派苏贤去追捕，没有抓到，他因害怕而喝毒药自杀了。我临来时，您的母亲已去世，我送葬到阳陵。您的妻子还很年轻，听说已改嫁了。只剩下两个妹妹和你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又过去了十多年，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人生如朝露般短暂，为什么要这样久久地折磨自己！我刚投降时，精神恍，好像发狂一样，痛心自己对不起汉朝，加上老母被关押在保宫。您不肯投降的心情，怎能超过当时的我？再说皇上现在年纪老，法令没有定规，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就有几十家，（即便回国也是）安危无法预知，您还为谁守节呢？希望您听我的话，不要再说什么了。”苏武说：“我们父子没有什么功业德行，全靠皇帝的栽培，官职升到列将，爵位封为通侯，兄弟三人都是皇上的亲近之臣，常常希望以身许国。现在能有机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即使被杀，也确实心甘情愿。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孩子侍奉父亲一样，孩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怨恨的，希望您你不要再说了！”

李陵与苏武喝了几天酒，又说：“请您一定听我的话！”苏武说：“我料想自己早已是该死的人了！您如果一定要逼我投降，那就请结束今天的欢聚，我就在您面前死去！”李陵见他极其真挚诚恳，感叹道：“喉，义士！我李陵和卫律的罪行严重，无以复加！”于是泪水浸湿了衣襟，与苏武告别离开。……

汉昭帝即位，过了几年，匈奴与汉朝和亲。汉朝要求放回苏武等人，匈奴则谎称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使者又到奴，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同他一起去拜见，得以夜里见到汉朝使者，自己详细地陈说这几年的情况。他让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猎时，射下一只雁，脚上系着一封用帛写的信，说苏武等人在某大泽中。使者大喜，按常惠的话去责备单于。单于环顾左右，大惊，对汉朝使者道歉说：“苏武等人确实还活着。”

单于召集会见苏武的随行人员，除去以前已投降的和已死去的，跟随苏武回国的共有九人。苏武在始元六年春回到都城长安。苏武被扣留在匈奴共十九年，当初以壮年出使，等回国时，胡须和头发都已变白了。

3.《过秦论》

秦孝公占据着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以窥视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征服九州，控制四海的意图，并吞八方荒远之地的雄心。在那时候，商鞅辅佐他，对内订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治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山东诸侯相互争斗。于是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政策，向南攻取汉中，向西吞并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土地，向北占领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会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引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明理多智，忠诚守信，待人宽厚，爱护百姓，尊重贤能，敬重义士，他们相约为合纵，击破秦国的连衡策略，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各国联合起来。于是六国的士人，有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些人为他们谋划，齐明、周最、陈、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些人沟通他们的意图，吴起、孙、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些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以进攻秦国。秦国人打开关门迎击敌人，九国的军队却有所顾虑而徘徊不敢前进。秦国人没有一兵一卒的消耗，天下的诸侯便已窘迫不堪了。于是纵约解散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国有余力利用他们的弱点制服他们，追逐败逃的军队，杀死百万人，流血多得甚至能漂起大盾牌；秦国人凭借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表示臣服，弱国人秦朝拜。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在位的时间不长，秦国没有什么大事。

到秦始皇的时候，他奋力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用武力来统治各国，吞并东西二周，消灭各诸侯国，登上皇帝的宝座控制天下，用严酷的刑罚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设置了桂林郡、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把自己的性命交给狱官。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疆，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奴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于是废除先王的治国之道，焚烧各学派的著作，以便愚化百姓；毁坏著名的城池，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器，铸成十二个金人，以便削弱天下的百姓。然后据守华山作为帝都城墙，凭借黄河作为帝都的护城河，上据亿丈高的城墙（华山），下临不可测的深渊（黄河），以为非常坚固。良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大臣、精锐的士卒摆开锋利的兵器盘诘查问。天下已经平定，始皇的内心，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城池，正是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镊着边远的地方。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用瓮做窗户、用草绳系门扇的穷人，是地位低贱的百姓，而且是被征发去守边的戌卒；他的才能不如平常人，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没有陶朱、狗顿那样的财富；他置身于戌卒的队伍中，兴起在田野间，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卒，带领着数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朝；砍下树木做武器，举起竹竿做旗帜，天下的人如同云一样聚集起来，如同回声似的应和他，担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东方诸国的英雄豪杰就一齐起事，灭亡了秦朝。

况且一统天下的秦朝并不弱小，雍州的地势，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像原来的样子。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尊贵；农具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因有罪而被征调去守边的士卒，并不能匹敌九国的军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然而条件好的失败了而条件差的却能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量量长短，比比大小，比较权势，衡量实力，则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秦国凭借着它小小的地盘，发展到兵车万辆的国力，统理八州，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有一百多年了；然后将天下作为自家产业，用山和函谷关作为宫殿；一个戌卒起事而宗庙毁灭，自己也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不施行仁义而攻和守的形势不同了啊。

4.《五代史伶官传序》

喉！国家盛衰兴亡的道理，虽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的作为吗！推究后唐庄宗取得天下与失去天下的根本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传说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立他为王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可是他们都背叛我归顺了梁。这三个人是我到死还感到悔恨的事情。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愿！”庄宗领了箭，将其收藏在祖庙中。其后庄宗出兵的时候，便派属官用羊、猪各一头祭告祖庙，恭敬地取出他父亲留下的箭，用锦囊装着，背着在军前开路，等凯旋时再把箭收藏在祖庙里。

当庄宗用绳索捆绑着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用木匣子装着后梁皇帝、大臣的头，进入祖庙，把箭交还到先王的灵位前，向先王票告成功的时候，他意骄气盛，可以说豪壮极了！等到仇人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人在夜里呼喊，作乱的人四方响应，他匆忙往东逃，还没见到乱贼，手下的士卒就溃散了，君臣面面相，不知道到哪里去，最后剩下的那些将领只落得截断头发，对天发誓愿以死相报，大家的泪水浸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败啊！难道是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都出自人的原因吗？《尚书》上说：“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谨慎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啊。

因此当庄宗强盛时，全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与他相争；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伶人把他困住，落得个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人生的祸患常常在极小的事上积累而成，而智勇之人往往被自己所溺爱的人或物困住，难道只有伶人才如此吗？

1.《过秦论》

（1）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商鞅伐魏，魏使公子印为将而击之。商鞅遗书公子印，愿与为好会而罢兵。会盟既已，商鞅虏公子印而袭夺其军。其后又经十余年，魏国方才将西河之地献与秦国。

（2）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首次合纵在前334年至前332年之间，苏秦说六国合纵，任纵约长，佩六国相印，“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前318年，苏秦再次约六国攻秦，楚怀王任纵约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兵而归。此外，前298年，魏、齐、韩三国曾联合攻秦。前247年，信陵君率五国兵败秦于河外。

（3）伏尸百万

这说的不是一次战役的死亡人数。秦击六国杀伤人数《史记·秦本纪》皆有记载，如前293年击韩伊阙，斩首24万；前273年击魏华阳军，斩首13万（《史记·六国年表》作15万）；前260年，破赵长平军，杀卒45万（10万以下不计）。

（4）成败异变，功业相反

这句话是对陈涉起义的肯定。陈涉于起义后半年即被叛徒杀死，但作者认为他是成功的，功业极大。司马迁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史记·陈涉世家》云：“陈胜虽已死，其所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2.《五代史伶官传序》

（1）唐庄宗其人（朱则莹）

欧阳修为五代史伶官传作序，客观地分析唐庄宗的成败得失。唐庄宗姓朱邪，名存，本是沙陀族人，他的祖上做唐朝的臣子，被赐姓李。他父亲李克用被唐王朝招来镇压黄巢农民军，沙陀兵进入长安，焚宫殿，烧府库，大肆掠夺，无恶不作。

公元908年，晋王李克用死，李存继承父业。他初有大志，着手整顿纪律败坏的沙陀兵，组成精锐部队。913年破幽州，取河北，击败对手梁国军队。923年在魏州称帝，国号称后唐。

唐庄宗骁勇善战，常冒死搏斗。最激烈的也是决定性的一仗是称帝后夺取州之战。梁军破德胜南城，庄宗弃北城，坚守杨刘城，与号称十万之众的梁军日夜苦战，庄宗再占德胜城，梁军决黄河口用洪水阻唐军。庄宗听取谋臣郭崇韬的计策，留兵守杨刘，自率轻骑从郓州直取汴州，一举消灭梁国。赫赫战绩，使欧阳修禁不住赞叹：“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唐庄宗小名亚子，喜演剧，能度曲。伶人能接近他，并渐渐参与政事。庄宗宠幸的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庄宗灭梁进入汴州那天，周匝至马前拜见，庄宗非常高兴，并赐以金帛慰劳。周匝说：“我在梁国没遭杀身之祸，多亏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的帮助，请天子好好答谢他二人。”庄宗当场答应封官。郭崇韬竭力劝阻说：“帮陛下取天下的功臣还未封赏，却先封伶人，是要失去人心的。”庄宗到底不听，封陈为景州刺史，封储为宪州刺史。

唐庄宗宠信伶人，让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优伶掌握实权。景进等专替他探听宫外消息，回报的情况往往颠倒是非。许多朝官和四方藩镇都争着向伶官行贿，以求在庄宗面前说些好话。最阴险的是那个演杂剧出身的郭从谦，因有些军功，被封为掌握亲兵的从马直指挥使。因姓郭，又去亲近权臣郭崇韬，并拜其为叔父。崇韬无辜被杀，郭从谦借此机会在营中蛊惑军心。当时军士王温趁夜作乱，事发后被斩。有一次庄宗戏语郭从谦，说：“你的党朋，忘恩负义，又教王温造反。你们还想干什么呢？”从谦大为震惊，回来后便进一步煽动兵将道：“快把你们的积蓄拿出来买酒肉吃，不必考虑后事。”大家问为什么，他说：“陛下为王温的事，等到攻占邺地，要把你们统统活埋。”从此，这支亲兵部队便萌发了叛乱的念头。

不久，李嗣源发动兵变，郭从谦首先响应，率从马直亲兵攻皇城，纵火焚烧兴教门，闯入内宫，乱兵在宫楼上用箭射死仓皇东出的唐庄宗。《伶官传序》把这个过程概括评述为：“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当初梁国大将王彦章就说过：“李亚子是个斗鸡小儿，不足畏。”诚然，庄宗把打仗治国视为斗鸡寻乐，此外一无所知。正如欧阳修所说：“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因此，唐庄宗斗败梁国，自己也接着灭亡。

（2）此三者，吾遗恨也。（陈亚仁）

庄宗李存的父亲李克用，与后梁朱温、燕刘仁恭父子、契丹阿保机三者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李克用的父亲原名朱邪赤心，世统领沙陀部落。唐懿宗时，庞勋起义，朱邪赤心统领骑兵帮助唐王朝镇压了起义军，因而受封代北行营节度使并赐名李国昌。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李克用又率其部属追击屠杀起义军，受封河东节度使，后进爵晋王。

公元885年，李克用同起义军叛将朱温等相约合击黄巢。回兵时，李克用途经汴，朱温假意置酒宴请，夜里却纵火烧上源驿，意图杀害李克用。适逢倾盆大雨，将大火熄灭，李克用由侍人郭景铢相救，得以缝城逃出，双方从此结怨。朱温窃取农民起义果实，于公元907年废唐称帝，各地势大力强的藩镇也纷纷称王称帝，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纷扰割据的时期一五代十国。在你争我夺的血战中，双方结怨越来越深。

刘仁恭原是幽州李可举的部属。李死后，其子匡威、匡相互残杀，刘仁恭趁机拥兵攻打幽州。兵败之后，刘仁恭投奔晋王李克用，常“道燕之虚实，陈可取之谋”，受到宠信。后来李克用攻打罗弘信，求兵于刘仁恭，刘不但不给，反而杀了晋王的亲信燕留得，反目成仇。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于公元911年称帝，自号大燕皇帝。

李克用一度与契丹阿保机关系密切。公元905年，阿保机极盛时期，统领30万军，应李克用邀请来到云州。双方“握手甚欢，结为兄弟”。后来，阿保机却背约归梁。

因此，《五代史阙文》有这样的记载：“武皇临，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日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恨矣。””

（3）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

后唐庄宗李存接受父命，决心报仇。天祐十年（913），李存助攻幽州，“以组系仁恭、守光，号令而人，是日诛守光。遣大将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武皇陵（即李克用陵墓），然后斩之”。至此李克用的燕仇已报。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李存兵破开封，后梁末帝朱友贞见大势已去，“召控鹤都将皇甫麟，谓之日：“吾与晋人世仇，不可侯彼刀锯。卿可尽我命，无令落人之手！，麟举刀将自到，帝持之，因相对大恸”。于是皇甫麟杀了朱友贞，然后自杀。庄宗闻之，“诏河南尹张全义收葬之，其首藏于太社”。李克用的梁王之恨又除。

（4）一夫夜呼，乱者四应。

公元926年，枢密使崇韬和他的女婿、庄宗异母弟存相继被杀，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一时谣传四起，人心浮动。兵士皇甫晖当时奉命戌瓦桥关，戌期已满，却被留下守贝州，心怀不满，便趁机纠众杀部将杨仁，裹胁神将赵在礼为乱。这次兵变发生于夜间，故云“夜呼”。庄宗之祸，自皇甫晖一夫夜呼而起。

魏州兵变时，拥有兵权的伶官史彦琼先拒不发兵，后又单骑逃逸，乱兵因得以很快据有邺城。庄宗闻变，派宋州节度使元行钦招抚不成，又遣诸军大集于邺城而攻城不克，于是命蕃汉总管李嗣源统亲军讨伐。李嗣源领军到邺城下，军士大乱，迫嗣源为帝。庄宗只得御驾亲征。谁知未与乱兵相接，诸军先于途中离散奔汴，不得已中道而返。还军途中，庄宗精神沮丧，流泪责备诸将说：“卿等事余已来，富贵急难，无不共之。今兹危，赖尔筹谋，而竟默默无言，坐观成败。”元行钦等百余人都援刀截发，置发于地，以示忠诚。是时，君臣相对悲号。

四月，丁丑朔，伶官郭从谦率所部叛乱，进攻宫城，庄宗为流矢所中，崩于绛霄殿之房下。坊人善友，将廊下乐器聚簇在庄宗的尸体上，发火焚之。

（5）身死国灭。

庄宗亲征李嗣源败回，众叛亲离，郭从谦乘危作乱，射杀庄宗。庄宗死，李嗣源正式继承帝位，是为明宗。李嗣源曾企图改国号，事虽未行，但李克用嫡亲子孙全被诛杀，后唐政权实质上已经覆灭，故曰“身死国灭”。

（6）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李存24岁继晋王位，历经十余年战，终于执杀刘仁恭父子，逼使朱梁魏州来归，于公元903年称帝魏州。如果包括李克用在世时所参与的征战，那么庄宗夺天下，历时二十年以上；然而，这个得来颇不容易的天下，不到四年工夫，竞又在庄宗的手里丧失。“得之难而失之易”，不能不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概叹并进而追根寻源了。

北宋薛居正在《旧五代史》里评论道：“庄宗以雄图而起河、汾，以力战而平汴、洛，家仇既雪，国祚中兴，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沐之艰难，狗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怒；征搜兴赋，竭万姓之脂膏。·.”

庄宗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任用租庸使孔谦，“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弄得“四方饥谨，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刘皇后专权信谗，擅杀鼎臣，致使人人恐悚，众口吞声。而“伶人乱政”则是其失天下的重要原因。

庄宗自幼好优，常与优杂戏于庭。伶人得宠，为官作宦，“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伶人郭从谦竟当上皇帝近卫军“从马直”的指挥使。

《五代史·伶官传》详细记载了“伶官乱政”的许多史料。

庄宗刚人洛时，居住唐故宫室。宫中一度传说闹“鬼”，有人说是因为后宫人太少的缘故，庄宗便派遣景进在邺选美女千人以充后宫，景进趁机大肆鱼肉百姓，中饱私囊，致使军士妻女逃亡达数千人。

（选自《（伶官传序）有关史料》，《语文战线》1983年第8期）

（一)

屈原不但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也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官至楚国左徒，地位华贵，仅次于令尹（楚国官制，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先秦书籍中竞没有提到他。屈原是坚定的合纵者，主张联齐抗秦；不但有议论，而且有实际行动。《战国策》记了屈原前后以及和屈原同时的许多纵横家，其中有一些人比屈原的作用小得多；但《战国策》没有记屈原。《战国策》录了荀子《赋篇》中的一首短赋，（见《楚四》“客说春申君曰”章），那篇赋无论从内容或是从艺术价值说，远比不上《离骚》；然而《战国策》偏不提到《离骚》。和屈原同时的学者如孟子、庄子等，著作中涉及不少的人，但都没有提到屈原。以后的战国诸子，著书立说，也未谈到屈原。

屈原死于公元前278年。一百年多一点之后，西汉著名青年学者、文学家贾谊于前176至前174年被派到长沙做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在湖南作了一首《吊屈原赋》。这是一篇最早说起屈原的作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汉文帝曾采用贾谊的建议，作了一些改革，而且将重用贾谊。而终侯周勃、滕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忌恨贾谊，向汉文帝诽谤贾谊，使汉文帝疏远了这位才华丰富的青年学者，派他做长沙王的太傅。《汉书·贾谊传》也这样说。《风俗通·正失篇》不尽相同，“孝文帝”一条中则说贾谊当众指责汉文帝爱的邓通，因而被派到长沙。贾谊感到委屈，渡湘水，作《吊屈原赋》，借屈原的遭遇倾吐自己被谗的愤慨，指责“茸尊显兮，谗得志”。这篇赋叙述屈原的部分不多，只说屈原“自沉泪罗”和“逢时不祥”。

以后，汉武帝初年（前140一前135），淮南王刘安朝见汉武帝，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见《汉书·淮南王传》。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传》，早上刘安接受命令，下午就作成交上去）。这是第二篇说到屈原的著作。刘安的《离骚传》已经失传，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只保留了它的零碎片段。

第三篇说到屈原的著作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课文采用的是屈原部分，题为《屈原列传》）。从内容看，这是司马迁在公元前99年受宫刑（又叫“腐刑”，阉割；当时残酷的肉刑之一）之后而作，在屈原死后约两百年。

西汉后期大学者刘向（前74一前3）的《新序·节士》中有一条四百多字论述屈原。《新序》是刘向分门别类地钞辑各书而成书的。这一段文章的来源不可考。但它是我们现存的第四篇说到屈原的文章。它和司马迁的记载有同也有异。

（二）

如上所述，贾谊《吊屈原赋》中寄托了贾谊个人“逢时不祥”的怨怒。同样，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倾注了司马迁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慨。

《史记》中有许多篇列传具有明显的议论和抒情的成分；特别是《伯夷列传》（卷六十一）和这篇《屈原列传》（卷八十四），它们中的抒情和议论的成分，远超过记事和叙述，而成为全篇的主要内容。

为了说明《屈原列传》的议论和抒情，先交代一下“李陵事件”。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陵带一支五千步兵的军队深入匈奴。行军顺利，汉武帝很喜悦。后来碰上单于（匈奴最高君主，相当汉的皇帝）大军，单于召多于李陵十六倍的骑兵攻陵，李陵一边向南撤退，一边反攻，斩杀上万的匈奴兵。但由于孤军深入，没有接济，没有援兵；加上有个叛徒名叫管敢的，把李陵军队情况告诉匈奴，匈奴知道李陵虚实，围攻加急，李陵在距国境百多里处被困投降。汉武帝知道以后，很愤怒。这是西汉时著名的李陵事件（见《汉书》卷五十四《李陵传》)。

李陵行军顺利时，汉的大臣们向汉武帝敬酒庆贺。李陵败降之后，那些原来敬酒庆贺的王公大臣归罪于李陵。汉武帝问司马迁。司马迁据李陵平日的表现，为李陵辩解，说李陵将要在匈奴中为汉立功；而且李陵虽损失了四千多人（五千人出塞，只有四百多人逃回），而斩杀的匈奴兵是汉损失的人数的一倍多，功大于罪。汉武帝以为司马迁替李陵“游说”，欺骗皇帝，加司马迁以腐刑。其实，司马迁和李陵没有私交，并没有欺骗汉武帝而为李陵游说的想法；只是汉武帝问他，他诚实地说了他的意见。司马迁说了诚实话而受刑，是很大的冤屈。因此，在写《屈原列传》时，为屈原忠君爱国而被楚国奸臣毁谤，被楚王流放，发了很多议论，寄托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愤。《屈原列传》说到君主不分辨谁是忠臣、谁是奸邪，这样的君主将会“亡国破家”，十分慷概激越。

（三）

《史记·屈原列传》主要的内容是抒情和议论。但全篇仍以叙事为线索。抒情和议论是由叙事引导出来，而且附着在所叙的事上的。再者，说抒情和议论的篇幅比叙事浓厚、强烈，不是说抒情和议论的篇幅比叙事长。从篇幅说，《屈原列传》叙事的篇幅比抒情和议论多些；但是读过《屈原列传》以后，所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抒情和议论部分。先让我们摸清本篇的脉络：

A.从篇首“屈原者，名平”至“离骚’者，犹“离忧”也”，这一段是叙述。楚怀王由“甚任之”，一变而“怒而疏屈平”，于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司马迁说得很清楚，屈原作《离骚》不是计较个人受宠后失宠，而是“疾王听之不聪，谗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而悲伤愤激的。

B.从“夫天者，人之始也”到“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段是议论。它承A段屈原作《离骚》，先说《离骚》产生于“怨”，“怨”产生于“穷”；这段先说“穷”，再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到“靡不毕见”五十四个字，概括《离骚》的内容。“其文约，其辞微”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由对《离骚》的评价，发挥到对屈原的评价。这一段，是司马迁借屈原发抒自己“穷”和“怨”的情感，只是把“我司马迁”改为“屈平”了。附带说一句：“穷”是无路可走，是“劳苦倦极”“疾痛惨恒”之类，而不是“贫”。

据班固《离骚序》：

昔在孝武（汉武帝），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

泥而不。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南朝刘《文心雕龙·辨骚》也这样说。则司马迁这一段文章用了一部分刘安的《离骚传》。

C.从“屈平既出”至“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一段，是A段的继续叙事，记贪婪愚蠢的楚怀王，背弃屈原推行的卓著成效的合纵政策，在列国中孤立无援，以至屡次打败仗。

D.从“时秦昭王与楚婚”到“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人秦而不反也”一段，接C段，是叙事，记楚怀王不接受屈原的谏阻，而听信子兰的话，到秦国去，被秦王拘留而死在秦国。末“屈平既嫉之”一句，又是下面E段的开头。

E.从“屈平既嫉之，虽放流”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段，又是议论，根据C、D两段，说楚怀王听信奸臣邪人的话，以至兵败国危（如C段），被拘留而在外国（如D段）；这样看来，昏君乱主的“亡国破家”，是咎由自取。这一段开头有些问题，下文再谈。

F.从“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到“于是怀石自投泪罗而死”一段，接D段而叙事，记屈原被楚顷襄王流放，最后作《怀沙》而死。本段开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的“之”，是代词，指D段末句（也是E段首句）“屈平既嫉之”这件事；F段紧接D段，中间被E段隔开了。

G.从“屈原既死之后”到结束。说楚国有些辞赋作家；但那些辞赋作家远不如屈原，因为他们“莫敢直谏”，只是以辞赋为君主取乐。后来，楚灭亡了。

（四）

司马迁借《屈原列传》抒发了自己的悲愤，也借古讽今，指出了君主“不知人之祸”，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很浓烈。但这仍是一篇史传，写了屈原，介绍了屈原的重要经历，表现了屈原的形象。

A段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虚写，而下文有所照应。B段说屈原作《离骚》“上称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照应“博闻强志”，也照应“明于治乱”。C段说“屈原既出”之后，楚国外交上陷于孤立，战争则屡遭惨败，以至“大困”；这说明屈原当权（“王甚任之”）时，“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工作干得出色，如果屈原不“出”，就不会这样挫败，照应“明于治乱”。《屈原列传》记屈原的话很少，看不出他“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辞令，但评论了《离骚》“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语言之美，又录了他的《怀沙》，显示了屈原书面语言高水平的艺术成就，这是“娴于辞令”之一端。

除虚写外，《屈原列传》更实写了屈原的斗争。A段“造为宪令”时和上官大夫斗争；C段屈原谏怀王“何不杀张仪”，这是为维护联齐的合纵政策向张仪斗争，向被秦国收买的楚国内奸靳尚、郑袖等斗争。D段屈原反对楚怀王人秦，是对王子子兰斗争。这些斗争，屈原都失败了。然而屈原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失败使他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但他始终坚持真理，不向邪恶的势力屈服。《屈原列传》记屈原和渔父一段对话（全文见《楚辞》的《渔父》篇），表示宁可死，也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保持了他的“独清”“独醒”。他写下他的遗言《怀沙》，“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用此作为斗争，向世界宣告：“我始终坚持真理，没有投降！”

但司马迁写这篇列传，太过于着重抒情和发议论，屈原的形象不够丰满。B段虽有屈原“竭忠尽智”，F段虽有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的话，而没有足够地突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正如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一文中指出的：“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屈原敢于斗争，敢于孤立，失败之后不动摇，不屈服，不妥协，是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持他，鼓舞他。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自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伟大、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中国人作出豪迈的爱国事业，使诗人创作出最瑰丽灿烂的诗篇。如果抽掉爱国主义思想，屈原还剩下多少？和宋玉、唐勒等优文人有什么分别？司马迁虽把屈原作为正面人物而写，却没有明显地突出屈原这一最本质的精神，不免抑损了这篇《列传》的教育意义。

《史记·屈原列传》没有录《离骚》。是由于《离骚》篇幅太长吗？不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全文录了《子虚》《上林》那样长篇的赋，应该有理由录《离骚》。看来，这也是《屈原列传》的不足之处。介绍屈原，最好录《离骚》，让屈原自己说话。司马迁用一段文字概括《离

是个人的遭遇。试想，《离骚》中表现屈原对楚国那样无限深情的恋慕，甚至“临乎旧乡”以后，天国都不愿游了，千秋万岁以后还激动着读者，这仅仅是个人的“穷”和“怨”吗？

这篇《列传》确是情感充沛，在于司马迁在全文发抒了因李陵事件受刑的怨。但这篇《列传》的不足之处，也在于司马迁借屈原的遭遇发泄自己的怨，因此在取材方面，只偏重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遗漏了屈原更重要的方面；叙述是如此，只录《怀沙》而不录《离骚》也是如此。

（五）

司马迁这篇《屈原列传》供给我们以研究屈原的重要资料。但可能由于司马迁所据的史料不完整，《屈原列传》的叙述有不明白之处。

E段说屈原“虽放流，·不忘欲反”，是屈原已被流放在外，但念念不忘，想回到楚都（“反”，同“返”，指回到郢都）。但这句很突然。前面A段“王怒而疏屈平”，C段“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只说屈原被“疏”，不是被“放流”。“疏”是疏远，不被亲信，而且能充当到齐的使者，出使回楚以后能向楚王说话，也不会是“放流”。这里说“虽放流”，为什么“放流”，什么时候“放流”的，《列传》中都没有交代。F段“顷襄王怒而迁之”，在“虽放流”之下，是以后的事，不指这时“放流”。“虽放流”没有说清，应是一个疏漏。

楚怀王动身赴秦之前，屈原还谏阻他，说“不如无行”（D段），可见屈原当时没有被流放。以后，楚怀王没有回楚国，屈原没有被楚怀王放流。E段说“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到自沉汨罗而死；顷襄王放逐屈原于江南，是无疑的。问题在于D段楚怀王人秦以后，E段顷襄王迁屈原至江南以前，屈原被流放过没有。

据屈原的作品，屈原放流到江南之前，曾被放流到汉北。《九章·抽思》“倡日”下：“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又说怀念郢都，“魂一夕而九逝”地苦闷（这和《屈原列传》说的“不忘欲反”相合）。地点是汉北。又据《招魂》，楚怀王死在秦国，屈原作《招魂》招楚怀王的魂和他一同回到楚，“泊吾南征”，“路贯庐江”，“与王趋梦”从汉北到郢都，要“南征”，要“路贯庐江”（古代中庐县在今湖北省南漳、宜城一带。当是以庐江得名。庐江可能是蛮河，或是业已干涸的古代河流），然后“趋梦”（驰向云梦。今江汉平原是古代云梦沼泽地带），大队车马（“结驷千乘”）沿途驰骋围猎。楚怀王于公元前296年死于秦，屈原当时已在汉北，这年是顷襄王代楚怀王行政的第三年。屈原被放逐到汉北，当在怀王人秦以后，怀王死之前，这一事故，是据屈原作品推算的（参考郭沫若《屈原研究》和《今昔蒲剑》），大约史书没有记载，司马迁缺漏了，使我们读《屈原列传》到“虽放流”，感到上下文不相衔接。

据A段，屈原作《离骚》的时候，是“造为宪令”时和上官大夫斗争失败之后，而在C段张仪到楚收买楚国内奸之前。但刘向《新序·节士》没有“造为宪令”的事，而是张仪到楚收买了楚国内奸靳尚、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屈原列传》中没有此人），夫人郑袖之后，这些内奸进谗言排斥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和《史记》不同。到底《史记》对呢，还是《新序》对呢？我们根据《离骚》看：《离骚》是有司马迁说的“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这个内容，可以解释为屈原起草宪令，拒绝上官大夫“欲夺之”以后，被上官大夫谣言中伤的事。而《离骚》中指责向楚王进谗的是“党人”，是“众”，那就不仅是上官大夫一人。《新序》说向楚王谗毁屈原的是一个内奸集团，《新序》似乎比较合理。而且，《新序》说的内奸之中，有令尹子兰和司马子椒；而《离骚》说巫咸降神后，屈原想到“余以兰为可恃”，而兰“委厥美以从俗”，“椒专妄以慢”，指责兰和椒，“览椒、兰其若兹”，和《新序》提的名单相合。《新序》可信的成分较多。至于《新序》说到张仪贿买，《离骚》没有（《离骚》说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不是指受张仪贿买），可能那些见不得天日的事，不为屈原所知。只是《新序》说“屈原遂放于外”，如果有这回放逐的事（被楚怀王所放），那决不是放于汉北（被顷襄王所放）。

（选自《语文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3期）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先例；班固的《汉书》继承了这种传统，其成就虽然比不上《史记》，但仍不失为千古名著。《苏武传》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一篇。它是爱国主义的传统教材。

(一)

《苏武传》作为一篇人物传记，自然应该忠实于历史，按照历史原来的样子，不能随意地涂抹和虚构，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绝不等于说它的作者因此就只能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只是毫无遗漏地、不分主次地把有关的史料如数地、纯客观地罗列出来。恰恰相反，对于写什么和怎么写，作者还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班固在这方面充分地显示出自己驾驭史料的能力。他按照自己的美学观点和是非标准，对苏武的有关史料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和取舍。

这首先表现在他善于截取最能体现苏武传本质特征的在奴的十九年经历，作为文章的中心。在匈奴的十九年，对于苏武的整个一生来说，虽然只是一段，但是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却完全可以反映出苏武最基本的性格特征，概括出他整个一生。这就好比截取一棵大树的横断面，只从这个横断面上就可以知道这棵大树的年龄和生长情况一样。

其次，对于苏武在匈奴十九年的生活经历，作者也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选取几个最有代表性的片段，收到以点概全的效果。这些片段是：为了不“屈节辱命”，他连续两次自杀，一次未成，一次未果；继而卫律逼降于前，李陵劝降于后，软硬兼施，但他宁死不屈，忠贞不二；匈奴贵族想方设法从肉体上折磨他，断绝他的粮食供应，不得已，他“啮雪，与毛并咽之”，“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但始终毫不动摇；后来闻汉武帝“崩”，他“号哭、欧血”，一连好几个月。可以想象得出，苏武在匈奴长达十九年的漫长岁月中，接触过的人当然绝不止于卫律、李陵那么几个人，经历过的事情更不止于文中所写的那么几件；但是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全部地罗列出来。

那么，这样会不会有损于苏武的形象而削弱其感染力呢？当然不会。而且正好相反。这里选取的虽然只是几个生活片段，但是却非常集中地展示出苏武那宁死不屈、忠贞不贰的性格特征，而且这种性格特征又明显地是以他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深沉热爱和忠诚为基础的。人们透过这几个生活片段，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苏武的全貌。所以，比起不分主次轻重的事实的罗列，苏武的形象不是单薄了、模糊了，而是更丰满、更鲜明了。这大概就是《苏武传》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可讳言，和封建社会许多英雄人物一样，苏武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也是与“忠君”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自然不能以今天的想法苛求古人，求全责备，但也应该看到他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既有苏武本人的原因，也有作者班固的原因。汉武帝“罢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苏武和班固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苏武身上本来就有浓厚的“忠君”思想，班固之所以对他如此感兴趣，恐怕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班固写苏武这个人物时，又由于本身的原因，把“忠君”思想渗透到对苏武的记述和描写中，这就使苏武的“忠君”思想变得更加鲜明、突出了。但是这些，丝毫也不能削弱苏武感人的力量。一千多年来，苏武的形象一直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就是明证。

（二）

为了更好地突出苏武这个形象，选材自然重要，可是选材之后的剪裁、安排，同样必不可少。而在这方面，《苏武传》的作者又显示出自己组织结构的能力和独具的匠心。

《苏武传》除了开头简要地介绍苏武出使匈奴的原因，以及结尾扼要地交代匈汉和亲、苏武归汉等情况之外，其余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逼”字，使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波澜起伏；而苏武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通过他对待矛盾冲突的态度，展示出他的性格特征。尽管这些都是人物事件的本身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很高的驾驭结构的能力，则断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变化多端、跌岩多姿。这里，我们且不说由于张胜参与猴王和长水虞常等的谋反，苏武怕牵连自己而“重负国”，一次自杀未成，一次自杀未果；也不说他如何经受肉体上的折磨，照样持汉节牧羊，对汉王朝一如既往，忠贞不贰；这里只讲讲他和卫律、李陵所进行的那两场面对面的斗争。

副使张胜参与猴王和长水虞常等的谋反，按理张胜应处在矛盾冲突的中心；但由于作者巧妙安排，对张胜的受处只是三言两语交代一下，然后笔锋一转，一下子就把苏武推到矛盾冲突的中心。作者的匠心，由此可见一斑。“卫律逼降”一段，是苏武与以卫律为代表的匈奴贵族之间所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阴险、狠毒的卫律精心地策划了这一场逼降。在这之前，他和苏武已较量过了，他当然知道要使苏武投降，那是谈何容易！他深知张胜不堪一击，杀鸡焉用牛刀？根本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达到另外一种自的：借以胁迫苏武投降。果然，卫律凭借刀剑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张胜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妄图服苏武一“复举剑拟之”，这时摆在苏武面前很可能只有两条路：或者像张胜那样屈膝投降，成为可耻的叛徒；或者忠贞不屈，以死报国。苏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条路。狡猾的卫律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诱以高官厚禄，并进一步抛出“与君为兄弟”企图以情缘挑之。但是得到的却是苏武先对他之以鼻的回答：“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既是斥责，又是嘲讽。接着又列举历史上的大量史实，严正警告卫律之流：杀害汉朝使者的绝没有好下场！义正词严，气贯长虹。这哪里像是卫律在审判苏武，分明是苏武代表汉王朝宣判卫律的罪行。卫律的反应，作者一句也没有写，但其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的狼独相，以及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的丑态，读者是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来的。类似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剪裁之精当。总之，在这一场斗争中，苏武不畏刀剑、不受利诱，进一步突现了他那宁死不屈、疾恶如仇的品格。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如果说卫律逼降，对苏武来说，算得上一场小小的考验的话；那么，李陵劝降则是一场更严峻的考验。这里虽然没有刀剑的声音，但是糖衣裹着的炮弹却更容易致人于死命。因为李陵和苏武一向交情甚厚，劝说的言辞更娓娓动听，更何况他所采用的还是“挖心战术”呢？他先像朋友之间叙家常似地向苏武讲述了苏武离汉以后，苏氏一家的悲惨遭遇：长兄苏嘉被“劾大不敬，伏剑自”；弟弟苏贤奉命追捕“宦骑”而“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母死；妻“更嫁”。在封建社会里，像苏武一家这样的悲惨遭遇，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此时此刻，从李陵口里说出来，其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挑拨苏武对汉王朝的不满，最后达到劝降的目的。如果说上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在李陵想来，讲得够委婉动听的了，不容苏武对朝廷不生二心；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苏武的回答却是：“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字字现珠，掷地有声，道出了苏武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报效国家民族的一片赤胆忠心！

总之，作者把苏武放在矛盾冲突的尖端，通过他的语言行动展示其性格特征。尽管总的都是为了“拒降”，但说话的对象不同，说话的具体内容和口气也就有所不同：对于卫律，他重在厅责，语气急切而严峻；对于李陵，语气委婉而肯定，同时暗含着讽刺。一切都像在生活中一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三）

《苏武传》除了把苏武放在矛盾冲突的中心，通过他的语言、行动对他进行正面描写外，还借助于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强烈的对比和反衬，达到侧面烘托的目的。作者写卫律、李陵和张胜，毫无疑问，都是为了突出苏武“有代表性的性格”（恩格斯语）。张胜的贪生怕死与苏武的宁死不屈所构成的对比，那是显而易见的，无须细说。卫律和李陵自己投降匈奴不算，反过来又软硬兼施，逼迫和引诱苏武投降，他们对苏武所起到的对比、反衬的作用，自然更进了一层。且听卫律的“劝降”词：“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不打自招，卫律看重的是利禄，毫无节操。这和苏武的“富贵不能淫”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陵劝降的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使自己感到自惭形秽：“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李陵的自惭形秽，毫无疑问，更反衬了苏武的高尚气节。如果把卫律、李陵之流比作伏地而行的侏仔，那么苏武堪称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由于作者的巧妙安排，在同一个场面里，既有正而描写，又有侧面烘托，一箭双雕，相得益彰，笔墨更是相当经济。

孟子曾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称赞古代那些仁人志士。对于这个赞语，苏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今天，我们读《苏武传》，还仍然觉得好像有一股浩然正气迎面吹来，我们还不能不为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所感动。

[选自《阜阳师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

《过秦论》（上）是一篇奇文。奇，体现在文章的论点有失公允，文章的论述逻辑亦存在明显的漏洞；但是，作为文论却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至今仍然是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所谓论点有失公允，指的是把秦灭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仁义不施”。实际上，论定秦是亡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属于汉初儒生，不仅在后世，而且在当代也颇有争议。有学者指出秦之国祚短促，许多政策恰恰是法家所否定的，如《韩非子》中的《亡征》有一百多种，秦始皇就占好多条。如秦始皇过于勤政，过于集权，正是法家所反对的。秦究竟是亡于法家，还是没有彻底遵循法家，至今在学术上还存在争辩。比较折中的看法是，秦亡是内外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认定为违反儒家的仁政原则。《过秦论》的论点，无疑有片面性。

再来看其论述逻辑存在的明显漏洞。文章题旨是总结秦从崛起到灭亡的原因，结论是秦亡于“仁义不施”，亡在为政之暴。从逻辑上讲，其兴起乃至统一全国，应该是实施仁政。但是，整篇文章论述秦之兴，连仁政的边都不沾。

题目是“过秦”，可文章主要部分却并未从秦之“过”着眼，而是称秦之兴为脉，系统分析秦自孝公至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据函之固”，地形易守而难攻；“窥周室”，有政治上统一全国的雄心；内政上“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交上实行连横政策，对诸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之外”的土地。从这里可以看出，根本没有仁政。相反，商鞅变法，所用的恰恰是严刑峻法。而文中所提及的六国著名的四公子，却不乏儒家仁政色彩：“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文章还正面写到秦国和六国的战争：“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这哪里有什么仁政的影子？

虽然如此，文章仍然是经典，读者很少感到疏漏，无不享受着作者高瞻远瞩气势如虹的雄辩艺术。下文对其雄辩艺术展开具体分析。

(一)

《过秦论》（上）的雄辩艺术首先得力于语言的概括和渲染。这里的概括和渲染，不是直接归纳式的，那样容易片面化，而是和矛盾的揭示结合在一起，在对立面的分析中，揭示其转化的条件，这就不但看起来全面，而且给人以深邃之感。

文章一开头写道：“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几句就透露出矛盾：一方面，是说地形有利，但地盘很小；另一方面，则是说政治上野心很大。中国诗话讲究诗眼，要读出文章的好处，也要讲究字眼。像“窥”这样精粹的字眼，用暗喻构成了以小窥大的形象，无疑精练之至。“窥”的内涵，对秦之崛起有重大意义，因而接下来用了三重对仗性排比句，“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这就不是以精练为特点，而是以渲染为务了。这种渲染显然带着汉朝正统赋体的风貌，但还是与其有一定差异。第一，不像汉赋（尤其是官方大赋）那样一味作景观的平面、静态的铺排，那样有碍于思想的发展，这里是用来发表议论，不是一般的议论，而是大发富丽堂皇的宏论；第二，汉赋铺排繁复，叠床架屋，不知节制，且流于空疏，贾谊则对赋体句式节制使用，间之以散句。这里就三个四言短句来说，极其精练。但是，从句子间的关系说，一个意思，三重反复，不但不嫌重复，反而显得很有情采和文采。这种情采和文采，没有流于空疏，原因是思想有力度，故亦不乏智采。作者在宏大的视野中概括了矛盾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空间从有限（函、雍州之地）到无限（天下、宇内、四海）；其次在语言上对无限的空间以三个同义所指（席卷、包举、囊括）统一起来；接着从时间上概括，惠文、武、昭襄，是三代君王的业绩，从公元前337年到公元前251年，八十多年，仅以一言以概之。至于“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之地，北收要害之郡”，从空间上说东南西北地盘全面扩张，可只用了四个动词（取、举、割、收），同义所指，对称句法，使得结构有机紧密。

接下来意脉就深化了。邦国的崛起，光有三代君王的雄心，还只是主观愿望。客观的根源，还在于内政上的改革和外交上的策略：

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内政的改革，本来是很复杂的历史，是悲壮的过程（商鞅自己就作法自毙），文章只用了十一个字“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交上连衡（横）路线也经历长期曲折斗争，也只用了“连衡而斗诸侯”六个字。特别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把外交上的纵横阖，纵则帝秦、横则王楚的搏斗，上百年的血腥战争，地居僻远的秦国扩张到黄河以西，用“拱手”两个字总结，似乎没有动手、没有流血就扩张了土地。话说得这样轻松，自然是语言的高度概括力，但更是夸张了胜利的唾手可得。其实，贾谊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六国合纵，与秦作战有五次。第一次，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秦军取胜。第二次，公元前298年，楚、齐、韩、魏联合攻秦，苦战三年，击败秦军，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韩之武遂及魏之封陵等地。第三次，公元前287年，齐、赵、魏、韩、燕五国联军攻秦。五国各怀鬼胎，进至荥阳、成皋即互相观望，不肯首攻。秦为破坏五国联盟，主动取消帝号，将前占之温、职、高平归还魏国，将王公、符逾归还赵国。联军遂撤走。第四次，公元前247年，魏、赵、韩、楚、燕五国组成联军攻秦，大败秦军，尾追至函谷关后撤军。合纵攻秦获胜。第五次，公元前241年，赵、魏、韩、燕、楚五国联军，秦集中兵力进行反击，联军不支败退。由此可知，先后合纵与秦五战，秦两胜两败，其中一次还是在外交上重大退让，才使对方撤军。可是，贾谊却将之说成不战而胜的压倒性的胜利，对方“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这只能说明贾谊把五次互有胜负的战争概括为一举成功，目的就是构成一种戏剧性气势。

雄视时间之长，俯视空间之广，动词之精，排句之华，散体与赋体开合自如，这就构成了文章气势宏大、词茂而思精的风格。

（二）

对于全文来说，这还只是个序曲，当然是个很有气势的序曲。

文章至此，虽然驾驭矛盾，气魄宏大，但是，所述矛盾，只限于从秦国方面，就当时五霸七雄的局面而言，也还只是局部，虽然能自圆其说，然而，忽略了与秦相对的六国（实际上是九国），则不可能不是片面的。要全面，作为论述深化的方法乃是从反面揭示矛盾。对于不利于自己论点的因素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强调，再使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点。这就是说，高水平的议论文，不但要自圆其说，而且要它圆其说。在辩证术中，叫作主动树立对立面。

接下去是文章的第三个层次，所树对立面，不是一般的，而且是突出强大的对立面。讲敌方（诸侯会盟而谋弱秦）的状况，夸张其优势。第一，论土地“十倍于秦”；第二，论军队“百万之众”；第三，实行了针锋相对的“合从缔交”联合抵抗的政策；第四，不惜重金，罗致贤才，最著名的是孟尝、平原、春申、信陵“四君”；第五，以乐毅为代表的政治家“通其意”，以孙为代表的军事家“制其兵”，联盟攻秦。大笔浓墨，显示不论是人才还是军事，九国的优势和秦人的劣势对比十分明显，似乎战端一开，则秦国必败无疑。

从议论文的写作来说，对立面树立得越强大，化解的难度就越大，但是，化解如能成功，就越是雄辩。

在九国来犯的严重威胁下，秦人却并不抵抗，相反“开关延敌”。是不是设有埋伏，诱敌深入呢？并不是。战争却没有打起来，“九国之师，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之费”，不费一枪一弹，对方就失败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九国“争割地而赂秦”。不但如此，而且是势如破竹，“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强国请服，弱国人朝。文章采用的不是一般的对比模式（一国与九国），而是采用把矛盾推向极端的对比（军事上、国土上、人才上）强化模式。强化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但斗争的结果却是力量对比的倒转。悬殊对比走向反面的结果乃是另一极端，极强转化为极弱。

这种强大的对立面的转化，不是一般的转化，用西方人常用的话语来说，乃是戏剧性（dramatic）的转化。贾谊的气魄就在树立强大的对立面，展示戏剧性的转化，使得文章本来宏大的视野又带上了雄辩的风格。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强弱转化的原因乃是九国表面上组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并不团结，各怀鬼胎，不能统一进攻，不敢与秦国为敌。秦国在外交上实行连衡政策，各个击破，于是力量悬殊的对比发生了转化，强者崩溃，弱者凯旋。文章为什么省略了“九国之师，巡而不敢进”的原因呢？就是为了直截了当地把强弱胜败结果摆在读者面前，突出转化的戏剧性，增加文章的雄辩气势。

文章做到这里，蓄势已成，意脉面临转折。这里需要一个总结，精彩的是文章只用了一个句子“奋六世之余烈”，仅六个字，非常简洁，干净利落。不过，贾谊为之加上了强化的赋体色彩：“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用了四个赋体的排比句，不但有文采、情采，而且有智采。赋体语句，在贾谊笔下是有节制的，适可而止。及至说到边疆的开拓，则以散体为主：“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最后又以赋体作结：“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土不敢弯弓而报怨。”“牧马”“弯弓”从行文上说，两个意象显得精练而生动，作者的笔锋游刃有余，开合自如。

对立面如此戏剧性转化，使文章的意脉高昂起来，达到高潮。

（三）

接下去，乃是意脉面临真正的转化。这个层次，和前面略有不同，有点史家笔法，寓褒贬于叙述之中。第一是“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第二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第三是“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从思想统一到强将利兵，层层强化，霸主自恋，累进式递增，基业本该万无一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暗含着反讽，所用之语言，从明显的“废先王之道”到含蓄的“以愚黔首”“弱天下之民”，甚至还有形褒实贬的“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这种反讽到了最后“为天下笑者”，就直接表露出来了），为接而来的戏剧性最大的转化蓄势。最后这么强大的，远比前朝五代强大的秦国竟然灭亡了，而且是灭亡于草根百姓甚至罪犯之手：

陈涉瓮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

这是文章意脉转折的关键，戏剧性转化是文章结构的核心。强者，灭于弱者；贵者，亡于贱者。而这些人：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顿之富；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

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

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这样的戏剧性转化相当惊人，才者弱于不才者，智者亚于不智者，富者困于贫者，良将败于疲卒。对于这样的戏剧性转化，作者又一次用了赋体来对比渲染。结果已经有了，但是，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呢？作者在这里暂且不表，而是笔锋一转又进行戏剧性对比：人才不及九国之君，武器都是些农具（锄棘矜），不及正规军队的“钩戟长”，行军用兵之道不及此前败于秦的军事家。这还不算，又对秦国从兴（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到灭（七庙，身死人手）的历史予以对比式的总结，为最后得出结论准备更雄辩的基础。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絮大，比权量力，

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

后以六合为家，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

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为了得出这个“仁义不施，攻守异势”的结论，戏剧性的大转折，显然是为了从形式上取得更雄辩的效果。为了这种戏剧性，作者对历史作了省略。对于不可一世的秦国灭亡之原因，仅仅归结为陈涉一人之力，“一夫作难而七庙”，显然并不全面。与陈涉同年起义的至少还有刘邦、项羽，在陈涉称王同年，武信君称赵王，田儋称齐王，韩广称燕王，群雄并起，其中有贵族，并非仅仅是草民。陈涉后来屡屡被秦将章邯所败，最后被他自己的驭手杀害。真正把秦都攻克的是项羽，统一全国的是刘邦。为突出极弱战胜极强的戏剧性，展示出雄辩的气势，作者很有气魄地把所有这一切都省略了。从文章内容上来看，作者的结论“仁政不施，攻守异势”，并不全面。似乎，仁政施，则攻成，不施，则守败。但是，作者所概括秦国攻成与仁政无关，而守败，则与暴政有关。在这一点上，《过秦论》（中）倒是有比较中肯的观点：“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意思是，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规律是不一样的。可惜的是，《过秦论》（中）也没有作充分的矛盾的分析，没有作雄辩的展开，只是单方面宣称如果施仁政，则不至于灭亡。文章在内涵上，也许对《过秦论》（上）有所补充，但是，在概括力上，在雄辩性艺术上，则大为逊色。故历史古文选本皆其上篇，而忽略其中篇和下篇。

《过秦论》（上）思想上的局限，无疑不是贾谊个人的，而是追求仁政理想的汉初儒生群体。从文章写作的立意以及雄辩的风格来说，则无疑是贾谊不朽的创造。

（选自《语文建设》2013年第10期，有改动）

）八、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浅说（党天正）

朝代盛衰，兴亡相继，随着旧王朝的覆灭，新的王朝又代之而起，开始了新一轮的统治历史。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对刚刚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来说，在推翻旧王朝的同时，又不能不反省自身，思考自己王朝的命运，及时总结历史经验，从前朝的败亡中汲取教训，引出戒鉴，从而较量长短，改弦更张，避败就胜，以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汉代以降，大抵如此。

(一)

西汉方兴，汉高祖刘邦和陆贾有一段十分著名的对话。因陆贾“称诗书”，刘邦便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言相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受到顶撞，大为不悦。但当时正值立国之初，万事未安，百废待举，统治者尚未在国人中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还不便以“大不敬”来处置才士。刘邦虽未问罪于陆贾，却出了一道题目：“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此题一出，陆贾遂应命属文，撰成《新语》一书，论说秦代和前朝的成败得失。此后，一些文人学者都竞相在这个题目下面大作文章，以至总结“秦所以失，汉所以得”，以及历代兴亡之迹，成为汉初散文的共同特征，一时蔚为风气。陆贾之后，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等又继之而起，凡所立论，大都不出这个命题。其中最切题、最出色的文章，当推贾谊的《过秦论》。此文详尽地分析了秦所以能削平六国及其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简洁明确地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董仲舒虽也有作，但着眼点不同，方法自异，他力图以天人感应的观点来解释盛衰循环之理。司马迁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史学巨著《史记》，更是在这个总题目下所作的大块文章。由此可见，汉代初年的散文，是皇帝出题目，文人们去作的，文章内容也是按皇帝的意旨写的。

（二）

北宋的情况和西汉自是不同，但著文以稽成败，撰书以垂鉴戒，却与汉代相近。北宋前期，一些关切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警戒当世，欧阳修、尹师鲁、司马光等莫不如此。他们为文作史，其立足点都在治乱兴亡，政治得失，而不在其他方面。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又颇重治史，用力极勤。他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借古讽今，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著成《新五代史》，其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用相隔不久的五代之兴亡成败，给北宋的统治者提供鉴戒。如他自己所言：“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五“事迹”）这不正是他治史的宣言和昭示吗？

《新五代史》总结前朝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伶官传序》之论伶人败政乱国，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之一。欧阳修之为史，极重得失存亡，对一些他认为特别值得后人警惕的事件，或发人深思的问题，都用序、论的形式阐明自己的看法，《伶官传序》就属于这类文字。文章通过总结后唐庄宗既得天下又失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指出国家的盛衰主要决定于人事，而非天命。对历史的升沉，王朝的盛衰，能从人事方面加以考察，推究其因，其观察事物、论析问题的视点与角度无疑是正确的，识见是极为可贵的。这种看法，不但在当时富有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我们深思。欧阳修之考究后唐的败亡，与贾谊之推论秦朝的破灭，直是如出一辙，略无二致。

（三）

《过秦论》是评述秦的过失，揭示其顷刻覆亡的原因。《伶官传序》是论说后唐的错谬，指出其迅速败灭的根由。两文从撰述背景到写作意图，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据此，窃意《伶官传序》俨然就是一篇“过唐论”。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作如下比较：

首先，从两文写作的背景和目的来看，如前所言，贾谊身处封建盛世的汉代，他的《过秦论》是在汉初统治者要求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教训，进而采取新的统治政策，以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贾谊当然有维护自己王朝、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要求，因而，他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写出了《过秦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散文，论述秦之盛衰，推究其“所以得，所以失”的缘由，使统治者有所警惕，引以为训，为维护西汉政权尽一点臣子之责。

欧阳修生当弱宋之际，和贾谊相去甚远，千年之间，几多变易，时移而势迁。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一直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贵族豪强享有免役、免税等种种特权。随着土地和财富的高度集中，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为了充盈贫竭日空的国库，维持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支付连年战争的巨大开支，也为了满足外族统治者输款纳币的苛刻要求，求得暂时的苟安，他们对内则加紧搜刮民脂民膏，残酷压榨穷苦百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对外则忍辱求全，非但不力图振作，反而一味地妥协退让，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民贫国弱，外族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在统治阶级歌舞享乐、粉饰太平的背后，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统治集团中一些思想敏锐、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土，从关切王朝命运的立场出发，或者给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或者身体力行，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默许和支持下，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以挽救社会危机；或者著书立说，总结前朝的兴盛败亡，以为当朝之戒，警告和提醒统治阶级，革除弊政，励精图治，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正是这种历史条件和现实社会的产物。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对统治当局的腐朽，对自己阶级的没落，欧阳修不可能漠然置之，无动于衷。他一方面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方面著述撰文，大声疾呼，从历史的烟云中取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垂示当世。

可见，《过秦论》和《伶官传序》，都是对前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其目的也都在于维护当朝的统治。所不同的是，《过秦论》是贾谊按皇帝拟定的题目写的，是应制之作。而在欧阳修的时代，统治阶级并未明确地向文人学者提出类似的政治要求，《伶官传序》的写作，则显然出自作者的自觉行动，带有一种自发的性质。

其次，从文章的思想内容来看，《过秦论》的主旨是总结、推究秦代灭亡的历史原因，在贾谊看来，秦朝所以迅疾覆亡，就是因为其推行暴政，不施仁义。像秦朝这样一个“席卷天下”、“威振四海”、举世无敌的强大帝国，却在率疲惫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的奋臂大呼下顷刻瓦解。这就说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足以给封建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如若不向人民作些让步，施行一些仁政，那只有丧失民心，最终走向灭亡之途。文章表面上是论述秦的兴亡，实际上是提醒汉朝统治者应以秦为戒，推行仁政，争取民心，以免重蹈秦朝的覆辙。

《伶官传序》的中心思想是总结和寻绎后唐灭亡的历史因由，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关天命，实由人事，揭示忧虑勤劳能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会使自身丧命的道理。作者认为，后唐所以兴盛，就在于统治者的“忧劳”，而其所以破灭，原因又在统治者的“逸豫”。同样，此文名义上是写后唐的盛衰之迹，实际上，作者托古讽今，对症下药，通过活生生的后唐兴亡史，提醒和勉励当今之主要努力做到“忧劳兴国”，防止和避免“逸豫亡身”，“得之难而失之易”，步后唐覆亡的后尘。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北宋之亡于金人，南宋之灭于蒙元，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宋朝统治者只求苟安享乐，不图振作，毫无进取之心。欧阳修早在北宋前期就能洞悉未来，明察事理，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这说明他是有一定的历史眼光的，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政治家。

由是观之，《过秦论》和《伶官传序》都是在评说历史，推究原因，总结经验，提供鉴戒，两文的思想内容不无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贾谊是论秦，欧阳修是说唐。

再次，从文章的写法来看，在谋篇布局上，《过秦论》先极写秦朝吞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威势，可谓盛极一时。接着写陈涉起事反秦，天下云合响应，秦朝迅疾灭亡。最后据题立意，因叙而议，点明缘由，得出结论。文章结构严谨，剪裁得当，笔笔设伏，层层照应。《伶官传序》开宗明义，正面提出主张，以此作为全篇的总纲。继而叙写庄宗接受父王遗命和执行遗命的情况，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论述盛衰之理的例证，通过记述后唐的兴盛破亡，进一步阐明成败由人的道理。篇末生发议论，探究因由，总结教训。文章逻辑严密，布局恰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两文的运思谋篇，大体相类。论述前代兴亡，由盛而衰，由叙写史事到议论说理，最后画龙点晴，一语破的。不同的是，两文虽然都是史论文章，基本上也都由提出论点、分析论证、揭示题旨这三部分组织成文，但相比之下，《伶官传序》更像一篇严密规范的政论文。

在表现手法上，《过秦论》善用衬托对比，极力渲染秦的强大，反衬它的易亡；虚张六国合纵的声威，反衬秦人的善攻；备言陈涉的卑微弱小，与六国的煊赫强盛构成鲜明对比，突显了秦朝灭亡的基本原因。对比反衬愈是强烈，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愈加突出。《伶官传序》同样采用了对比的手法，主要是后唐的盛衰之比，先写庄宗极盛的史实，再写其极衰的场面，后面总言兴亡，叹不已：“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一盛一衰，既扬又抑，交错成文。通过盛衰之比，作者意在昭示忧劳兴国、逸乐亡身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在语言方面，两文都大量地运用了排比、对偶的句式，又多用短句，音节紧促，一气流注，艺术感染力极强。《过秦论》铺陈夸张，文笔酣畅，感情充沛，气势磅礴，带有战国纵横之风；《伶官传序》辞气极盛，波澜迭起，沉厚淋漓，顿挫有致，见出哲人的才气。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文在论述前代衰亡之时，使用的语言亦极为相近。《过秦论》写秦的灭亡，说其发难者陈涉是出身低贱、才不惊人的平庸之辈，“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文末，作者深有感慨地议论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伶官传序》写后唐的衰亡，说其首先叛乱者亦是一介匹夫，然“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议论后唐之主是“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语言、文意的相似，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清人沈德潜曾盛赞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实，《伶官传序》不独得力于《史记》，而且也深受《过秦论》的影响，两文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颇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其间的传承关系，昭然可见。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欧阳修的《伶官传序》，堪称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

[选自《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一）述宾结构

古今汉语述宾结构的基本语序都是述语在前宾语在后，但是古代汉语里在某些条件下宾语要置于述语前，这是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之一。

1.疑问结构里疑问代词充任的宾语要前置。例如：

①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②景公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③曰：“奚冠？”日：“冠素。”（《孟子·滕文公上》）

④沛公安在？（《史记·项羽本纪》）

5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左传·成公三年》）

例①和例③都分别是并列的两个句子，名词作宾语就位于述语之后，如“欺天”“冠素”，疑问代词作宾语就要前置。例5“又谁敢怨”，当述语动词前有助动词时，疑问代词充任的宾语一般要置于助动词前。

疑问代词作介词的宾语也要前置。例如：

谚日：“谁为为之？敦令听之？（司马迁《报任安书》）

许子奚为不自织？（《孟子·梁惠王上》）

⑧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战国策·赵策》）

9将何以赡之？（《盐铁论·本议》）

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国语·晋语》）

例6至，介词“为”“以”“与”的宾语都是疑问代词，宾语都置于介词前。

必须注意的是，只有疑问代词单独作宾语才受本条宾语前置规律的制约，如果宾语是一个组合，疑问代词只是其中的一个句法成分，那么整个宾语并不前置。例如：

①此为何名？（《韩非子·喻老》）

欲于何所王之？（《史记·三王世家》）

例①“何名”作述语“为”的宾语，没有前置。例“何所”作介词“于”的宾语，也没有前置。有时“何+名词”作宾语前置，例如：

③姜氏何厌之有？（《左传·隐公元年》）

④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荀子·正论》）

例3、宾语“何厌”“何变”都置于述语“有”前，但宾语前置的原因与疑问代词无关，是另一条宾语前置的规律在起作用，即用代词复指宾语前置。2.否定结构里指示代词或人称代词充任的宾语一般要前置。例如：

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②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

③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④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韩非子·五蠢》）

以上各例代词充任的宾语都前置于述语。这类宾语前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代词作宾语，二是必须在否定结构中，即结构中有否定词。例一“不已知”两个条件都具备，代词宾语“已”就前置，而“不知人”虽是否定结构，但宾语是名词“人”而不是代词，所以宾语不前置。如果宾语是代词，但是述宾结构中没有否定词，那么宾语也不能前置，如《论语·宪问》：“为命，禅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当述语动词前有助动词或副词的时候，代词充任的宾语可以置于动词前，也可以置于助动词或副词前。例如：

③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左传·公二十八年》）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魏风·硕鼠》）

⑧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庄子·徐无鬼》）

9武王至殷郊，系堕。五人御于前，莫肯之为。（《吕氏春秋·不苟》）

①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墨子·节葬》）

例5、6、7、⑧宾语置于助动词或副词前，例9、①宾语置于助动词或副词后。

句法结构中如果具有两个否定词，构成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表示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代词充任的宾语不前置。例如：

①物莫不若是。（《庄子·人间世》）

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在先秦汉语中，否定结构里代词充任的宾语前置这一规律并不严格，存在较多的例外。例如：

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④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已也。（《商君书·错法》）

5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战国策·韩策》）

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论语·阳货》）

（武王见胶隔。）胶隔日：“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

殷也。”（《吕氏春秋·贵因》）

例3至否定结构里的代词宾语（指带有.号的）都未前置，这表明在口语里否定结构的代词宾语很早就开始后置了，但在文言中仍呈现前置后置并存的局面，文言确是一种保存古代语言的稳定的书面语。

3.用“之”“是”“焉”“斯”“于”等作标记的宾语要前置。例如：

①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论语·先进》）

②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③又何马之能知也。（《列子·说符》）

④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左传·公十五年》）

5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

朋酒斯享，日杀羔羊。（《诗经·幽风·七月》）

赫赫南仲，于襄。（《诗经·小雅·出车》）

⑧语日：“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毅梁传·亿公二年》）

9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孟子·滕文公上》）

以上各例宾语用“之”“是”“焉”“斯”“于”作标记，分别置于述语前。例④“亡之不恤”，前置的宾语“亡”是动词，意思是“流亡”；例①、②、③、、、前置的宾语都由名词性成分充任；例⑧、9前置的宾语是代词“斯”和“是”，当前置的宾语是代词时，一般只用“之”作标记。

有标记的宾语前置，前置的宾语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成分。例如：

①0岂不毅是为？先君之好是继。（《左传·公四年》）

①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左传·昭公十六年》）

例“先君之好是继”，“是”标记前置宾语“先君之好”，前置宾语是一个较长的偏正结构。例①“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难”是“担心”的意思，“之”标记前置宾语“不能事大字小”，句义为“不担心不能侍奉大国安抚小国”；“无礼以定其位之患”，“之”标记前置宾语“无礼以定其位”，句义为“担心不以礼来巩固国家的地位”，例①两个前置的宾语都是很复杂的动词性成分。标记宾语前置同疑问代词充任的宾语前置、否定结构代词充任的宾语前置很不相同，如果说后者是古代汉语句法自身的规律，那么，前者更像是一种修辞手段，是强调宾语语义表达的手段。

标记宾语前置结构的前面可以加上表示强调语气的副词“惟（唯、维）”，构成“惟+宾语+是/之+述语”的固定格式。例如：

②惟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

③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鲷翼之知。（《庄子·达生》）

例意思是“只看我的马头”，例3意思是“只知道蝉的翅膀”。“惟+宾语+是/之+述语”是一种强调宾语语义表达的固定格式。

同标记宾语前置有关的还有一种固定格式，即“此/是+之+谓……”格式。例如：

4《诗》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左传·隐公元年》）

5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庄子·天地》）

例“是之谓”就是“谓是”，“是”是前置的宾语，意思是“这话）就是指这种情况”。例“此之谓圣治”即“谓此圣治”，“此”是间接宾语，置于述语之前，“圣治”是直接宾语，置于述语之后，意思是“称这种情况为圣治”。

4.代词“是”作宾语有时不必标记就可以置于述语前。例如：

①君子是则是效。（《诗经·小雅·鹿鸣》）

②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左传·公四年》）

例①“是则是效”意思是“遵循此，效法此”，“是”作为宾语置于述语前而没有任何标记。例②同例①。在以上二例中容易把“是”认作宾语前置的标记，而误认“是”前的名词“君子”“昭王”为前置的宾语，要准确理解此类结构的文意必须仔细体会上下文。代词“是”作介词“以”“用”的宾语也时常前置，构成“是以”“是用”，意思都是“因此”。例如：

③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司马迁《报任安书》）

④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

（二）判断句

判断句是根据谓语同主语之间的表达关系给句子分类得出的一种句类，判断句的谓语一般是对主语表达的人或事物进行分类，判断主语表达的人或事物属于哪一类人或事物，或不属于哪一类人或事物。现代汉语的判断句一般要用判断动词“是”作述语，例如“我们是中国人”，不用判断动词“是”的判断句也存在，例如“鲁迅绍兴人”，但是不用判断动词的判断句出现频率很低。古代汉语的判断句与现代汉语很不相同，一般不用判断动词作述语，而是基本上用名词性成分作谓语，用判断句式本身来表达判断，并且多用句末语气词“也”来协助表达判断。例如：

①制，岩邑也。（《左传·隐公元年》）

②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史记·项羽本纪》）

1.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基本形式。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基本形式有七种，分述如下。

（1）“主语+谓语+也”。例如：

①号，虞之表也。（《左传·信公五年》）

②夫管子，天下之才也。（《国语·齐语》）

③是社稷之臣也。（《论语·季氏》）

④此王业也。（《战国策·秦策》）

5劫天子，恶名也。（《战国策·秦策》）

6陈良，楚产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是古代汉语判断句最常见的形式之一，谓语都是名词性成分，句末语气词“也”加强判断语气。例①主语是名词；例②主语是名词性偏正结构；例③、④主语是代词：例主语是述宾结构。谓词性结构出现在主语位置上即使没有指称化标记也自指化了，但其语法性质仍是谓词性的。例6谓语“楚产”本是谓词性成分，但此处已经转指化了，指“楚产之人”，谓词性成分转指化即变为名词性成分。

（2）“主语+者+谓语+也”。例如：

①兵者，凶器也。（《韩非子·存韩》）

②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③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荀子·王制》）

5君者，出令者也。（韩愈《原道》）

这也是古代汉语判断句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不仅用了句末语气词“也”，而且还在主语后用了指示代词“者”复指主语，起提示主语、加强语气的作用。这种句式的判断意味更强一些。以上各例谓语都是名词性成分，例5的谓语“出令者”是转指化的结构，也是名词性成分。

（3）“主语+者+谓语”。例如：

①兵者，凶器。（《史记·酷吏列传》）

②虎者，戾虫。（《战国策·秦策》）

③陈者，游说之士。（《史记·张仪列传》）

（4）“主语+谓语”。例如：

①兵，凶器。（《汉书·晁错传》）

②是炎帝之少女。（《山海经·北山经》）

③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日》）

“主语+者+谓语”和“主语+谓语”两种形式在古文里的出现频率不高，由于不用句末语气词“也”，后者甚至连起提示主语作用的代词“者”都不用，所以判断意味较弱。例三主语“所重”，是谓词性成分转指化的结构，是名词性成分。（5）“主语+副词+谓语+（也）”。例如：

①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司马迁《报任安书》）

②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左传·信公三十二年》）

③（此）乃歌夫“长铁归来”者也。（《战国策·齐策》）

④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汉书·杜延年传》）

5相如素贱人，吾（廉颇）羞，不忍为之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出师表》）

7是皆秦之罪也。（《战国策·秦策》）

以上各例，副词修饰名词性成分充任的判断句谓语，这是古代汉语的特点，在现代汉语里副词一般是不修饰名词性成分的。

（6）“主语+为+宾语”。例如：

①余为伯，余而祖也。（《左传·宣公三年》）

②尔为尔，我为我，虽褐裸程于我侧，尔焉能我哉。（《孟子·公孙丑上》）

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以上三例都是动词“为”带宾语充任判断句的谓语。古代汉语里的“为”是个意义十分广泛的动词，常常出现在叙述句里。例如：

④颖考叔为颖谷封人。（《左传·隐公元年》）

5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敦为夫子？（《论语·微子》）

例④“颖谷封人”是官职，“为”的意思是“做”“担任”。例“敦为夫子”意思是“哪一个算得上是夫子”。两例“为”都不是判断动词。“为”用作判断动词的用例很少，古代汉语的判断句基本上是不用判断动词的。

（7）“主语+是+宾语”。例如：

①此是何种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②韩是魏之县也。（《战国策·魏策》）

③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

④夷氏是其后也。（《论衡·龙虚》）

以上各例“是”字处于两种组合之中，一是“单个名词+是+名词性成分”，二是“代词+是+名词性成分”。位于上述位置的“是”都是判断动词。

判断动词“是”来源于指示代词“是”，指示代词“是”常常用来复指前文，例如：

5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孟子·公孙丑上》）

6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例5、6“是”复指前文复杂的谓词性成分，作判断句的主语。判断动词“是”正是从指示代词“是”的这一用法发展来的，它经历了秦汉时代的起源和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已经成为口语中不可缺少的成分。魏晋以后，凡口语程度较高的作品判断动词“是”的出现频率就高，而仿古的文言作品仍然很少用判断动词“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白话文兴起的时代。

古代汉语里还有一个形容词“是”，意思是“对的”“正确的”，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言是也”，意思是“魏其的话对”。形容词“是”可以活用为意动动词，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意思是“汲黯认为魏其正确”。形容词“是”和判断动词“是”没有源流关系。2.古代汉语判断句的表达功能。古代汉语判断句的主语和谓语在句法上构成判断关系，但在语义表达方面并不那么单一，古代汉语判断句的基本表达功能有五种，分述如下。（1）表示类属关系，即主语表达的人或事物属于谓语所表达的人或事物的同类。例如：

①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②仲弓父，贱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③滕，小国也。（《孟子·梁惠王下》）

（2）表示等同关系，即主语表达的人或事物就是谓语所表达的人或事物。例如：

①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战国策·赵策》）

②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

③梁父即楚将项燕。（《史记·项羽本纪》）

④余为伯，余而祖也。（《左传·宣公三年》）

以上两种判断句不仅在句法上构成判断，在逻辑上也构成判断。有一些判断句只是在句法上构成判断，而主语和谓语在逻辑关系上或语义关系上比较复杂。

（3）表示比喻关系，即主语表达的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就像谓语表达的人或事物一样。例如：

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荀子·王制》）

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

③曹公，豺虎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4）表示主语同谓语之间某种复杂的语义关系，即说话人把复杂的表达内容，用判断句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求达到强烈确认的表达效果。例如：

①夫战，勇气也。（《左传·庄公十年》）

②百乘，显使也。（《战国策·齐策》）

例①战争并不等于勇气，例②百辆车并不等于显赫的使节，主语和谓语在逻辑上并不构成判断。但是主语和谓语间的语义关系是清楚的，即战争依靠勇气，拥有百辆车的使节是声势显赫的使节。用判断句形式表达使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强调。

（5）谓语表示造成某种结果的原因。例如：

①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庄子·秋水》）

②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也。（《庄子·养生主》）

③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棠，非下也，权重也。（《韩非子·五蠹》）

例①并列的两个句子都是表示指称化的“者”字结构（指“..的原因”）作判断句的主语，“拘于虚”“笃于时”分别作谓语。两句的谓语都是由谓词性成分充任的，但是谓词性成分在判断句谓语的位置上都指称化了，在此例中是自指化，指“.的情况”。例②“割”“”作谓语，同例①。例③两句的谓语“非高也，势薄也”“非下也，权重也”，句子的意思是“古代轻易辞去天子之位，不是因为品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太薄”；“现在拼命争夺官职，不是因为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表示原因的判断句一般都是由谓词性成分充任谓语的，这一点不同于其他判断句。

（三）被动句

古代汉语的被动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带标记的被动句，即单纯在意义上表示被动的被动句，另一种是带有形式标记的被动句。不带标记的被动句古今汉语都很普遍，带有标记的被动句古今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

1.不带标记的被动句。这种句子在意义上是被动的，但在形式上与主动句相同，所以不能称之为被动句型。例如：

①鹿禽。（《粹》953）

②故不能推车而及。（《左传·成公二年》）

③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

④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史记·留侯世家》）

5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竞斩阳周。（《史记·项羽本纪》）

今子有大树，··…·不天斧斤。（《庄子·逍遥游》）

公子喜士，名闻天下。（《史记·魏公子列传》）

不带标记的被动句历史十分悠久，早在甲骨文时代就有，如例①，“鹿禽”即“鹿被擒”。现代汉语里这样的句子仍然很多，如“杯子打破了”。被动句谓语的核心动词一定是及物动词，在不带标记的被动句里，动词不借助任何专门表示被动意义的词语，自身就可以直接表示被动意义。以上各例，动词“及”的意思是“被赶上”，“拘”是“被拘押”，“放逐”是“被放逐”，“封”是“被封”，“斩阳周”是“被斩于阳周”，“天斧斤”是“被斧斤砍倒”，“闻天下”是“被天下闻”。

在古代汉语里，动词前如果带有助动词“可”“足”“能”或形容词“难”“易”，则动词常常表示被动意义。例如：

⑧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

9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下》）（周，欺骗。）

①文王不足法与？（《孟子·公孙丑上》）

①吾惟竖子故不足遣，而公自行耳。（《史记·留侯世家》）

吾老矣，不能用也。（《论语·微子》）

③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④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以上各例动词都表示被动意义。但是助动词“可”“足”“能”或形容词“难”“易”也时常出现在主动句里，所以不能把上述词语看作专门表示被动的词语。例如：

15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此不足为勇也。（苏轼《留侯论》）

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国语·越语上》）

⑧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割牛。（《论衡·程材》）

19救罚，则奸臣易为非。（《韩非子·主道》）

无标记的被动句在古文里的出现频率很高，它与主动句的表面形式相同，有时容易引起混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察和识别一个句子是主动意义还是被动意义。第一，谓语动词如果是表示人的动作，而主语却是一个非指人的名词，那么这个句子是被动句。如上文例八“草犹不可除”，动词“除”表示人有意识的动作，而主语“草”是一个非指人的名词，所以句子是被动意义。第二，谓语是及物动词，从表面上看主语也可以认为是这个及物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但是谓语动词后没有宾语，并且也无法补出宾语，在这种情况下，句子是被动意义。如上文例③“文王拘”“屈原放逐”，“拘”和“放逐”都是及物动词，主语“文王”“屈原”脱离具体语境也可以认为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但是两个句子动词后都没有宾语，并且在具体语境中也无法补出宾语，因此“文王”和“屈原”只能是受事主语，两个句子都表达被动意义。第三，在主动宾完备的句子里，如果宾语所表达的事物属于主语所表达事物自身的一部分，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又是对主语不利的，句子一般也是表示被动意义的。例如司马迁《报任安书》：“孙子脚，兵法修列。”“孙子脚”是主动宾完备的句子，宾语“脚”是主语“孙子”的一部分，“”是刑罚动词，表示对孙子不利，孙子不可能对自己施以“”刑，所以句子是表示被动意义的。以上所列的三项识别标准不是绝对的，各自都有一些例外，但这三项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绝大部分无标记的被动句。

2.带有标记的被动句。这种句子不同于无标记的被动句，它不仅在意义上是被动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标记，构成了被动句型。现代汉语多以“被”作为被动句的标记，古代汉语里有标记的被动句十分丰富，基本句型有五种。

（1）“及物动词+于+施事者”。例如：

①（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②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何也？（《汉书·贾山传》）

③克伤于矢，流血及屡。（《左传·成公二年》）

④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汉书·霍光传》）

“于”字可以看作被动句的标记。有时去掉“于+施事”，句子仍表示被动意义。例如：

5是以好恶见，则下有因，而人主惑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6任智则君欺。（《韩非子·八说》）（任智，任用智者。）

例、6动词“惑”“欺”后没有介宾结构，同例①、②比较，可以看出没有介词“于”引介施事成分动词本身仍表示被动意义。另外，在一些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里，表示施事者的名词性成分不需要介词“于”的引介，可以直接跟在动词后作补语。例如：

（大树）不天斧斤。（《庄子·迫遥游》）

⑧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汉书·义纵传》）

动词后不一定需要介宾结构，动词本身就可以表示被动意义；施事成分不一定需要介词“于”引介，可以直接跟在动词后作补语，这说明介词“于”本身并不专门表示被动意义，句子的被动意义是动词在具体语境中表现出来的，介词“于”只是起锦上添花的作用，使句子的被动义更加明显。由于上述原因，“于”作为被动句的标记只是一种不十分鲜明的标记。

“及物动词+于+施事”句式经常出现在主动与被动对比的句子里。例如：

9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

①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

①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汉书·项籍传》）

夫破人之与破于人，臣人之与臣于人，岂可同日而言之哉？（《战国策·赵策）

在主动与被动对比的句子里，介词“于”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于”就无法构成主动与被动的对比，正是由于这一点，“及物动词+于+施事”才被看作是被动句型之一。

介词“于”引介施事的用法是从引介处所的用法发展来的。引介动作行为的处所是介词"于“最基本的用法，甚至在一些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里，介词“于”也是引介处所，而不是引介施事者。例如：

③孔子围于陈蔡之间。（《庄子·山木》）

④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

例3意思是“孔子在陈蔡之间被人围困”，例意思是“百里奚从市场上被提拔起来”。两句都表示被动意义，但施事者并没有出现，介词“于”引介的是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在个别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里介词“于”究竟是引介处所还是引介施事者是不容易确定的。例如：

5昔司马喜脚于宋。（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①屈原放逐于楚国。（《盐铁论·刺相》）

例5、“脚于宋”和“放逐于楚国”都有两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介词“于”引介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又可以理解为引介施事者。这说明古人把施事者和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看作类似的成分，因而采用了同一结构形式。

介词“乎”的语法功能同介词“于”，“乎”也可以引介施事者。例如：

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公羊传·庄公十二年》）

⑧志乎古，必遗乎今。（韩愈《答李翊书》）

例意思是“宋万被庄公俘获”，例意思是“有志于古训的话，就会被今人遗弃”。介词“乎”引介动作行为的施事者。

（2）“为+施事者+及物动词”。例如：

①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②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

子·五》）

③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史记·高祖本纪》）

④何为为我禽？（《史记·淮阴侯列传》）

例①至④介词“为”用于引介动作行为的施事者。以上四例如果去掉介词“为”，就成了“天下裂”“新圣笑”“赤帝子斩之”“我禽”，意思完全改变了，就不是被动句了，因此，可以说介词“为”不是可有可无的，“为”决定了句子的被动性质，在这一点上介词“为”同介词“于”很不相同。

介词“为”后的施事者有时不出现，“为”紧贴动词，仍然构成被动句式。例如：

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史记·刺客列传》）

6若信者，亦以为禽矣。（《史记·淮阴侯列传》）

以上二例，介词“为”后省略了表示施事者的宾语，但句子仍是被动句。

（3）“见+及物动词”。例如：

①人皆以见侮为辱。（《荀子·正论》）

②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孟子·尽心下》）

③其见敬礼如此。（《史记·汲郑列传》）

④（霍光）甚见亲信。（《汉书·霍光传》）

5厚者为戮，薄者见疑。（《韩非子·说难》）

“见”不同于介词“为”和“于”，“见”不能引介施事者，因而“见”是一个被动助动词而不是介词。例“为戮”和“见疑”对用，可见二者都表示被动意义，但是“为戮”是介宾结构作状语的偏正结构（省略介词宾语），“见疑”是助动词作状语修饰核心动词。

“见”字句要表达施事者，就要同“于”字句结合，构成“见+及物动词+于+施事”组合，靠介词“于”来引介施事者。例如：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韩非子·说难》）

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吕氏春秋·贵信》）

由于“于”字句里的“于”有时可以省略，所以“于”作为被动句的标记是不鲜明的，和“见”字句配合使用，两者互补，“见”字句借“于”字引介了施事者，“于”字句借助“见”字进一步加强了被动标记，“见+及物动词+于+施事”是一种比较完善的被动句式。

有时“见+及物动词”组合并不是被动句式，而是表示主动意义。例如：

⑧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韩非子·喻老》）

9生孩六月，慈父见背。（李密《陈情表》）（见背，背我而离世。）

①（吕布）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后汉书·吕布传》）

例⑧、9、①“见+及物动词”组合都不表示被动意义，而表示主动意义，“见赏”即“赏之”，“见罚”即“罚之”，“见背”即“背我”，“见杀”即“杀己”。一般认为，其中的“见”仍是助动词，但是有称代作用，指代动词的宾语。“见”字的这种用法还保留在现代汉语的一些固定格式里，如“有何见教”“请勿见笑”。对于“见+及物动词”组合的被动和主动两种不同的用法，要结合上下文仔细加以分辨。（4）“为+施事者+所+及物动词”。例如：

①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史记·项羽本纪》）

②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汉书·张骞传》）

③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史记·李斯列传》）

④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汉书·王章传》）

以上各例介词“为”引介动作行为的施事者，其中的“所”没有表示谓词性成分指称化的作用，“所”后的动词仍是典型的陈述，因而这个“所”不是助词“所”，而是标明其后动词是被动意义的标记。“为+施事+所+及物动词”句式起源于战国末期，在先秦文献中出现频率很低，汉代以后频率升高，东汉以后成了一种主要的被动句式，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前三种被动句式。同“为+施事者+及物动词”句式相仿，“为+施事+所+及物动词”句式也可以省略以介词“为”的宾语身份出现的施事成分。例如：

5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史记·项羽本纪》）

6官军加讨，屡为所败。（《旧唐书·黄巢传》）

有两种组合同“为+施事者+所+及物动词”句式密切相关。一是“为+施事+之+所+及物动词”。例如：

7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剥，立视其为狗豕之所啖食乎？（《潜夫

论·边议》）

⑧此室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

例7、⑧中“之所”的作用同“所”，都是标明其后动词是被动意义的标记。另一种相关组合是“为+施事+所+见+及物动词”，例如：

9羌胡被发左社，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點人所见侵夺。

（《后汉书·西羌传》）

①有为法者，为生老病死所见逼迫。（《出曜经·惟念品》）

例9、0中“所见”的作用同“所”，也是标明其后动词是被动意义的标记。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献里上述两种句式比较常见，唐代以后消失了。（5）“被+（施事者）+及物动词”。在先秦汉语里，有一个及物动词“被”，意思是“覆盖”“遭受”“蒙受”。例如：

①光被四表。（《书·尧典》）（四表，四海之外。）

②下施万民，万民被其利。（《墨子·尚贤上》）

③泽被生民。（《苟子·臣道》）

④秦王复击柯，（轲）被八创。（《战国策·燕策》）

以上各例，动词“被”的宾语都是名词性成分。战国末期动词“被”的宾语可以是动词性成分了，这样动词“被”就有了虚化的可能。例如：

5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己被辱，随仇者，负也。（《韩非子·五》）

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战国策·齐策》）

以上二例分析作述宾结构或分析作被动句式似乎都可以。汉代以后“被+及物动词”的用例多起来了，例如：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报任安书》）

⑧（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例⑧“被谤”和“见疑”相对，更显示出了“被”已经不再是及物动词，而是虚化为表示被动的标记了，一个新的被动句式产生了。在东汉以前“被”不能引介施事者，语法功能同“见”，是个助动词。东汉以后，“被”可以引介施事者了，“被”就发展为介词了。例如：

9臣被尚书召问。（蔡邕《被收时表》）

①亮子被苏峻害。（《世说新语·方正》）

至此，现代汉语里最重要的被动句式就产生了，以后这种被动句式逐渐取代了其他各种被动句式。但是在文言作品里仍多用其他几种被动句式，“被”字句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低的。另外，汉语的被动句在语义表达上有自己的特点，多表示不幸的或不希望发生的事，这个特点在古代汉语里更为明显。

（选自《古代汉语知识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