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书信（田鹏颖、姜耀东）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是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恩格斯在晚年的著作中针对唯物史观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理论，集中体现在19世纪90年代所写的五封书信（以下简称“五封书信”）之中：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五封书信意在批判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内“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套用。五封书信展现了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握新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理论支撑，促使我们对唯物史观进行深入思考。

1.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概念，明确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基本的活动、“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论断，指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特点。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即人们在自己生产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就是与他们一定阶段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他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有条件的和有规律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并处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马克思肯定了社会历史形态演进过程中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继续投身于理论研究，为马克思的未竟事业继续努力。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所写的五封书信中对唯物史观的补充，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第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研究历史对认识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这一基本思想展现得非常丰富，他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在信中批判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贴到社会发展的事物上去，指出他们把社会发展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认为分配方式也是一成不变的，不去研究所处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他们对社会形态认识的断裂，没有办法找到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错误判断社会的发展方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永恒不变的。恩格斯提出，我们要研究和重视历史，因为无限广阔的历史长河是作为整体过程展开的，社会演进的不同形态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二者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有着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为社会发展的运行提供物质基础，推动社会历史进程。恩格斯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书信中，他再次强调要重视历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我们只有研究好全部的历史以及社会形态存在的生产方式，才能够认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准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

第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经济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他重点说明了现实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特别强调经济关系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受到经济关系的支配，同时也受到偶然性的影响，并不是经济唯一决定历史进程。“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首先，恩格斯肯定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经济条件之上，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其次，他说明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不像个人在头脑中想象的那样，因为个人的愿望和意志会受到其他人的妨碍，这种妨碍就是偶然性因素的体现，所以不能达到每个个人的愿望，只能求得一个平均数。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恩格斯说明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是经济关系，这是决定性因素，但是，不能忽视偶然性因素和其他事件的影响，偶然性为自己的必然性开辟道路，经济关系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他以伟大人物为例来证明偶然性与必然性不可分离，认为经济关系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在书信中强调偶然性的作用，是为防止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把唯物史观教条化和庸俗化，说成经济唯一决定论，从而歪曲唯物史观。最后，恩格斯总结说，“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就要充分肯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历史过程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领域和历史积累的继承性，有着先驱传给它的特定思想材料，并不能总是准确反映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恩格斯揭示出国家和它的反对派斗争是头足倒置的，是由政治利益掩盖下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同时也表现出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书信中，他强调要重点把握经济关系所引出的意识形态，还要认识意识形态产生的方式和方法。恩格斯批判保尔·巴尔特等人不去探究意识形态产生的经济根源，却把思维当作发展动力，产生虚假的意识形态，从而迷惑了大多数人。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他首先强调要把经济关系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恩格斯概括了意识形态反作用的三种情况：其一，同一方向的作用促进发展；其二，相反方向的作用带来一定时期的崩溃；其三，阻碍经济某些方向的作用规定另外的方向。其中，第二和第三种情况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会浪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显然，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说明了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打破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的“愚蠢观念”。

2.恩格斯五封书信在方法论上和基本观点上对马克思的坚持与发展恩格斯以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为基础，通过五封书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下文主要讨论五封书信如何科学发展和坚定捍卫马克思的思想。（1）恩格斯五封书信在方法论上科学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在恩格斯五封书信中有两条重要方法论主线不可忽视。一条是唯物辩证法，另一条是政治经济学，这为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展现了他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发展。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的方法论贯穿其历史观的始终。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置过来，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继承并延续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把辩证法继续运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要把人、社会、自然三者统一起来，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恩格斯肯定自然界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自然史发展与社会史发展同样有规律可循，但是，社会史发展有一点与自然史发展根本不同：自然史发展是盲目和无意识的，没有任何预期和目的；而社会史发展正好相反，是有意识的，经过人的思虑，追求某种目的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恩格斯说人们在行动开始之前是有预期的，但是，人们在行动结束之后产生的结果却不是预期的结果，原因是受到偶然性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要找到支配偶然性的规律，“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这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得出的结论，这一方法也在五封书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这样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他描述出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和趋向统一的辩证关系。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批判保尔·巴尔特、莫里茨·维尔特为代表的“不祥之鸟”，他们否认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而“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忘记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把原因和结果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回答了支配偶然性的规律是什么，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不是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创造历史，而是人们之间意向的相互交错，以偶然性为补充与经济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历史。影响人们头脑中意向的偶然性规律，归根到底受到经济必然性的支配，不同阶级表达了他们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同意向，最终求得一个不同意向之间相互作用的平均数，这就是支配偶然性所隐藏的规律，由此，恩格斯揭示出历史合力论的内核。我们能够看出恩格斯驳斥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历史发展过程看作固定不变、僵硬对立的错误观点，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对五封书信的理论阐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说明了历史合力论，揭示出支配偶然性的规律，科学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政治经济学为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支撑。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讨论的唯物史观问题都是以经济关系为起点，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产品的交换方式等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阶级的划分、统治的关系、国家、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沿袭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力与一定时期的生产关系相适合，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不能与之相匹配的时候，生产力就要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变革，引起社会形态的更迭。因此，恩格斯在给施米特、布洛赫、梅林以及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都强调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经济关系，这一论断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时代变革的原因要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中去寻找的观点相符合。恩格斯延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并在五封书信中加以运用和发展。

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实生活的生产是指满足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这里的再生产除了指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外，更强调人们对自身的再生产，这两种生产形式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解释了人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人的生活的生产，不仅满足了人自身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而且还为社会发展积累物质财富。人的再生产，能够生产自身、繁衍后代，为社会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动力。这两种生产循环往复维持着社会整体的有序运行。恩格斯这一论断与“马克思从实物形态上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相一致”，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2）恩格斯五封书信在基本观点上坚定捍卫马克思的思想

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保持着整体性和一致性。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恩格斯致力于不断巩固和完善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在恩格斯晚年，他的理论观点受到了很大冲击，背负着他与马克思思想断裂、对立等误解，使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挑战。我们通过恩格斯五封书信的观点表达，再次证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坚定捍卫与赞扬。首先，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延续和丰富。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坚持以历史为前提，在历史中总结人、社会、自然的发展规律，重点讨论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呼应。马克思历史观坚持的存在基础就是物质，这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部关系。恩格斯同样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则，“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他强调物质存在方式始终起着第一性的作用，把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经济。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同时，他们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当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歪曲，说他的唯物史观是把经济因素看作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恩格斯站出来坚决进行澄清，“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历史现实，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就母庸置疑。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补充了他们在阐述唯物史观中忽略的问题，即在主要论述经济内容方面时，忽略了回答意识形态观念产生的方式和方法等问题，给保尔·巴尔特等人留下了歪曲马克思的理论的机会。因而，恩格斯在信中加深了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及其反作用的说明，展现了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丰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其次，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具有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恩格斯在五封书信中展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把人的主体作用充分表达出来。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类全部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就是人们的实践过程，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不可分离。在1890年9月21一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人们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这就肯定了人的价值，使人的主体性展现在唯物史观之中。恩格斯把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基础结合起来，放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中，就能够探寻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给出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到经济必然性的作用，同时也受到偶然性的补充，我们画出历史上偶然性曲线的中轴线，考察时期越长、范围越广就越趋向经济发展的轴线，印证了社会历史发展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的，人们的生产实践推动着社会形态向更适宜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方向发展，建立更高级的生产关系，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打破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的资本主义永恒论。

最后，恩格斯五封书信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充分肯定。恩格斯晚年的思想饱受争议和误读，但他依然不畏挑战坚持捍卫马克思的思想，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说马克思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锐利的眼光，更早地发现了唯物史观原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历史会把一切归还给应该属于的那个人，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功劳的肯定。在给布洛赫、施米特以及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恩格斯反复说明研究唯物史观要重视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要根据贯穿这一理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原著来研究，而不要根据二手文献进行研究，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忠诚和肯定。恩格斯从始至终没有抛开马克思的理论，一再强调是“我们”的理论，他始终与马克思肩并肩共患难，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恩格斯说自己永远是第二小提琴手，赞扬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理论贡献的伟大成就，展现了他们坚定的革命友谊。

我们讨论恩格斯五封书信，就是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防止有人故意矮化和丑化恩格斯的思想，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理论对立，造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裂，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性的断裂，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

3.唯物史观在新时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列宁说过，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解决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注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努力的经验，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坚定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这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拓进取、奋发图强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现实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学习历史经验，强调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

第一，在重视和学习历史中准确定位时代进程，展现了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明要在历史中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批判了资产阶级青年著作家们不重视对历史的研究，“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导致他们错误判断社会发展的总趋向。他阐明了只有认真研究全部的历史才能够认清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准确定位时代进程。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踏上了新台阶，迈进了新征程。“经过长期努力”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漫长和艰辛，每一代人的生产生活都是建立在前人努力奋斗取得的成果上的，强调了历史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与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相契合，“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这种现实关系就是经过历史沉淀下来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习近平系统总结了历史经验，用唯物史观的大视野准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始终把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放到历史中来把握，具有深远的历史视野。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是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90多年中国共产党党史、70年新中国发展史、4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国家。基于此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理论。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要向前走，就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走得再远、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心。我们在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探寻规律，使国家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就是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习近平以教育为例阐述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展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恩格斯在给布洛赫、梅林以及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都不同程度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他详细论述了意识形态反作用的三种情况，揭示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深刻理解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基础上，习近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习近平在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对于我们认识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具有深刻启示。“决定性”意义一语双义：其一，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着我们的教育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他们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力量，他们决定了国家为谁生产和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所以说教育的反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二，理想信念是青年人的精神之“钙”，如果青年人缺了“钙”，行动力就会打折扣，精神萎靡，对社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对青年人的教育，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给青年人补足精神之“钙”才能够凝心聚力推动社会发展，这对于我们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恩格斯给施米特的回信中说：意识形态观点“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们要深刻总结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重点体现在对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上和对国家顺利实现发展目标上，因此，我们要坚决防止错误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第三，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展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离不开人民的力量。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说明人民的力量就是创造历史的合力，每个人的力量对历史的发展都有所贡献，包括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之中，“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即历史的结果，这一观点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肯定，他们终生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力以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继承。人民过得好不好，人民生活得幸福不幸福可以作为指引国家发展方向的导航标，又可以作为一把刻度尺，丈量出一个国家把人民放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习近平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充分表达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观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选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