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1818一188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卒于伦敦。1830至1835年，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学习，1835年10月进波恩大学法律系，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1837年起研究黑格尔哲学，18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马克思结束大学生活后，开始从事反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活动，公开维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1843年10月他到巴黎，与卢格筹办《德法年鉴》杂志。这时他的思想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提出劳动异化思想，揭露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这是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曼彻斯特来到巴黎，会见马克思，从此开始他们的伟大合作。第一个成果是合写《神圣家族》，列宁称这部著作“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1845至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牢固的哲学基础。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在1847年6月召开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领导人。同年11月，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正式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大陆，马克思投身革命。但随着革命失败，马克思被德国、法国相继驱逐，流亡伦敦。

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苦的时期，贫困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一家。他没有被贫困压倒，仍然埋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异常丰富。1850至1852年，马克思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为此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杂志连载马克思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次使用“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并阐明它的内容，还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从1851年8月到1862年3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500多篇文章，其中不少论述中国的文章，遣责英、法、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过他在50一60年代的辛勤劳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伟大变革。

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1858年初开始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于1859年6月出版从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又写了一个新手稿，即《经济学手稿（1861一1863）》。在写作过程中，把原来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出版的巨著改名《资本论》。这部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这一手稿包括后来《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也阐述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部分内容。其中历史文献部分后来被编为《剩余价值理论》一书出版。从1863年8月至1865年12月，他按《资本论》一、二、三卷的内容对第二个手稿进行整理、修改，写成《资本论》第三个稿本。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问世。第二卷和第三卷由于他过早逝世未能最终完成，后经恩格斯整理和增补，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创立。

马克思在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仍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保持密切联系，关心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再次高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参加了成立大会，被选人领导委员会（10月18日起改称中央委员会，1866年后改称总委员会），并任德国通讯书记。他为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为国际制定斗争纲领、斗争策略和组织原则。在国际存在时期，他始终是国际的领袖和灵魂，是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组织者，亲自参加了1865、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在国际内部领导了反对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在国际后期，和恩格斯集中力量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提高了各国工人运动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非常遗憾，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离开伦敦，因此不可能亲自来表达我在接到要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工人议会的邀请时所感到的骄傲和感激的心情。召开这个议会的事实本身，证明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消息将会唤起欧美各地工人的希望。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经没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级。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一一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如果工人议会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

忠实于你们的卡尔·马克思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在德国，人们曾经习惯于把斐迪南·拉萨尔看作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可是，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如果说六七年前，在所有工厂区，在所有大城市和工人居民中心，无产阶级成群结队地围聚在他的身边，如果说他的旅行往往成为连君主们也会羡慕不已的凯旋游行，一—那么，这难道不是由于早先已经不声不响地准备好了使果实能够如此迅速地成熟的土壤吗？如果说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他所讲的话，那么，这是因为他的话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呢，还是因为这些话是觉悟的工人们早已多少听到过的呢？

现在的这一代人，生活忙碌而且健忘。在1848年革命中达到顶点、又随着1849一1852年的反动而宣告结束的四十年代的运动，已经连同它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一起被遗忘了。因此就有必要提醒一下：在1848年革命之前以及在革命期间，在工人当中，特别是在德国西部，曾经有过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虽然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之后已经瓦解，可是它的各个单独的成员仍然继续不声不响地准备着那后来为拉萨尔所利用的土壤。此外，还有必要提醒一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除了把组织这个政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还把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即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还在1860年以前就已经发表了自己重要的研究成果。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他在这里读完了中学。他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不过在柏林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研究法学转向了研究哲学。在这个“理性之都”住了五年之后，他于1841年回到波恩，打算在那里的大学里任教。当时，普鲁士正处于第一个“新纪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声明，他欢迎能提出适当主张的反对派，因此在有些地方就有人试图组织这样的反对派。这样，在科伦就创办了《莱茵报》。在这个报纸上，马克思以当时罕见的胆量著文批评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842年年底，马克思负责编辑《莱茵报》；他使书报检查机关大为苦恼，因而不得不给他以特殊的荣幸一一从柏林给《莱茵报》派来一个专门的检查官。当这样做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又给该报规定了双重的检查，即它每出一号，除普通检查之外，还要呈交科伦行政区长官进行复查。但是，这个办法也还是丝毫无助于制止《莱茵报》的“根深蒂固的恶念”，于是内阁就在1843年初勒令《莱茵报》于第一季度末停刊。当时，报纸的股东们曾经试图谋求和解，因此马克思立即辞去了编辑职务，但这也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报纸最后还是停刊了。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而当时要切实地研究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国或法国才有可能。马克思在同特利尔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后来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之后，于1843年夏迁居巴黎。在巴黎，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同时，他和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杂志，但该杂志只出版一期即告停刊。1845年，马克思被基佐驱逐出法国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他继续研究上述的问题，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即使是在形式上力求具有科学性的社会主义也极不赞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蒲鲁东的长篇著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即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得到证明。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在目前得到详尽发挥的理论的许多重要原理。二月革命前写成并由在伦敦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基本上也是他的著作。接着，马克思又被对二月革命深感恐慌的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在这之后，马克思应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重新回到巴黎。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在最初那些动荡的日子里，马克思同一批要在法国组织德国工人志愿队以便把德国变成共和国的鼓动家的荒谬企图进行了斗争，然后，他就和一些朋友一起出发到科伦去，并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该报一直存在到1849年6月，在莱茵省，人们现在还深深地铭记着它。也许，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能够像这家在普鲁士的一个堡垒的中心出版的报纸这样成功地利用了1848年的出版自由。政府企图通过向法院起诉的办法迫使《新莱茵报》停刊而未能得逞一马克思曾经两次被控违反出版法和煽动抗税而被陪审法庭传讯，但他两次都被宣判无罪。此后，《新莱茵报》在1849年“五月起义”时期终于被迫停刊了，政府这次采取的手段是借口马克思已经丧失了普鲁士的国籍而将他驱逐出德国，并且用类似的借口把其余的编辑也驱逐出境。因此，马克思只得再次回到巴黎，但在那里他又遭到驱逐，而于1849年夏迁到了他现在的住处伦敦。

当时大陆各国流亡者的所有精华都聚集在伦敦。在这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联合会、异国临时政府，发生了种种的争执和纠纷。当时曾参与其事的各位先生们，现在回想起这个时期，想必会把它看作是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而马克思却始终没有参与所有这些阴谋倾轧。他曾经在一段时期内以评论性月刊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1850年在汉堡出版），此后，他就独自埋头于英国博物馆，着手对收藏在它那庞大的、大部分藏书尚未为人所知的图书馆中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进行研究。同时，他还定期向《纽约论坛报》投寄通讯稿；一直到美国内战爆发之前，马克思可以说是这个最好的英美报纸的欧洲政治问题方面的编辑。

“十二月二日政变”促使马克思写成一本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现在该书刚好出版了新的版本（在汉堡，由迈斯纳发行），它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波拿巴现在所处的摇摇欲坠的地位。正是在这本书里，这位政变英雄被不加修饰地按他的本来面目加以描绘，而没有带上他那瞬间的成功使他享有的虚荣。有一种庸人把自己的拿破仑第三看成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不能理解为何这位非凡的天才竞会出人意外地连遭失败，屡犯政治错误一这种庸人读一读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就会明白了。

虽然在居住伦敦的整个期间马克思都不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然而卡尔·福格特却迫使他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以后投入一场论战，为此他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在伦敦出版），从而结束了这场论战。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一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这一分册仅包含货币理论，但是马克思用完全新的观点作了论述；续篇之所以暂时未能出版，是因为作者当时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最后，1867年终于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部著作是他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所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现在谁还要想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那他就必须对付马克思；而假如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自然也就无须再提到二流人物了。

马克思这本书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是第一部全面而透彻地描绘了以在英国所具有的那种古典形式存在于劳资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著作。议会的调查对此提供了有关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有关夜班工作等等的丰富资料，这些资料所涉及的时间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而且即使在英国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为读者所了解。其次，该书叙述了英国工厂法的历史一—从1802年的第一个法令这一微小的开端起，到现在几乎在工厂工业和家庭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对工作时间作了限制：女工及未满18岁的少年工人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未满13岁的童工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39小时。从这方面来看，马克思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所有与工业有关的人的极大兴趣。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当然，马克思还从事工人运动。他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最近时期，国际工人协会已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它已经在欧洲许多地方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我们是可以这样说的：在这个无论如何是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的组织里，德国人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功劳，也占有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政论文，特别是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语言富于逻辑性。为了做到条理严密，气势畅达，描述复杂的事物，表达精密的思想和阐明深奥的道理，有时用到一些结构复杂的长句。句子中附加成分和特殊成分较多。在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掌握这种句子的思想内容，我们必须对它的语言形式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样，才可能做到政治思想教育与语文知识教学相结合。我在教学《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时，就曾做过这样的尝试。现举教学该课中一个180多字的长句为例作一个说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在教学中，我是这样启发学生通过分析句子的语言形式来理解它的思想内容的：（1）去枝叶，找主干。由于这一复杂长句附加成分和特殊成分多，枝繁叶茂，粗略一看往往不得要领，抓不住句子的主要意思。我就启发学生用简缩的方法，去枝叶，找主干。同学们经过分析找到了这个句子的主干：“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其余都是依附于这个主干的枝叶，起修饰和说明作用的。找到了这个主干，我再引导学生分析这一段（即这个复杂长句）在全文的地位和作用。全文的中心是赞颂马克思一生的丰功伟绩，文中具体论述了马克思理论上的伟大贡献和实践上的光辉业绩。理论上写了三个方面的“发现”，而这一长句则是理论上的第一个发现一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抓住了这一长句的主干，就帮助学生理清了全文中心论点与分论点，分论点与分论点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认识马克思伟大的历史功绩。

（2）抓主干，理枝叶。去枝叶，是为了鲜明地突出主干。抓住主干以后，又须回过头来清理枝叶。繁茂的枝叶是为了更准确、更丰满、更生动地表现主干的思想内容的。我启发学生弄清“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这一比喻是修饰主干中“发现”一词的状语，突出了马克思这一发现的伟大历史意义。状语的提前，则对意义的伟大更进一步起了强调作用。这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大飞跃，开辟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是插说部分，对上文“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补充说明。而冒号以后的文字，则与“简单事实”构成复指成分，突出了对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内容上的具体阐述。

（3）通过准确、鲜明、生动的关键词语挖掘思想内容。在插说中，恩格斯用“繁芜丛杂”“掩盖”等词语，深刻地揭露了唯心史观的反动本质。为什么说历来的意识形态“繁芜丛杂”呢？它们为什么要“掩盖”这一简单事实呢？我引导学生理解“繁芜丛杂”是形容历来唯心史观的谎言邪说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掩盖”是揭露唯心史观故意歪曲事物真相以适应剥削阶级需要的卑劣行径。这里用反动意识形态为剥削散布重重迷雾来反衬马克思从简单事实中揭示真理所经历的复杂斗争和所具有的伟大意义。“繁芜丛杂”和“掩盖”中的比拟用得十分生动。

“经济发展阶段”之前，一连贯之以“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三个定语，限制非常严密，语言非常准确。这明确地阐述了“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经济发展阶段”这一关系。

（4）通过分析关联词语看逻辑推理过程。这句话冒号以后的内容，包含了三层意思：①物质决定精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资料的生产，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③必须由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而不是由上层建筑来解释经济基础。

第一层，使用了由关联词语“首先必须…然后才能….”所构成的条件关系复句来表达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观点。第二层，使用了“从而”来揭示“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因果关系。第三层，则用“..……·而….”这一表示对比的联合复句来阐述如何解释上层建筑的变化。

上述三层意思之间也有个严密的推理过程。这三层意思不是平行的。分号以前的第一层意思是分号以后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意思的推理的总的出发点，因果推理的语言标记是“所以”。分号以后这个推论本身又是一个推理。第二层意思既是第一层意思的推论，又是第三层意思的依据，这个因果推理的语言标记是“因而”。

抓住上述的关联词语，讲清它们的语法作用，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冒号以后这个四重复句内部复杂严谨的推理过程，从而正确理解恩格斯在这一句话里所表达的精密的思想，深奥的道理，掌握这里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选自《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