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理论的价值

1.张岱年

张岱年（1909一2004），哲学家。别名季同，曾用笔名宇同。河北献县人。早期欣赏英国分析派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不久受其兄张申府（崧年）的引导，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本，开始了解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周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作了探讨。另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两篇，叙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体系和道德学说。1935一1936年，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层次体系，著成《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国近代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1943年起任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讲师、副教授。1946年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51年任教授，次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哲学史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又从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化传统简论》一书中提出“中华精神”的论点，认为，中华民族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可以称为“中华精神”。其表现于《周易大传》中的两个命题上，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还从中西哲学相比较的观点出发，认为西方哲学家注重天人对立，认为把人和自然分开，肯定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人的自觉；而中国哲人则一向持天人合一的观念，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特点在于注重“整体动平衡的观念”和“直觉体悟的方法”。治学严谨，尤重文德。主要著作还有《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求真集》《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另有《张岱年文集》（从1989年起已陆续出版）。

（选自《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2.卢梭

卢梭（1712一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日内瓦钟表匠家庭。只受过几年正规教育。少年时期就在法国、瑞土、意大利等地流浪，做过学徒、仆役、乐谱抄写员等，对封建专制重压下的人民疾苦有深切了解。1747年定居巴黎，结识许多先进思想家，与狄德罗交往甚密，曾为其主编的《法国百科全书》撰写音乐方面的条目。1762年《爱弥儿》发表后屡遭迫害，流亡瑞士和英国。1766年回法国隐居农村，1770年获赦免重返巴黎。在哲学上倾向于自然神论。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但又认为上帝是万物的始因，物质不能自己运动，是上帝推动物质世界的运动。在认识论上，认为感觉是人们认识的来源，感觉是物质的东西作用于感官的结果。感觉涉及事物的单个属性，而在感觉基础上形成的比较、判断、推理等认识形式则涉及事物间的关系。比较、判断等往往出差错，感觉则不会出差错，故感觉高于理性，人们应当多凭感觉而少凭理智。认为人们凭借“内在之光”可以发现自己天赋的道德观念，并觉察到上帝的存在，故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把自然与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人类最初生活于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由于人类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增长了才智，积累了技艺和经验，特别是农业和冶金技术的发明，促使生产的不断发展，从而为私有制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私有制的产生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端。文明每进一步，不平等也加深一步。社会就是在矛盾和对抗中发展的。社会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形成富者与贫者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其次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富者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诱骗贫者共同制订契约，形成国家与法律，从而在政治上确立富者对贫者的统治；最后是政府权力的腐败，建立专制政治。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除君主之外，人人都没有任何权利，人人都是“奴隶”。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人人又都是平等的。认为这种腐败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暴力的支持，故必须要用暴力推翻它。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期望建立一种“人人都有一些财富”的小私有制国家。强调国家必须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社会契约是人们自由协议的产物，缔结契约的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全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由于每个人都向全体奉献自己，所以每个人并没有向任何个人奉献出自己。因此，人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权利。这样，人们虽然丧失了天赋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但获得了政治上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这种根据社会契约形成的“全体”就是国家，而缔结契约者就是公民。强调人民是主权者，国家代表人民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即“公共意志”。如果政府违反“公共意志”篡夺主权，人民便有权推翻它。反对英国洛克和法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嘲笑他们在玩弄江湖式的幻术。在伦理观上，提出存在先于理性的两条原则，一是自爱的欲念，是人的第一天性，由此产生善和正义；二是怜心，由此产生宽大、仁慈和人道等美德。良心调节自爱心与怜心，而良心是由上帝铭刻在人心中，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所共有的道德原则。认为道德的堕落是由于物质生产的进步引起。当不平等发展到顶点，进入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理性支配欲望，人类道德将进入比自然更高的阶段。在美学上，从“返归自然”的观点出发，把科学、艺术与道德对立起来，认为人的感情和大自然紧密相连，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会使人失去自然天性，灵魂腐蚀，趣味低劣。遣责古代神话和雅典文艺是道德堕落的产物，坚持美与善的统一。认为艺术仅是一种供消遣的娱乐，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人的审美趣味虽是天赋的，却并非人人相等，其高雅或低俗程度取决于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宗教观方面，认为信仰是人类意识的基础，宗教信仰是道德的基础，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存在。宗教使人们把道德放在良心上面。因此认为宗教能提高人格，升华德行，主张信仰主义，各派宗教相互宽容。主张在契约的国家中建立“公民宗教”，把对神的崇拜与对国家热爱结合起来，以便约束群众。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年代曾产生极深远的影响。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两国的宪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主要著作还有《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论政治经济学》（1755）、《新哀洛绮丝》（1761）、《社会契约论》（1762）、《忏悔录》（1782一1789）等。

（选自《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3.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任何对于柏拉图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一无所知的人，在阅读他的著作时，都不免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究竟苏格拉底是谁？”这乃是因为在柏拉图写的所有对话体作品中苏格拉底差不多一直都是中心人物的缘故。苏格拉底诚然是述而不作的。因此有人就以为，柏拉图实际上只能被视为苏格拉底言论的记录者，他本人是不能被列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林的。然而，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即柏拉图在其早期的对话体作品中，着重阐述曾经给他以重大影响的苏格拉底及其学说；而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柏拉图则已经是假他所尊崇爱戴的师主之口，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思想了。因为他是苏格拉底的忠实弟子。

公元前5世纪末叶，苏格拉底虽然年事已高，却是雅典青年人的思想领袖。当时，每个年轻公民除学习体育、音乐以及诗歌、文学之外，还寻求有实用意义的政治指导；这种指导涉及有助于能发表打动人心的公开演说的一切学科。而那些被称作“诡辩学派”的一批职业教师就周游天下，以便对个别人抑或一群学生进行巡回讲课。他们吸引了许多和常与苏格拉底交往的年轻人志趣相同的青年学子。然而苏格拉底并不是专业教师。他是个石匠和雕刻家，自称是一个不足以施教于他人的无知之士。但是他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以及画廊和体育场中，却颇有名气，常常同一群群青年谈论和争辩某些词汇和用语的真义，这些词语都是著名演说家和修辞学教师们信口讲出来的。苏格拉底与那些思想混乱的人以及那些妄称智识渊博的浅薄之辈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惯于挑出诸如“公正”之类的常用字眼来使人们信服他们是无知的，接着他就提出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以便使他们首先发现自己的观点原系管窥之见，然后再帮助他们去深入探求更加准确的观念。他以此表明自己在教学艺术方面不愧为一位大师，并将他的这种方法取名为后来经常被人效法的“苏格拉底教学法”。由于这些谈话大都是公开进行的，同他辩论的人往往被驳得目瞪口呆，以致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旁观者自然觉得十分好玩，而那些出了洋相的人则不免感到非常恼火。

但是，苏格拉底如此话问别人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亦非想以自己的辩才去取悦于公众。他满怀着强烈的道义感，立意要使他的同胞和他的城邦“臻于至善之境”。他断定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因为懂得什么是善的人是决不会去从恶的。所以他集中精力去探究真理，坚信正直的生活将结出知识之果。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苏格拉底生平事迹的某些记载向我们表明，他是言行一致的。在履行他自己认为是一个雅典公民的最高职责方面，苏格拉底不管是在军队中服役还是在平时担任日常公职，皆可谓鞠躬尽，忠心耿耿；尽管当他认为多数人不对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单独挺身反对之。

他终于为自己的信念而殉身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民主政府曾被推翻；贵族派取而代之，他们在许多方面实行了恐怖统治。克利提亚和阿西比德是贵族派的两大领袖。他们曾与苏格拉底过从甚密，这是人所周知的。后来，民主派东山再起，重新掌权，苏格拉底于是成了众矢之的。公众舆论要求追究不久前发生贵族寡头政变的原因，并且认为招来麻烦、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就是这个短小结实的、长着一个狮子鼻、整天研究真理问题的小老头。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蛊惑青年、不敬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受审，并被判处死刑。这样，杀死一位身体力行自己的学说的哲学家和一位真理倡导者的重大罪责就落到了雅典平民民主派的头上。

柏拉图年轻时经常与之交往的就是这样一位先哲。他在二十八岁那年目睹了对这位先哲的公审，而这位先哲之死也就使柏拉图对民主政体和公民大会永远感到绝望。他立即离开雅典，周游四方，在异域度过了大约十二年。然后回到故城定居下来，意在继续以苏格拉底使用过的方法来讲学，不过讲授内容已不限于只是侧重实践的美德问题，而是扩及更高一级的数学和哲学了。作为柏拉图的起居和讲学的那所房子坐落在“阿卡德美林”中。Academy是雅典的大园林之一，许多青年人在此进行体育锻炼。柏拉图学社实际上是大学教育的开端，其所在地的名称也就一直保存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academic（高等院校的，学术的）这个字中。这个学社最著名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死后，他自己也建立了一个与之对立的新学派；他尊重柏拉图，为他修建了一所圣祠以作为纪念。

柏拉图在“阿卡德美林”执教直到于公元前347年逝世时为止。就现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而言，我们仅仅知道他在晚年试图进行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想把他的由一个哲学家充当国王的“理想国”变为现实。在当时条件下，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当时，西西里岛的叙拉古由一个年轻国王统治着。此人意志薄弱，易受影响，名叫丢尼苏斯。他的宰相狄翁是柏拉图的好友和推崇者，认为叙拉古可能变为这种理想的一个实例。柏拉图经他劝说，便离开学社迁居叙拉古。柏拉图认为，要造就一个十全十美的国王，必须对他进行一整套的系统训练（教学大纲已写人《理想国》第六卷和第八卷）。可是丢尼苏斯感到这套教育内容太多，没有耐心学下去。这项实验很快也就结束了，于是柏拉图又返回雅典。关于柏拉图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仅仅用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对后世的政治观念、教育思想以及基督教哲学都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欲理解并掌握柏拉图学说的真谛，最好不要去读别人写的有关的第二手材料，而应当反复研读他的对话体作品，直到完全领悟其中的含义为止。我们认为，不管柏拉图的理想看起来是多么离奇，也不管他的理想是多么难以实现，然而，他对真、美、实的见解却使他能够永远身于那些高举火炬照亮人类前进道路的先知者的行列之中。

（节选自《苏格拉底之死》，《史学月刊》1980年第3期，张树栋译，沈宗美校）

书信（田鹏颖、姜耀东）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恩格斯在晚年的著作中针对唯物史观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理论，集中体现在19世纪90年代所写的五封书信（以下简称“五封书信”）之中：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五封书信意在批判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内“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套用。五封书信展现了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握新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理论支撑，促使我们对唯物史观进行深入思考。

1.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概念，明确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基本的活动、“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论断，指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特点。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即人们在自己生产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就是与他们一定阶段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他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有条件的和有规律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并处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马克思肯定了社会历史形态演进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继续投身于理论研究，为马克思的未竟事业继续努力。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所写的五封书信中对唯物史观的补充，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第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研究历史对认识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这一基本思想展现得非常丰富，他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在信中批判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贴到社会发展的事物上去，指出他们把社会发展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认为分配方式也是一成不变的，不去研究所处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他们对社会形态认识的断裂，没有办法找到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错误判断社会的发展方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永恒不变的。恩格斯提出，我们要研究和重视历史，因为无限广阔的历史长河是作为整体过程展开的，社会演进的不同形态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二者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有着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为社会发展的运行提供物质基础，推动社会历史进程。恩格斯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书信中，他再次强调要重视历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我们只有研究好全部的历史以及社会形态存在的生产方式，才能够认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准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

第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他重点说明了现实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特别强调经济关系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受到经济关系的支配，同时也受到偶然性的影响，并不是经济唯一决定历史进程。“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首先，恩格斯肯定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经济条件之上，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其次，他说明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不像个人在头脑中想象的那样，因为个人的愿望和意志会受到其他人的妨碍，这种妨碍就是偶然性因素的体现，所以不能达到每个个人的愿望，只能求得一个平均数。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恩格斯说明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是经济关系，这是决定性因素，但是，不能忽视偶然性因素和其他事件的影响，偶然性为自己的必然性开辟道路，经济关系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他以伟大人物为例来证明偶然性与必然性不可分离，认为经济关系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在书信中强调偶然性的作用，是为防止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把唯物史观教条化和庸俗化，说成经济唯一决定论，从而歪曲唯物史观。最后，恩格斯总结说，“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就要充分肯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历史过程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领域和历史积累的继承性，有着先驱传给它的特定思想材料，并不能总是准确反映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恩格斯揭示出国家和它的反对派斗争是头足倒置的，是由政治利益掩盖下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同时也表现出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书信中，他强调要重点把握经济关系所引出的意识形态，还要认识意识形态产生的方式和方法。恩格斯批判保尔·巴尔特等人不去探究意识形态产生的经济根源，却把思维当作发展动力，产生虚假的意识形态，从而迷惑了大多数人。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他首先强调要把经济关系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恩格斯概括了意识形态反作用的三种情况：其一，同一方向的作用促进发展；其二，相反方向的作用带来一定时期的崩溃；其三，阻碍经济某些方向的作用规定另外的方向。其中，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会浪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显然，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说明了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打破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的“愚蠢观念”。

2.恩格斯五封书信在方法论上和基本观点上对马克思的坚持与发展恩格斯以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通过五封书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下文主要讨论五封书信如何科学发展和坚定捍卫马克思的思想。（1）恩格斯五封书信在方法论上科学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在恩格斯五封书信中有两条重要方法论主线不可忽视。一条是唯物辩证法，另一条是政治经济学，这为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展现了他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发展。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的方法论贯穿其历史观的始终。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置过来，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继承并延续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把辩证法继续运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要把人、社会、自然三者统一起来，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恩格斯肯定自然界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自然史发展与社会史发展同样有规律可循，但是，社会史发展有一点与自然史发展根本不同：自然史发展是盲目和无意识的，没有任何预期和目的；而社会史发展正好相反，是有意识的，经过人的思虑，追求某种目的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恩格斯说人们在行动开始之前是有预期的，但是，人们在行动结束之后产生的结果却不是预期的结果，原因是受到偶然性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要找到支配偶然性的规律，“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这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得出的结论，这一方法也在五封书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他描述出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和趋向统一的辩证关系。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批判保尔·巴尔特、莫里茨·维尔特为代表的“不祥之鸟”，他们否认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而“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忘记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把原因和结果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回答了支配偶然性的规律是什么，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是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创造历史，而是人们之间意向的相互交错，以偶然性为补充与经济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历史。影响人们头脑中意向的偶然性规律，归根到底受到经济必然性的支配，不同阶级表达了他们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同意向，最终求得一个不同意向之间相互作用的平均数，这就是支配偶然性所隐藏的规律，由此，恩格斯揭示出历史合力论的内核。我们能够看出恩格斯驳斥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历史发展过程看作固定不变、僵硬对立的错误观点，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对五封书信的理论阐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说明了历史合力论，揭示出支配偶然性的规律，科学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政治经济学为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支撑。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讨论的唯物史观问题都是以经济关系为起点，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产品的交换方式等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阶级的划分、统治的关系、国家、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沿袭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力与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相适合，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不能与之相匹配的时候，生产力就要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变革，引起社会形态的更迭。因此，恩格斯在给施米特、布洛赫、梅林以及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都强调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经济关系，这一论断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时代变革的原因要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中去寻找的观点相符合。恩格斯延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并在五封书信中加以运用和发展。

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实生活的生产是指满足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这里的再生产除了指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外，更强调人们对自身的再生产，这两种生产形式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解释了人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人的生活的生产，不仅满足了人自身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而且还为社会发展积累物质财富。人的再生产，能够生产自身、繁衍后代，为社会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动力。这两种生产循环往复维持着社会整体的有序运行。恩格斯这一论断与“马克思从实物形态上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相一致”，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2）恩格斯五封书信在基本观点上坚定捍卫马克思的思想

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着整体性和一致性。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恩格斯致力于不断巩固和完善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在恩格斯晚年，他的理论观点受到了很大冲击，背负着他与马克思思想断裂、对立等误解，使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挑战。我们通过恩格斯五封书信的观点表达，再次证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坚定捍卫与赞扬。首先，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延续和丰富。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坚持以历史为前提，在历史中总结人、社会、自然的发展规律，重点讨论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呼应。马克思历史观坚持的存在基础就是物质，这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部关系。恩格斯同样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他强调物质存在方式始终起着第一性的作用，把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经济。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同时，他们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当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歪曲，说他的唯物史观是把经济因素看作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恩格斯站出来坚决进行澄清，“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历史现实，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就母庸置疑。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补充了他们在阐述唯物史观中忽略的问题，即在主要论述经济内容方面时，忽略了回答意识形态观念产生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给保尔·巴尔特等人留下了歪曲马克思的理论的机会。因而，恩格斯在信中加深了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及其反作用的说明，展现了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丰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其次，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具有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展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把人的主体作用充分表达出来。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类全部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就是人们的实践过程，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不可分离。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人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就肯定了人的价值，使人的主体性展现在唯物史观之中。恩格斯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基础结合起来，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就能够探寻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给出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到经济必然性的作用，同时也受到偶然性的补充，我们画出历史上偶然性曲线的中轴线，考察时期越长、范围越广就越趋向经济发展的轴线，印证了社会历史发展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的，人们的生产实践推动着社会形态向更适宜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方向发展，建立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打破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

最后，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充分肯定。恩格斯晚年的思想饱受争议和误读，但他依然不畏挑战坚持捍卫马克思的思想，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说马克思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锐利的眼光，更早地发现了唯物史观原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历史会把一切归还给应该属于的那个人，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功劳的肯定。在给布洛赫、施米特以及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恩格斯反复说明研究唯物史观要重视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要根据贯穿这一理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原著来研究，而不要根据二手文献进行研究，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忠诚和肯定。恩格斯从始至终没有抛开马克思的理论，一再强调是“我们”的理论，他始终与马克思肩并肩共患难，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恩格斯说自己永远是第二小提琴手，赞扬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理论贡献的伟大成就，展现了他们坚定的革命友谊。

我们讨论恩格斯五封书信，就是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防止有人故意矮化和丑化恩格斯的思想，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理论对立，造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裂，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性的断裂，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

3.唯物史观在新时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列宁说过，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解决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注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努力的经验，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拓进取、奋发图强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现实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学习历史经验，强调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

第一，在重视和学习历史中准确定位时代进程，展现了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明要在历史中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批判了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不重视对历史的研究，“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导致他们错误判断社会发展的总趋向。他阐明了只有认真研究全部的历史才能够认清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准确定位时代进程。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踏上了新台阶，迈进了新征程。“经过长期努力”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漫长和艰辛，每一代人的生产生活都是建立在前人努力奋斗取得的成果上的，强调了历史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与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契合，“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这种现实关系就是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习近平系统总结了历史经验，用唯物史观的大视野准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始终把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放到历史中来把握，具有深远的历史视野。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是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90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史、70年新中国发展史、4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国家。基于此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理论。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要向前走，就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走得再远、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心。我们在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探寻规律，使国家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就是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习近平以教育为例阐述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展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恩格斯在给布洛赫、梅林以及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都不同程度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他详细论述了意识形态反作用的三种情况，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深刻理解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基础上，习近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习近平在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对于我们认识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具有深刻启示。“决定性”意义一语双义：其一，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着我们的教育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他们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他们决定了国家为谁生产和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所以说教育的反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二，理想信念是青年人的精神之“钙”，如果青年人缺了“钙”，行动力就会打折扣，精神萎靡，对社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对青年人的教育，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给青年人补足精神之“钙”才能够凝心聚力推动社会发展，这对于我们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恩格斯给施米特的回信中说：意识形态观点“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们要深刻总结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重点体现在对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上和对国家顺利实现发展目标上，因此，我们要坚决防止错误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第三，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展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离不开人民的力量。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说明人民的力量就是创造历史的合力，每个人的力量对历史的发展都有所贡献，包括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之中，“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即历史的结果，这一观点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肯定，他们终生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力以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继承。人民过得好不好，人民生活得幸福不幸福可以作为指引国家发展方向的导航标，又可以作为一把刻度尺，丈量出一个国家把人民放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习近平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充分表达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观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

卢瑞宝）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读法》中指出：“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犯”就是重复。重复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艺术技巧，能否以此观照议论文的写作艺术呢？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就我从阅读中所体会到的来说，说理文的写作和文艺创作在道理上也有很多相通之处。”可见，如同书画同源，妙理互渗，打通同为语言艺术的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是完全有可能的。

阅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着惊人的“重复”现象。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在肯定了建党二十年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所取得的成绩后，用了五处前后照应着的表面看来颇多相似的重复文字，即党内在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革命理论这三方面存在于学风上的缺点、错误接二连三地出现于文章二、三、四各部分中。仔细考察，这些互相照应着的重复内容类似诗歌中的复咨、小说中的情节重现，处处体现着作者在论证时的匠心。

一般来说，作文应该“剪截浮辞”“以少总多”，但“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此文作者着意让有关语言材料反复出现，首先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提主旨、集中思想、强化认识，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除了必不可少的正面论证，作者更致力于反面论证。他直截了当地摆问题，毫不含糊地指缺点，不厌其烦地阐述党内存在的“极坏的作风”，抓住主观主义者不注重研究现状，“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割断历史，“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理论，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等理论和实际分离的学风，前后贯通，反复阐述，穷形尽理，屡屡晓示，使主观主义态度的表现、危害在“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重复”中得到集中的披露与深刻的揭示，同时也让三番五次受到语信信号刺激的人们产生响震未绝、惊雷又起的感觉，觉得缺点忧目，危害惊心，改造学风，迫在眉睫。

重复，在艺术表现上，不只是一种“集中”，也是一种“推进”。文中的数次重复，在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这两个层面上不断延伸扩展，各得其宜。第二、三部分两两相应的四次重复，从不同侧面，或反面，或对比，或肇端续接，或竿头进步，论述了“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中心论题；第四部分的承前反复，则是针对第二部分列举的缺点，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具体做法。数重重复的过程，是论证回旋奔进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也是对主观主义学风彻底否定、对马列主义学风执着倡导的过程。

当然，重复之中要不见重复，做到“犯中见避”，这才是艺术的重复。事例随意排列，阐述一成不变，会使人发腻生厌；同辞重句，重床叠架，论证自然因臃肿而薄力。只有做到“犯中之避”，每次重复才能成为“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本文前一层面上的四次重复，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同中见异，“犯中见避”。第二部分首次出现的内容是直接指出党内存在的“极坏的作风”在研究现状等三方面的表现，作为反面论证的事实论据；再度重复的是剖析与上述三方面表现对应着的“极坏的典型”及其危害，进一步论证了主观主义学风是误人不浅、不可等闲视之的“谬种”。第三部分是第二部分的深化，前后两次文字大同小异、内容泾渭分明的重复，则自然地成了由表及里“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的论证依托与推论前提。如果深入探究，还会发现语言表达更有“避之一法”。这样的重复，出意于不同语境之中，不是说车轱话，却似银幕上的重现镜头，音乐上的主题再现，灵活多变，各有所归；这样的重复，实际上是一个层递叠进的论证过程，不但能够收到如顾炎武说的“复而不厌”的艺术效果，还能够使构思镇密如天衣无缝，结构谨严似一气呵成，更能够使论证说理在有的放矢中荡起令人信服的力量，回旋成理足气盛的艺术效应，使人迫切地感到必须义无反顾地改造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坏学风，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好作风。

在这方面，《改造我们的学习》不愧为学习议论文写作艺术的范本，而适当借鉴其他文体的写作技巧，对矫正当前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大量存在的模式化八股气现象，或许更有除旧布新的意义。

（选自《语文教学通讯》1998年第1期）

哪里来的？》艺术美（吴开有）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的一篇很重要的哲学论文，是一篇文质兼美的典范之作。

1.结构匀称之美

白居易《新乐府序》云：“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首句标题，在提出论点之前，劈面连续几个设问，十分引人注目，“当如爆竹，骤响易彻”（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把读者引入对正文的思考阅读，大气磅礴，统摄全篇；结尾显示出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宏伟抱负，“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同上），向人们提出告诫时，一连用了六个四言句式，连珠炮似的转出一层，补完题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力量，“高大深远沉着”“有不尽远想”（方东树《昭味詹言》）之美；正文在论述认识的两个阶段时，前面用了先叙述再概括的方法，后面则用了先概括再叙述的方法，使读者感到变幻莫测，波澜起伏。如此精巧的艺术结构是诗的结构，首尾中间都是匀称的，平衡的，有机的。结构的匀称之美，即指该文结构的局部之美和整体之美，整体和局部都是动静交错、疏密相间的，既浑然一体，又曲折多姿；平衡之美是指本文各部分各有其独立性而内在相连，全文只有一段，分为四个部分，即反映论、过程论、检验论和美育论，既有其独立性，又互相呼应，相得益彰；有机之美是指本文中的任何一部分，无论大小，都是不可缺少的，具有整合之美。全文的结构形式，可谓“凤头、猪肚、豹尾”，起头精警如霹雳炸响，中间如大河奔流浩荡，结尾如余音不绝，久久回荡，回肠荡气，张弛有度。《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完美，真可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汉王逸《离骚章句序》）。

2.艺术形式之美

关于本文层次的划分，高中课本（编者按：指旧教材，非本套统编教材）提示云“全文只有一个段，细读起来可以发现，作者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个层次组织文章的”。其实，按照形式美的法则之一“平衡”或“均衡”来划分，本文是按反映论、过程论、检验论、美育论四个层次来精心结构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达到了辩证的统一。

反映论即第一层，从开头到“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把深奥的哲学问题结晶为“认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笔写了两面，肯定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否定了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天赋的”，是“上帝赐予的”；否定了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是“生而知之”的。明写正面，暗衬反面，构成了中外古今的时空对称和情态对称以及哲学上的两军对垒。

过程论即第二层，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到“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具体地解释了人的认识过程有由物质到精神（或由存在到思想）的第一个飞跃，由被动而转主动，由精神到物质（或由思想到存在的第二个飞跃，由主动而转创造）这两个阶段。用了审美修辞“五觉通感”：“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五觉通感，既读无字之书，合之于社会、历史，弥之于自然、天地、宇宙；又读有字之书，合之于科学、规律，弥之于审美官能的灵敏感、活跃性、统摄力。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了解规律，创造出新的理论，为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服务。这种认识规律和创造新理论的形式，具有求是严谨之美。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在1963年11月18日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写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概括，与本文这段话相得益彰）；指明了世界是可知的，否定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的标准观念；指出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使人的认知不断发展、丰富，用已知去探求未知；指出了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否定了唯心主义的“认识一次完成论”；指出了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和自身，具有目的形态、自然形态、意识形态和反复形态之美。

美育论即第四层，从“现在我们的同志中”到结尾，阐明了物质和精神的同一性，提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树立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力量，具有雄浑健举之美。

3.不可批驳的逻辑力量之美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大师，在这篇气势磅礴、吐纳环宇的哲学论文中，遵循着严密的逻辑形式和规律：遵循同一律，对同一个“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述，在议论中保持其思维的同一性和确定性；遵循矛盾律，对同一个“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方面作出不同的判断，并符合对立统一规律或矛盾法则，确保其思维的首尾一贯；遵循排中律，在对同一个“认识论”的议论中，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否定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爱憎分明，保持其思维的明确性；遵循充足理由律，对其所提出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概念、判断、理论即思想体系进行了论证，以其充分的理由，高屋建，使其思维的论辩有一泻千里之势。四层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推理严密具有大河奔流不可抗辩的逻辑力量。

综上所析，全文以一千来字的篇幅，对深奥的哲学问题，作了博大精深、深入浅出的解说，缩龙成寸，可谓“而层叠纵岩，若崇山广壑，使观者莫能穷其际”（方苞评韩愈《杂说一》），具有精警的艺术技巧之美。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史和文章史上堪称文质兼美的千古绝唱！

（选自《昭通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和发表过程（节选）（胡福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来，已经有不少同志写文章，谈论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由于各人知情程度不同，所处地位不同，也由于出发点不同，所以议论也不尽相同，许多情节各谈各的，也有一些道听途说、想当然的言论。于是有同志劝我，也出来讲讲这篇文章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的真实情况。我想讲讲情况也好，让读者了解得更多些。不过，一，我只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讲我想的，讲我做的，讲我亲身听到的，不是我亲自参与的我不讲；二，我想着重讲讲文章主题、观点、内容的形成过程。这一方面，似乎还无人讲过。虽说今天看来，文章的主题、观点、内容，是很浅显的，容易理解的。但在我当年构思该文时，却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研究的。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是罕见的；事隔多年，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写作、修改与发表过程，有那么大兴趣，也是很少有的。1978年秋天，我就说过：写了这篇文章后，此生不得安宁了。果然如此。我希望，文章中谈到的同志，出来纠正我的不实之词。

（一）我怎么会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

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中国人民感到又一次解放了。此景此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给党、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四人帮”恶贯满盈。人民异常痛恨“四人帮”，自觉奋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我也积极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教，吃尽了“文革”的苦头。1966年6月，我就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此后的遭遇，大家清楚，批斗、游街、扫厕所，祸及全家。所以，从“文革”开始，我就是“‘文革’的对象”，而不是“文革’的动力”，当然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与造反活动。我当时31岁，历史清白，家庭出身下中农，只有穷亲戚。由此，我算作“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高校恢复招生后，我继续教书，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在“批林批孔”中，又成为“复辟回潮”的典型挨批判。当然，那时我还幼稚，也受“左”的影响，讲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要搞“文革”，始终怀疑“文革”的合理性，认为林彪、江青一伙才是野心家。以上南大哲学系的一些老师是清楚的。

由于上述原因，我积极参加了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我在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发言（《人民日报》有报道），我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新华日报》有报道）。从1977年12月起，我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批判“四人帮”，有《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后一篇文章曾在《人民日报》1978年3月摘要发表（约2500字）。我着重于从政治上理论上揭批“四人帮”。

（二）1976年底，我思考这个问题：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

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馨竹难书，他们篡改、歪曲、伪造马列主义的谬论数不胜数，他们的罪行与谬论不可分割，他们是适应“文革”的需要窜上政治舞台前沿的，他们是推行“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的急先锋。大家心里明白，批判林彪、“四人帮”必然要牵涉到“文革”，批判“四人帮”是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的需要。因而要动员广大群众干部一起批判林彪、“四人帮”。同志们从各个方面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进拨乱反正，是必要的，但要抓住一个根本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就能发动群众以破竹之势揭批“四人帮”，彻底进行拨乱反正。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我苦苦思索。

1977年春天，揭批“四人帮”的热潮突然冷却了。批判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文章也不许了。据说，因为那是毛主席圈阅的。要求为1976年4月南京革命运动、天安门“四五”革命运动平反的呼声，也被压下去了。因为那是毛主席定性的。原因在哪里？在“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降温、刹车，根子就在当时中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文革”要结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开始了，中国历史发展要出现重大转变。“两个凡是”出来后，问题复杂了。“两个凡是”的本质是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当时，我认为，中国已处于重大历史关头：要么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中国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国家、民族处于十字路口。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反对第一种前途，争取第二种前途。至此，我认识到必须批判“两个凡是”。中国的出路就在否定“两个凡是”。否定“两个凡是”，才能彻底拨乱反正。经过了近半年的摸索，到1977年6月初，我才找到了拨乱反正的根本关键：批判“两个凡是”。

（三）我找到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根子：“两个凡是”。如何批判、否定“两个凡是”呢？当时，此事还真不好办。今天，“两个凡是”已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可在当年，它是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的主题，是当时的中央的方针。没有一个报刊能发表公开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怎么办呢？我认为，要“绕弯子”，找个“替身”。这个“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我认为，“两个凡是”与“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谬论，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东西，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所以，拿“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来做“两个凡是”的“替身”，予以批判，是可以的。虽然比较含蓄，但人们也会看明白。而批判林彪的谬论是无人可以反对的。

（四）批判对象确定了，究竟怎么批判呢？写篇批判“句句是真理”的文章，这种文章太多了，难以使人们获得新意，不会起多大作用，达不到否定“两个凡是”的目的。怎样才能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呢？怎样才能使人抛弃“两个凡是”呢？必须提出科学的论点，与之对立。虽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破”并不等于“立”，“破”了也未必就能“立”，而没有“立”，“破”也“破”不成。必须要提出一个与“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科学论断，这样有破有立，才能给人们以启发，才能否定“两个凡是”。提出什么观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呢？当然是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哪一个基本观点呢？这又是个难题。

我认为只有剖析“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两个凡是”的内容、本质，才能确定与之对立的观点。“两个凡是”，无非是说，毛主席的指示、决策，都是先验地正确的，不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因而必须始终遵循，必须永远维护，毛主席是超越人类认识规律的。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是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变种。

弄清了“两个凡是”的本质，再探索与之对立的正面观点就容易了。这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宣传“实践论”，一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反复研究，我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点，批判“两个凡是”。因为，实践论题目太大，内容太广泛，一篇文章容纳不了，同时，广泛的内容会淹没实践标准，冲淡主题，磨掉文章锋芒。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对立，针对性强，切中“两个凡是”的要害，对读者说实践标准比较新鲜，有吸引力。我认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基本观点，是无懈可击的，是保险的，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我认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以正面立论为基础，批判“两个凡是”可以脱出大批判文章的案白，也更有力量。今天看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是很自然的，是简单的，但在当年，我是经过了个把月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到1977年7月初，才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基本论点，批判“两个凡是”。

（五）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题目，文章怎么写呢？我再次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重读了《实践论》。真理的实践标准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作结论；二是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即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篇文章的任务是否定“两个凡是”，因而重点论述前一方面，对后一方面点到即止，以防止片面性；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重要原则，也要提到，但不展开。

（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然而，论述实践标准的一般理论，我总觉得针对性还不够强，还不够尖锐。因为，人们并不一般地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有些人口头上承认真理的实践标准，但是认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决策，天然就是正确的，无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标准对毛主席不适用。我相信，写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同志，就是这种人。因此，要突出强调伟大导师的认识也受人类认识规律的制约，不能超越人类认识规律，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也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但是当时明确地这么说不行，一些人恐怕接受不了。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论点：马克思恩格斯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以证实、修正、发展自己理论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他们的个别观点有失误，也要修正，而且是自觉地根据实践检验进行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绝不应有例外。

（七）至此，我以为还不够劲。于是强调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证实后才成为真理，没有例外。所以，“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其他标准；另一方面，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没有一种真理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证实而成了真理，自然科学的假说，是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正确后，才成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也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其正确后才成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在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八）从各方面论述了实践标准后，进而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方面，主要是部析“句句是真理”等谬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本质，极其荒谬、有危害。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我有个看法：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在文章基本论点的针对性，要直接针对所要否定的对象，抓住对象的要害。在论述基本观点后，分析批判对象的本质进而强调肃清“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流毒。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体现在整篇文章中的、体现在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每一个论点中的，不仅仅在于剖析错误观点本身。

（九）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树立真理的实践标准，否定“两个凡是”。表面看这是哲学理论的文章，实际上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极为敏感。如何选择组织材料，实在是个复杂问题。我确定了一个原则：打语录战。这是当时通行的方法。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完整准确。我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引用《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我用了《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明他们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修正自己两个不正确的观点；我引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中，恩格斯关于哥白尼太阳系演说由科学假说通过天文观察证实为科学理论的论述；等等。论点出自马列著作，论据也出自马列著作。这是当时写文章的通行方法，也是容易说服人的方法。大家知道，当时教条主义盛行，不得不用这种方法。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选自《开放时代》1996年第1、2期）

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关铭闻）

时间定格在这一刻。

中国上百台印刷机转动，不同的报头之下，出现了同一个标题；校园的阅报栏前挤满年轻的面孔，无数学子闻风而至，阅读同一篇文章；千百人重新铺展稿纸，千百支笔重新抖落尘埃，准备书写同一个主题；被一种沉重的沉默笼罩的中国大地，随着第一声响动，忽然爆发出轰鸣。

这是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刊发。它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那支撬动改革开放的哲学杠杆。

短短六千字，激荡四十年。

这场讨论，成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不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凝聚了思想共识，而且确立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

这场讨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既成为改革开放的前奏，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奏，使中国在道路探索上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的良性互动。

这场讨论，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解放思想的力量、实事求是的精神，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演进，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过渡。

“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2018年4月，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窗口海南，习近平主席如是说。改革开放的破晓之光，同样普照改革开放再出发之路。

(—)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回到1978年的历史现场，透视这场思想理论界的大事件，马克思的名言再次成为最好的总结。

那一年，中国正徘徊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无数等待凭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长队，几亿人单调的绿、蓝、灰，知识界的焦虑与纠结，共同构成了1978初春的历史印象。中国发展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现代化到底要通过何种方式抵达？自近代以来就盘桓在中华民族头上的问题，再次成为时代之问。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已由邓小平同志提出，以实践标准破除“两个凡是”教条的声音也开始在理论界出现。5月11日，历时七个月撰写修改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则是将这些问题和盘托出，给时代之问以坚定回答。

如同江河破冰，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巨大热情借由这篇文章喷薄而出。刊发当天，新华社就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稿，几个月间，上百家媒体加入了转载的行列。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为代表，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陆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荡气回肠的一个年头。

丰富的细节不断向后人展示，理论与新闻工作者被赋予了怎样的责任与荣光，写在新闻纸上的文字又是如何一钩一画雕刻了历史：它将潜流变为潮水，印证了一种改革突破之前必有思想突破的传统；它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获得了不仅广泛而且坚实的共识，树立了在未来改革关口破路前行的思想方法一

1978年年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执择”。从1978年再次出发的中国，开始缔造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

1992年初春，新的改革瓶颈函待破局。88岁的邓小平走向了南中国，以其巨大的政治气魄和宽阔的历史视野，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姓社”“姓资”的辩证解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的高超提炼，推动改革再人历史新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化纵深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着新一轮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方面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利益格局开刀，一方面致力于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300多个重大改革方案，发出了“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的时代之音。

向“实事求是”集结，以“解放思想”为号令。40年春潮带雨，每一个“涉险滩”“啃硬骨头”的历史关头，真理标准讨论的精神都始终“在场”。

（二）

思想解放，就是摆脱藩篱。

《时务报》之于戊戌变法，《新青年》之于五四运动，皆是如此。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思想解放，也是开启新篇。

从1978年的时间节点看历史，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权威；从历史的动态进程看1978年，它其实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是这一主题在特定历史时段的显现。

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从遥远欧洲“盗来”思想火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节奏。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促成了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创设的这些条件的有机耦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持续思考中，在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持续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这项伟大而崭新事业，接续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大锅饭”成了“大包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凭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实现了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回答了中国发展之问，回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命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改革开放40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党的建设、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每一个问题的展开和推进，都始终贯穿着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中，在将实践成果系统化、理论化的进程中，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齐头并进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两个纪念节点的“汇合”，让中国社会有了回望与前瞻的历史契机。像翻阅一本无字却磅礴的史书，更多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共和国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命运的深层共振，感受到了实践检验与理论创新的深层互动。

新时代的中国，势必要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感当中迈向前路。

（三）

思想的大门打开不易，思想的共识形成更难。

真理标准讨论在破除思想锁的同时，凝练了亿万大众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共识、对改革开放的共识，促成了“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同程推进。

在蛇口，一块巨型的广告牌被树立了起来，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几个大字，率先亮出了解放思想的深圳态度。这个口号也随之从蛇口走向全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及性理念。

在北京，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在社会各界的反复呼吁下联名提案，建议设立教师节，以表征教师“应当享有的崇高社会地位”。最终，教师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崇文重教逐渐形成社会大气候。

在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因为观众的普遍呼唤和热线点播，饱受争议的《乡恋》最终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文艺舞台上唱响。从一首歌开始，多样共融、多态共生的社会文化逐渐形成·

采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镜头，一个社会变革后的蓬勃朝气昭然可见。由真理标准大讨论肇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敢试敢闯的创新思维、开放自信的国民心理、竞争共赢的社会意识、破除积的思想魄力。也是由真理标准大讨论锤炼，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化成为中国人的认识基础、精神力量、社会责任。

为有源头活水来。依靠这样的共识，中国在百争流的世界格局里实现了后发超越，在万象一新的科技事业中创造出了大国重器，在全球治理革新的进程中贡献出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天，站在真理标准讨论40年的历史节点再度回首，一个向世界开的中国已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大国英姿背后是大国心态，开放格局背后是开放气度，现代化成果背后是现代化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如这句话所深刻提炼的，真理标准讨论，正是一场揭示历史逻辑、推进时代潮流的过程，也是形成对历史逻辑和中国发展坚定信念的过程。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向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眼前的雄奇景色、耳畔的历史长风，都在发出呼唤：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观念革新中凝聚力量，坚定被实践检验过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让曾经开启改革的巨大力量，再次为全面深化改革赋能。

实践拓路，真理在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改革开放再出发，新的历史已经开启。

（选自201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这篇文章所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在政治、哲学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深度，长期以来又被林彪、“四人帮”横加歪曲，所以，要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得正本清源，既要引经据典，还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本来面目；又要摆出确凿有力的事例，让读者在事实的验证下领会科学原理；还要进行充分的说理部析，让他们明白一些基本的观点。从写作上看，例证、引证、析理是本篇用得最充分的三种论证方法。三种方法的主要特点在本文的反复说理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因而可以把本文作为这三项论证方法的讲授范例。

1.选用确凿、典型的事例证明自己观点的论证方法，叫例证法。

例证法的核心是举例。议论文中的举例一定要简练、概括，和整篇的逻辑思辨融为一体。议论文中的举例是以事实证明论点，它不是“叙述”。因为举例不能用叙述的语言，而必须用说明的语言。如本篇第一部分第三节，为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所举科学领域的典型二例，完全用的是说明语言。就是说到世界科技界对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种种评价，也只用了“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十二个字作概括的说明。

与此相关联的是，举例不用顺序法而用截取法，为了简练而有力地证明论点，它可以斩头去尾或取头取尾，从一件完整的事实中截取一节。如关于哥白尼太阳系学说提出之初，在科学界内部、科学界与宗教界之间所引起的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这一事实，在某些文章中，如果被引用来论证“真理的被公认，需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这一观点时，就需要作重点说明。但在证实本文论点时，就无须详述，而只取这一事实的头尾作为论据就行了。举例要简练，就必须讲究用语，说明中要选用概括、凝练的词语，特别要在动词或修饰语的选用上花一番斟酌的功夫，如：“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一段举例中的加点的词，都是经过推敲的“炼字”，对事例的说明既概括又准确。

为做到举例简练，有些事例的说明，可运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如：“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这中间的“头面人物”与“少数”，“证明…是真理”与“宣告了……·破产”便形成了鲜明的纵比和横比。

为做到举例简练，事例说明中有时还可以渗入说理成分。如：“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这些话，既是对毛泽东思想成为真理这一事例的说明，又是对实践检验真理这一观点的阐述，收到了事理结合、言简意的效果。

2.经典作家的言论、科学上的公理、尽人皆知的常理、历代相传的格言等，可作为议论文的事理论据。用事理论据论证自己观点的方法，叫引证法。

引证法，学生一般只知道“证明”这一种方式，因而他们在习作中运用这种方法就比较呆板。其实，引用论证的方式是多样的。

有的事理论据，是用来作为提出论点的依据的。它引在论点的前头，引用之后，紧接着概括出论点。如本文提出中心论点之前就引了1845年马克思所说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一段话。这样的引用，使论点的提出有确凿的理论根据，文章一起首便高屋建，理直气壮。

有的事理论据，是引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在引用之后，一般都紧接着进行阐述。借所引事理中蕴含的义理，或将引语与论点扣连，或将道理向深广处阐发，或由道理引人实际。如本文引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和《实践论》中的两段话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紧接着便扣住引语中的“只能”“才是”，将道理向深处作了三层阐发。

有的事理论据，在论述中起承上启下、将前后两层说理扣连起来的作用，如本篇第二部分的第三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中间所引的列宁的一句话，既连接了上下说理，本身又是概括了一个说理层次，用引用化繁为简，寓严密于简洁之中。

有的事理论据则起了提出论证前提的作用，紧接着的是进行推理论证。如：“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一个省略了小前提的“三段论”。引经典的话来做三段论的大前提，就能使演绎推理的前提坚实有力。

还有的事理论据，引在论述的末尾，对全段说理起着总结的作用。如本文第三部分的第一节，在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的道理后，引了列宁的一段话来归纳总结，以证实本文所说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与提出论点前的引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3.例证法和引证法是很少单独运用的。要鲜明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光摆事实和事理论据是不够的，还需要说明这些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论点真正立起来，这就是析理。

析理法的运用，首先要注意说理分析的科学性，即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剖事理。

本文中的析理处处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如在阐述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时指出：“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在阐述真理是发展的这一观点时，又分析说：“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本文处处注意了分析问题的全面观点，如第二部分分析马列主义和实践在批判修正主义中的作用时，既肯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又指出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在论述真理在实践中的发展时，既指出了在对新事物新问题的不断研究中会产生新的理论概括，又指出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还须经实践检验。有了唯物辩证的观点，我们认识事物时就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真正深入事物的矛盾，把握事物的本质特点，使析理具有科学性、全面性。

其次，析理法的运用，还须重视剖析过程中的逻辑性。

析理的逻辑性，表现在概念的准确和判断的得当上。

要正确地思考问题，准确地表达思想，思路清晰，说理明晰，就必须注意准确地使用概念。通过释概念（即阐释或辨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求得议论的前提的一致，是析理论证中常用的一种逻辑手段。如本文在部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道理的一开头，先对我们所说的真理的性质含义作了阐释：“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这种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就为进一步的剖析确立了正确的前提，避免了概念上不必要的纷争和混乱。

判断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有正确地认识事物，使部析中的判断切合实际，才能准确、严密地表述思想和观点。本文十分重视判断的正确性，以简单判断而言，有的判断精细地、恰如其分地说明客观事物。如：“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的判断则鲜明地表示了对是非、真伪的判定。如：“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味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有的判断则明确地指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如“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久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样的判断就可以使说理严密，析理论证中洋溢着一种雄辩的逻辑力量。

析理的逻辑性还表现在论证的严密上。本文许多段落的部析真正揭示了论点和论据之间的内在关系，论证周到、镇密，合乎逻辑，因而具有了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以第一部分的第二节为例：作者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引毛主席的话初步证实后，分两层进行了析理论证。先对真理的性质作阐释，为剖析确立正确的前提；再从反面，用否定的形式论证检验真理的标准；继而从正面，用三段论演绎推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大前提），只有人的社会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小前提），只有人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结论）。

这种严密的析理所产生的逻辑力量，是任何高明的表现手法和惊人的语句都不能产生的。

（选自《语文教学通讯》1982年第6期）

“修辞”与“立其诚”的语义关系

目的与归宿。然而从孔颖达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可以看出，孔氏是把“修辞”与“立其诚”当作两个句子看的，它们共同的主语是省略了“君子”。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可靠的。二者之间在语义上的联系也正如孔氏所说的“内外相成”，换言之，君子对“诚”的讲究，可以更好地促成“修辞”（即讲究辞巧与经营内容），“修辞”过程也能提高君子“诚”的水平。再换言之，“立诚”是“修辞”的出发点，也是“修辞”的目的之一。

“立其诚”的含义

我们知道，上古时期的词语发展到后代往往在词义上有所变化。尤其是有一些常用词，用后代常用的义位去理解，虽然在上下文里也能使句子成立，但却丢掉了很多原来的文本信息。如，《论语》里的“人不知而不，不亦君子乎”中的“知”如果按照后代的义位“知道，了解”去理解，也能使句子成立，并且能把句子讲通，然而，它在上古时期的义位与后代的有所不同。据刘宝楠的考证，它指的是“了解并启用（某人）”。用这一义位去理解《论语》中的相关句子，便可发现它的含义要深刻准确丰富得多。那么，《周易》中的“诚”的义位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据作者的考察，“诚”的含义可以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1.行事谨慎

其一，态度方面要“敬”，即《论语》中的“敬事而信”的“敬”。《大戴礼记》：“《春秋》之元……皆慎始敬终云尔。素诚繁成。”王聘珍《解话》曰：“《广雅》云：“诚，敬也。’……·素诚繁成者，言昏礼于始能诚敬，必繁衍于其终也。”《大戴礼记》是公元前的语料，其中的“诚”就含有“敬慎”意义，说明《周易》中的“诚”也可以含有这一意义。更有力的证据是《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孔《传》解释说：“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这是明显的把“诚”讲成“信实不欺”。然而，钱大昕把它讲成“敬”，在《广雅疏议》中针对“诚，敬也”条，他举的例子就是“享于克诚”。这说明该“诚”的义位中不仅含有“诚实不欺”义，也含有“敬慎”义。这说明《周易》中的“诚”也可以是这一类情况。《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吕子约》中有：“近看遗书说“修辞立其诚”，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事实。”这说明朱子是把“诚”看成“诚实不欺”与“敬慎”的结合体的。

2.信实可靠

其二，来历方面要有依据，信实不欺。这是“诚”最一般的解释，历来讲“修辞立其诚”都注重阐发这一方面的含义，孔颖达的疏是这样讲的，例见前。又如《文山先生文集·西涧书院释菜讲义》有“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

3.精审准确

其三，要求方面要“审”，即《战国策》“言不审亦当死”的“审”。《礼记·经解》：“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郑注：“诚犹审也。或作成。”从郑注可以看出，这一义位“诚”含有“精审，准确”的含义，也有“成事”的含义。这种用法与《楚辞·九章·抽思》“昔君与我诚言兮”中的“诚”用法一样。这说明，《周易》中的“诚”也可以有“审”义。

4.深刻独到

其四，境界方面要“独”，即《庄子·人间世》“其行独”的“独”。《周易述》在讲到“闲邪存其诚”与“修辞立其诚”时，特别讨论了“诚”的含义。该书首先从《大学》《中庸》等经典入手讨论了“诚”的语义范畴，接着引《荀子》“养心莫善于诚”与“不诚则不独”为例，归结出“诚，犹独也”。由此可知，《周易》中的“诚”义位中是包含有“独”义的，指的是有独到的与众不同之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指言辞要富有创意而又到位。当然，按儒家中庸的标准，要“慎独”，但“独”与“诚正”共同组成义位时，一般而言是不会超越中庸标准的。

[选自《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九、怜悯之心与理想政治一卢梭“怜悯心”与孟子“侧隐之

心”比较（节选）（武云）

人不忍目睹他人遭受痛苦的情感在孟子那里称为“侧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以小孩子即将掉人井中的情境为场景，阐发了人在此情形下产生的“侧隐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忧惕侧隐之心；”在他看来，侧隐之心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它是每个人天生所具有的（“人皆有”）；其二，它是人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天然情感，目睹他人受苦，人自己也会感到痛苦（朱熹注：“侧，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其三，它有助于促使人们对其侧隐之心的对象一那些遭受苦痛的人一采取帮助的行动；其四，侧隐之心甚至可以脱离特殊性关系和自利的功利动机一“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种不忍他人遭受痛苦的情感在卢梭那里称作“怜心”。《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用以描述怜心的故事与孟子的“孺子将人于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遭受痛苦的也是一名幼儿：“一个被因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然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在此，这个目击者作为陌生人虽然与当事人不存在任何特殊性关系，而且幼儿的安危与他的自身利益也没有切实关系，但他却由于目睹幼儿的痛苦而自然而然地产生巨大的悲痛之感，并生发出一伸援手的冲动。这种冲动之强烈使人完全相信，如果他不是处于被困的状况，很可能会不顾自身安危地冲上前去，从猛兽的爪牙下解救痛苦的幼儿。并且，这种冲动并不出于想要得到他人感激或赞美的动机，本质上只出于对受害者难以抑制的强烈怜悯之心。这样看来，卢梭和孟子对怜这种情感的阐发似乎是非常相似的。在故事情境的构造上他们都以一般被认为最柔弱、最无助的人（幼儿）为受害者，而目击者都是与受害者不存在特殊性关系或利害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不相关的陌生人。通过构造目击者的“陌生人”身份，二者都强调了怜之心的普遍性：它是任何人在看到无辜者受苦的情况下都会产生的，其针对的对象无须与主体存在特殊性关系。二者还都着重阐发了目击者不忍他人受苦这种情感的原发性，它是人生而有之、在目睹他人受苦时就会自然而然被触发的，其生发先于理性算计、不依赖于功利性的动机。不仅如此，二者在对怜之心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都推崇了其重要的道德意义。孟子将其视为人性的重要善端以及人的本质特征：“侧隐之心，仁之端也”，“无侧隐之心，非人也”。卢梭也说，怜悯心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这种天然的怜心的力量，即使是最败坏的风俗也是难以摧毁的”。虽然这两个故事折射出二者关于怜之心看法的诸多相似之处，但有趣的是，他们在怜之心对于理想政治的意义这一重要问题上却走向了非常不同的道路。孟子将侧隐之心作为善端，主张从“不忍人之心”发展出“不忍人之政”，即作为其理想政治体制的“仁政”；同时又以“爱有差等”作为补充命题，将具有普遍针对性的侧隐之心落实于家庭关系这一特定语境中，使其在其中得到培育。卢梭则在然建立在对自然情感优越性的克服之上。在他看来，与理想政治相称的不是具有普遍针对性的天然怜心，而更重要的是以政治共同体为边界的公民情感，特别地，是爱国心。

（选自《侧隐之心一多维视野中的儒家古典观念研究》，巴蜀书社2018年版）

苏格拉底不仅被称作“希腊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而且被认为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他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追求智慧和道德的善。然而，他本人却受到“不敬城邦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被判处了死刑。苏格拉底光明磊落的人格、他的悲剧之死以及他对哲学的重大贡献，为他赢得了“圣人”的赞誉。

1.苏格拉底身处动荡时代，本意远离政治，而政治并不曾远离他

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正是希腊雅典民主制衰落的时代，政治动荡，价值观混乱。这个时代的雅典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旧道德的转换，即如何建立新道德；二是如何挽救国家。苏格拉底认识到，雅典的危机是由道德和人性堕落、社会政治秩序混乱造成的，而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善人的灵魂和本性。为此，他把研究道德看作哲学的主要任务，从崇尚自然研究转向追问人生幸福，建立了伦理学，开启了哲学思想上的“苏格拉底转向”。“苏格拉底第一次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人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

作为一名思想家，苏格拉底敏锐地洞察到，为谋求霸权而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给雅典带来深刻的危机，并暴露出许多的道德问题：狂热的野心和贪婪的私欲，成为合理的动机和判断美德的标准，传统道德正以惊人的速度崩溃堕落。与普通民众相比，他更清楚、更自觉地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雅典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危机。他深知，此时要参与政治，做一个正直的人，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而他不愿参政。在《申辩》中，他说神阻止他参与公共事务，他只忙于民众私事。“它（神）总是禁止我去做我本来要去做的事情，但从来不命令我去做什么事情。”“凡是凭良心反对你们，或者反对任何别的有组织的民主制的人，公开阻止他的国家犯下重大错误和做不法之事的人，都不可能保全性命。正义的真正斗士，如果想要活下来，哪怕是很短暂的时间，也一定要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远离政治。”

苏格拉底虽然想要远离政治，但政治并不曾远离他。他私底下批判变了形的民主制，批判大众流俗意见，就已经卷人了政治旋涡之中。他是民主制的批判家，他看到了民主制的缺陷，看到了公民的参政权与参政能力的不协调。他批评外行执政，主张内行执政，认为民主也需要具有政治才能的执政者。他也看到多数公民为了一己私利，受政治家的蛊惑，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民主在他们手中已经变味，成为追逐私利的工具。他批判大众缺乏理性，不辨正义与真理，浑浑噩噩，为传统和流俗意见所左右，使雅典处于深重的危险困境之中。他自视甚高，认为众人皆昏，唯他独醒。他把自己看作神的使者，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像牛刺激慵懒的牛一样，神要他来唤醒、劝导昏睡麻木的雅典人。他说：“我宁愿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生命和能力，我将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对你们进行规劝，和我遇到的每个人阐明真理。我将以我通常的方式继续说，我的好朋友，你是一名雅典人，属于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市。你只注意尽力获取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或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你不感到可耻吗？”

2.苏格拉底对死亡的自觉意识和选择

死亡是人生的终结。死是客观的，无法逃避；死是个人最本已的内在性，无法替代。死是人不能体验的。生时，人们不能体验到死；死时，人们已无法言说。正如伊壁鸠鲁所说：死亡无非就是感觉的被剥夺而已，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不复存在了。苏格拉底对死及其意义有充分的了解，谈论死亡是他的哲学主题之一，在《申辩》《格黎东》和《斐多》中，都有他对死的诠释。苏格拉底被法庭以“不敬城邦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后，面临着生或死的抉择。为了生，他可以乞怜于法庭，博得陪审团的同情，也可以接受罚款或自我流放，甚至可以越狱逃跑，但这三条逃避死亡的途径他都放弃了。苏格拉底放弃生存而选择死亡，源于他哲学上的死亡自觉，即对死亡的自觉意识，他是向死而生的。

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信条是：“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他认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不应只考虑和计较生命的安危，唯一应考虑的是行为的是非、善恶，只有当人们能在理性上提出充分的理由时，他的行为才是正当的。道德的行为应出自理性的反思与省察。

据此可知，苏格拉底之死无疑是一种自觉选择，虽然他的死不属于自杀。然而，如果历史记载可靠的话，他原本可以轻易地逃脱当时雅典法律的制裁，所以，苏格拉底的死，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愿被杀”，一种殉道。他之所以殉道，是出于灵魂、道德、法律的三重理由。

其一，从灵魂学说的角度看，苏格拉底视死亡为幸福之事，出于他对灵魂完善与不朽的信仰。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二元的，既有肉身，又有灵魂。人的肉身既是一种现实，也是灵魂的桔。肉体是要分解、消散因而毁灭的，而灵魂则因其单一而不会毁灭，从而永恒。灵魂是“理智一智慧”的延续。所以，苏格拉底强调，当他的年老的肉体分解死亡之后，灵魂得以和古代先贤相会于“另一个世界”，与这些先贤交游，当是其乐无穷。同时，由于肉体不仅在年老衰败后会妨害灵魂的健康活力，而且在根本上是阻碍灵魂的，因此，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摆脱肉体的束缚而使灵魂得到拯救。人们必须努力克服肉体的一切欲望和需求，而使灵魂纯净。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乃是净化和拯救灵魂的必然途径。“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当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可调和时，死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倒成了一种正当的行动。这种死，在苏格拉底看来，并不是一种痛苦、恐惧，而是一种幸福。“真正的哲学家为他们的信念而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足以引起恐慌。”

苏格拉底认为，灵魂不仅具有伦理功能，还具有认识功能，唯有灵魂能够认识事物的实质。“如果我们要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认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这就意味着，人只有在死后，灵魂与肉体分离，才能认识纯粹的知识，人活着，只能接近它而已。

在苏格拉底那里，灵魂还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他预设了灵魂的独立存在与不朽，成为人死后实现最后公正的前提。总之，灵魂因摆脱欲望而完善，因拥有真理而不朽，这样的灵魂在人死后就能达到自由自在的永生世界。

其二，从内在的道德觉醒而言，苏格拉底的自觉选择死亡是对道德理想的坚守。

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和道德的善，重建道德价值，为人们提供了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道德谋

“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和“美德即知识”；同时，他以实践的方式从道德上启蒙、教育和批判缺少道德主体性的雅典人民。他认为，理性内存于人的灵魂中，灵魂的美德是智慧和理智，只有凭借内心的理性原则才能发现真理，获得善的知识。认识真理的过程就是认识自我，审视自己的灵魂和心灵，实现自己的智慧本性，做到自制以理智克服欲望的过程。“自知其无知”的根本目的是获取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确认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无人有意为恶，人生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审视人的生活而趋向至善，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而知识与德行、人的完善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人根据智慧、遵循理智、能够自制，便能做最好的事情、实现善，据此，人们找到通达美德之知识、实践美德之功能的路径。同时，苏格拉底以寻找此路径为人生重任，劝勉人们重视智慧、真理和改善自己的心灵，用理性去衡量旧事物是否合理。这是心智觉醒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行动。苏格拉底使以“事人”为中心内容的世俗伦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相对独立的地位，推动了伦理学内容从以宗教伦理为中心向以世俗伦理为中心，从用神的眼光看伦理向以人的眼光看伦理的根本转变。他恪守理性，顺从心灵的良知，引进新知识与新道德标准，无疑是向旧势力宣战，为此，他遭致被指控和被法庭判决死刑的命运。

苏格拉底强调，道德是一种概念的知识，可以推理获得；所谓道德实践，就是把道德知识应用于现实的个人行为，使行为合乎道德知识的要求。道德知识既是行为的出发点，也是行为的目标。人的道德行为是道德知识指导与应用的结果。正是这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使苏格拉底能为自己的道德理想而慷慨赴死。

苏格拉底倡导贤人政治，主张以道德改善民主制。有公众舆论说他穷究天上和地上的事，搅乱是非并教唆他人。法庭以“不敬城邦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两条罪状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概陈词，驳斥对自己的指控，严正为自己辩护。他指出，他的天职是改善人的灵魂，乐于教诲人，以牛精神去激励雅典城邦和公民。苏格拉底针砭雅典时弊，为了心中的神灵所指给他的正义和道德理性原则而毫不低头，他刚毅果敢地坚持，“我决不因怕死而错误地向任何权威屈服”，“我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奴颜婢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

其三，从法律的角度看，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苏格拉底选择“自愿被杀”。

苏格拉底的死对于他本人来说，既有主观执择的一面，也有被动接受的一面：一方面，法庭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也是他所不愿接受的；而另一方面，法庭的判决却是合乎法定程序的，是合法的，是他不能不接受的，如果以逃跑来摆脱法律制裁，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

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而活得好与活得高尚、活得正当是一回事。活得正当的第一要义是不以怨报怨、以恶报恶。色诺芬曾指出，苏格拉底“宁愿守法而死，也不愿违法而偷生”。（《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对法律的坚守，是他慷慨赴死的重要原因，也说明他既是一个讲求个人德行的贤哲，又是一个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节选自《论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意义》，《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不仅在哲学上很有造谐，在教育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创立的苏格拉底教学法，至今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教育实践活动，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和有效的教学方法。

苏格拉底一贯反对把现成的原理和结论直接交给学生的、简单的灌输方法。主张通过问答或讨论的方式帮助自己探求真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著名的苏格拉底教学法。

苏格拉底教学法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让学生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的“反问法”，另一部分是帮助学生探求真理的“产婆术”。这两部分内容是有机结合的。“反问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产婆术”进而引导学生发现真理。

1.反问法

苏格拉底教学时，总喜欢不断地向学生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他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学生的正确回答时，他并不急于去纠正其中的错误，而是针对这些错误提出许多反问，使原有的错误变得更加突出，把学生的思维导人“困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学生原以为是正确、完善的东西，被证明是错误的或漏洞百出的东西。这就使他们原来的观念完全瓦解。那么，新的、正确的认识应该是什么呢？学生的求知欲望自然而然地被激发起来。例如，有一次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答道，男人有男人的美德，管理国家；女人有女人的美德，操持家务。男女老少，自由人和奴隶各有各的美德。苏格拉底要求美诺回答的是有关美德的最一般的本质特性，而美诺却列举了一大堆具体现象，显然不合乎要求。但此时，苏格拉底并不急于直接指出美诺的错误，而是用生活中人们熟悉的蜜蜂做例子反问道：那么请问什么是蜜蜂的本质呢？我们认识蜜蜂之所以为蜜蜂，是由于它们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呢？还是由于其他的性质呢？蜜蜂之所以为蜜蜂难道是由于它们有不同的种类吗？显然不是。美诺的思想陷入困惑之中。他朦胧地认识到自己回答中的错误，但还说不太清楚。这时，苏格拉底便进一步开导说，对于美德也一样，不论它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的人，最好能着眼于这种共同本性。苏格拉底的启发，使美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但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苏格拉底并没有告诉他，他还必须自己去寻找。

2.产婆术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接生婆。从母亲的接生工作中，苏格拉底得到启发：产妇生产时虽然需要接生婆的帮助，但婴儿毕竟是产妇自己生出来的。因此，原理和结构也只能由学生自己去发现，去探寻。教师在这个时候所能做的，只能是像接生婆帮助产妇那样，帮助、启发、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发现真理，而绝不能代替他们。就像接生婆只能帮助产妇生产而不能代替她们生产一样。苏格拉底之所以把自己的教学法称作“产婆术”，就是这样来的。苏格拉底说：“我的产婆术的特点是这样的：它在分娩时是为男子服务的，而不是为女子服务的；它所关心的是灵魂，而不是身体学生不能从我这里学到什么，相反地，他们只有从自己那里发现很多优美的东西，

①苏格拉底时代女人是不允许上学的，只有男人才能上学读书。

然后把它们保存下来。”

下面我们仍以苏格拉底和美诺讨论美德的例子说明“产婆术”的具体运用。上面我们谈到，苏格拉底运用反问法使美诺知道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抓住美德的共同本质。但共同本质是什么呢？苏格拉底并没有告诉他，要求他自己去寻找。为了帮助美诺找到共同本质，苏格拉底给美诺作了这样一个提示：要管理好国家和家庭是不是需要有某种共同的品质呢？比如说节制和正义。因而，使美诺认识到节制和正义就是这种共同本性的一种表现，称得起是一种美德。属于这类美德的还有勇敢、智慧、豪爽等。但问题并非到此结束。因为正义、勇敢、节制、智慧、豪爽等都只是一种美德，还不是美德。正如圆只是一种图形而不是图形一样。我们要探求的是有关美德的最一般的本质属性，而不是美德的种类。为此，把认识停留在这种水平上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继续深入探求关于美德的最本质的定义。就这样苏格拉底一步一步地引导着美诺自己推导出美德即知识这样一个最本质的结论。这是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选自《宁夏教育》1985年第1期）

①推导过程见《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