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选）

列夫·托尔斯泰（1828一1910），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44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学习，后转法律系。在学校期间对哲学和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尤喜卢梭的学说，并对俄国的农奴制度表示不满；专业之外，博览文学书籍。1847年4月，退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回到庄园后，试图进行农事改革，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中止。1851年4月，追随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11月，参加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战斗中，目睹普通士兵和军官的英勇精神及优秀品质，同时感到高级将领的无能和国家制度的腐败。1856年11月，他以中尉衔退伍。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文学创作。1852一1863年是他创作的早期阶段。中篇小说《童年》（1851一1852）、《少年》（1852一1854）和《青年》（1855—1857）（曾设想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未写成），组成自传体三部曲，描写成长中的小主人公，不满意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一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等军事小说，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颂扬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而悲壮的爱国主义，揭露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赞赏。从心灵探索和精神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寻在农奴制度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也是亲自观察所得。186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哥萨克》，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的生活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早期作品显示了托尔斯泰歌颂人民、批判贵族的思想倾向和擅长心理分析的才能。

1863一1880年，托尔斯泰创作中期。他接连写出两部里程碑式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一1869），以1812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家族的变故为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1805一1820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成功塑造了从亚历山大一世、库图佐夫、拿破仑到普通农民、士兵等各阶层人物形象，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小说以其新颖宏大的艺术结构、广泛深入的生活概括、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获得了崇高的赞誉，屠格涅夫称赞“是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风习志之大成的、独树一帜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1873一1877），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历史特点和深刻矛盾。小说采用了两条平行而又相互联系的线索，一条线索写贵族妇女安娜为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而叛离家庭，最终失败的悲剧；一条线索写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1881一1910，托尔斯泰创作的晚期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他抛弃了地主贵族的“一切传统观点”，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击贵族阶级的虚伪、政府机关的暴虐、官办教会的伪善，宣传“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不以暴力抗恶”和“爱的宗教”。这一时期主要作品有《哈泽·穆拉特》（1904）、《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复活》（1889一1899）等。《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这部小说对俄国社会的批判最全面、最深刻，列宁称他为“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

晚年的托尔斯泰一直致力于“平民化”，耕地、浇菜，从事体力劳动，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因而和妻子意见冲突，家庭关系变得紧张。由于家庭矛盾，托尔斯泰经常产生离家出走的想法。1910年冬，他毅然离家，途中受风寒，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19世纪后期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列宁称他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并说由于他的“天才描述，一个农奴制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

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人下等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像一颗种子落人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1889一1899）。当时他已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

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上所花费的心血是惊人的。他为此特地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狱吏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托尔斯泰连续多年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在前六年里，他先后写出了三份草稿。可是，后来他觉得写不下去，而对已经写出的草稿又感到极其不满，他十分苦恼。柯尼讲的故事经过托尔斯泰的“变形”，结局成为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纯属个人的愿望，因此是虚假的。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目睹亿万人民的苦难，觉得光写两个人的个人命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深刻揭示黑暗的沙皇帝国，真实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命运。因此，以悔贵族这一男主人公作为主线的写法必须改变，而应该以平民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生活遭遇作为主线，并通过这条主线来广泛描写人民的苦难。

接着，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应该使女主人公的心灵不断升华，最后显得光彩照人，而把男主人公则写成具有高尚追求而又有可笑缺点的与众不同的悔贵族。《复活》的定稿就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构思。不过，托尔斯泰这时仍没有放弃男女主人公最终结为眷属的设想。这种设想一开始就在托尔斯泰的头脑里生了根，他确实希望两个不幸的好人最终能获得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有没有根据，托尔斯泰心里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得出结论：男主人公既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复活，而精神上复活了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结婚，共同生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托尔斯泰明确这一点时，离最初动笔已有九年，但从此到最后定稿就比较顺利了。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何等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真像他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一块肉放进墨水缸里”

托尔斯泰把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定为全书的枢纽，着力塑造这个艺术形象，使她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大放异彩。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个平民女性，是俄罗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她身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朴素、纯洁和善良，也表现出不合理社会对她的肆意和残酷迫害。她的一部血泪史是对统治阶级最有力的控诉和最无情的答。

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个像水晶一般纯洁的姑娘，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滚，最后滚进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押上审判台。

尽管历尽了苦难，饱尝了辛酸，卡秋莎·玛丝洛娃并没有丧失可贵的人性。她始终是那样善良，那样厚道。即使在地狱一般的牢房里，她还是时时关心别人，帮助难友。她看到孩子饥饿的目光，自己也不能坦然进餐。聂赫留朵夫残酷地毁了她的一生，她恨聂赫留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卡秋莎·玛丝洛娃又确实是个复杂的很有个性的人物。除了善良之外，她又有极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使她格外不能忍受人家对她的，从而产生反抗和报复的念头。但她的处境是无可奈何的，她的反抗和报复行为也是幼稚可笑的。她作践自己，当上妓女，以为这样就是对所有欺侮过她的男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对一度爱过她的聂赫留朵夫的报复。殊不知那些男人根本没有什么廉耻心，她这种可怜的行为并不能使他们感到丝毫内疚，而她自己却只能不断地堕落下去。

她最初在探监人员中认出聂赫留朵夫时，并没有破口大骂，而是习惯成自然地露出媚笑，盘算着怎样从他身上捞几个钱。她趁典狱长不注意，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十卢布钞票藏起来。这种行动似乎表现出她不知羞耻，其实她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堕落。我们看到，当她作为女犯被士兵押往法庭时，她对路人的轻蔑目光满不在乎，可是一个卖煤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时，她却脸红了，低下头去。这个羞涩的表情像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却照亮了她的灵魂，豁露出她纯洁的天性。同时这也是一处伏笔，预示女主人公精神上必将“复活”。

卡秋莎灵魂的觉醒，正好是在她堕落到谷底的时候，这是很发人深思的。当时在她的心目中，做妓女还是一种可靠的谋生手段，所以不愿接受聂赫留朵夫的建议，改变这样的生活。她讨好聂赫留朵夫，只希望他帮助她早日脱离监狱，回到妓院，同时从这位阔老爷身上多弄几个钱。可是聂赫留朵夫却不休地说什么要赎罪，要拯救她，要同她结婚。卡秋莎绝对不相信他的这番表白，对他非常反感，以至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骂道：“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正是在这种狂怒之下，卡秋莎·玛丝洛娃恢复了她的人格尊严。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她打开了回忆的闸口，让血泪交流的往事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冲击她那颗被苦难折磨得麻木的心。

托尔斯泰塑造卡秋莎·玛丝洛娃确是煞费苦心的。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她进入一个五光十色的生活的万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女主人公联系起来，有的用语言，有的用目光，有的用行动，有的用意念。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烘托出人物的形象，而且浓郁地透射出时代特征和社会气氛。一方面是令人室息的无穷苦难，一方面是灵魂糜烂的荒淫与无耻！

托尔斯泰在情节安排上一向尊重情理，从不生造偶然巧合或误会冲突，但又注意曲折细腻，引人入胜。这种创作特色在《复活》中可说达到了高峰。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邂逅，他心情紧张，唯恐被对方认出，当众出丑，可是玛丝洛娃却偏偏盯住他的脸失神地瞅了好半天，其实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又如，在定案时，除了那个愚蠢而恶毒的副检察官外，无论法官或陪审人员都想对玛丝洛娃从轻发落。可是，由于腐朽的官场作风，办案轻率马虎，那些主宰人民命运的官僚根本无视别人的苦难，糊里糊涂地加重了玛丝洛娃的刑期。玛丝洛娃的苦难不断加深，她性格的复杂特征也愈益显露出来。她处身于社会最下层，却又自认为高出于其他苦难人之上。她天资聪颖，阅历丰富，能看清许多严酷的社会现象，识透上层人物的丑恶灵魂，但有时又天真得要命，容易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结果受骗上当。她在苦难的深渊中感到绝望，以致自暴自弃，但这样也只是为了要麻痹自己，要不然她就无法生活下去。这一情况也说明天性纯洁的卡秋莎并没有完全灭亡，一旦时机成熟，她在精神上就会“复活”。托尔斯泰塑造这一迷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反映他对下层人民怀着极其真挚的感情，因此能那么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对暗无天日的俄国社会发出“我控诉！”的呐喊。

在《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艺术形象在地位上仅次于卡秋莎·玛丝洛娃，但从揭示小说主题来看，他是全书的关键人物。《复活》不是一部单纯描写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说，而是一部再现1905年革命前夜俄国社会面貌的史诗。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案在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很大，托尔斯泰只是借助这个冤案，不断扩大揭露批判的范围：先是荒唐的法庭，再是黑暗的监狱，苦难的农村和腐朽的上流社会，最后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而用来实现这一创作意图的角色就是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比卡秋莎·玛丝洛娃更复杂。在小说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贵族形象，但到了后半部，他却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赞扬。其实，岂止是同情和赞扬，这时的聂赫留朵夫简直成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凭着他高超的艺术手法，浑然天成地将前后判若两人的聂赫留朵夫统一起来。掌握这一点，是理解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关键。否则聂赫留朵夫精神的觉醒，直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叛逆者、揭发者和抗议者，都将不可思议。

聂赫留朵夫出场时同卡秋莎·玛丝洛娃出场时一样，精神上也处于昏睡状态。他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精神空虚，无所作为，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却还潜藏着一颗追求正义的种子。他年轻时抱着“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不仅写过这一类论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块从上代继承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如今，他继承了大量土地，但他既不能放弃产业，又不能否定年轻时的理想，他为此感到苦恼。聂赫留朵夫一上场便遇到这样的苦恼，显然也是作者的一处伏笔，暗示聂赫留朵夫同一般贵族并不完全相同，他的心灵里还残留着一线光明，日后在精神上还有觉醒的可能。

事实上，聂赫留朵夫心灵上的健康因素还不止这些。他在玩弄和抛弃了卡秋莎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也有过内疚。为了使自己快快活活地活下去，他迫使自己不去想，努力忘记。表面上他做到了这一点，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得知怀孕的卡秋莎被他的姑妈从家里赶出来，感到十分难受。尽管姑妈说卡秋莎生性放荡，自甘堕落，但他还是无法逃避良心的遣责。由此可见，聂赫留朵夫还不同于那些毫无廉耻之心、一味寻欢作乐的贵族老爷。正因为如此，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席上认出卡秋莎之后如坐针毡，内心展开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斗争。

聂赫留朵夫的转变过程，怎样做到顺理成章，没有斧凿痕迹，这在艺术上是一大难题。聂赫

几次进行“灵魂的净化”。他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主动上监狱去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以此来赎罪，但这些行动还不是他精神上真正的觉醒和复活。我们看到，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心惊肉跳，并非因为遣责自己的可耻行为，而是担忧自己名誉扫地，“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不过，聂赫留朵夫后来还是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卡秋莎，这是他迈出的重大一步。这个充满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终于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告别旧我的第一个台阶！就在他见到多年未见的卡秋莎时，他还没有在内心承认自己的残酷卑鄙，而是居高临下地审视被他过的不幸女人。但通过重逢后的谈话、他所看到的玛丝洛娃的行为，他逐步看到被他坑害的女人精神上堕落之深，她不仅不以当妓女为耻，“似乎还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引以为荣”。而在玛丝洛娃的精神完全觉醒之后，他的心灵才受到真正的触动。“直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发觉自己罪的深重·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聂赫留朵夫的精神觉醒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从此以后，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他先是彻底否定了自己（这极其困难，但他做到了），然后否定了自己的贵族朋友，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父母，否定了整个上流社会。他痛感，“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为了解救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农村，访问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他四处奔波，目睹俄国社会的种种丑恶，感触很深。他从解救玛丝洛娃的行动中，逐渐产生和增强背叛上流社会的决心，他愤怒抗议沙皇专制制度，揭发上层官僚的血腥罪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大下层人民的情绪，也散发出革命风暴渐渐临近的气息。

（选自《复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有删节）

广六、《老人与海》赏析（李启光）

一位老人在海上。神秘的大海深处，则是“美丽而崇高”的鱼在那里悠游着。小船上的风帆，就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可是老人决不肯承认失败。他始终挺直着身躯，保持着一个人应有的风度，不解地寻求。他孤舟深入远离海岸的无人海域，经历千辛万苦，总算猎获了那梦寐以求的目标。老人满载而归，一时间似乎真就要成为大海的征服者了。然而他先前“走得太远”，大海上到处都有复仇女神在等他。成批的鲨鱼轮番前来，一口一口地夺回了他猎自大海深处的战利品，最后只给他留下那副“从鼻子到尾巴足有十八英尺长”的鱼的骨架。这分明是大海的报复！

显然，故事依然是表现了“英雄与环境”这个传统的主题。故事中的老人桑提亚戈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便是他的生活信条。尽管他最终在事实上失败了，但在对付失败的风度上他却赢得了胜利。在他的对立面，海是故事中的另一主角，是环境力量的象征。老人是爱海的，他一向“总是把海当作一个女性”，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是依赖“她”而生存。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在海中，既“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仁慈而美丽”的海，有时也“竟会变得那样残忍”。老人一辈子在海上同鱼打交道，那些飞鱼、海豚、金枪鱼等等，是他的衣食来源，被他引为“朋友”；他的理想也被具体化为一条“崇高而美丽的”大马林鱼；而那些鲨鱼，简直就像麦尔维尔的那条白鲸一样，是环境中一切恶势力的集中象征，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对这位以捕鱼为生的老人来说，海的魅力与残忍，一一都是通过形形色色的鱼体现出来的。老人在海上的寻求和搏斗，反映出他在环境中求取生存的努力。这是英雄与环境的又一场苦斗。

这故事本质上是悲哀的。人们却又不能不承认老人有悲哀的权利，因为他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失败几乎无法避免，因为他也确实“走得太远了”。大海上到处布满了险恶的陷阱，孤舟深入的老人，怎能全都顺当地应付过去呢？他面前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要是走得不远便一无所获（就像桑提亚戈在头八十四天里遇到的情形）；而走得太远，便又会得而复失。这是老人最终得到的教训。

不过，在故事的末尾，也有些希望的微光。小孩曼诺林与老人约好要再一次出海，两人商量着要作更充分的准备；桑提亚戈终于又梦见了狮子。狮子！孔武有力的百兽之王，搏斗与胜利的象征！桑提亚戈两次梦见它绝不是偶然的。这最后的雄狮之梦与小男孩的正式出场，分明预示了下一轮搏战的开始，尽管那下一轮很可能也有着类似的结局。

与这种内容相应，故事的结构是单线发展的。老人的一次出海经历贯穿了始终，别无旁枝。整个周期是从失败到失败，但起点和终点的高度实际上却有不同，后来的失败是经历了一场恶斗之后的失败，意义上有了升华，而且显然还预示了下一轮搏战的开始，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结构比作一个上行的螺圈，这一圈的终点也就是更高那一圈的起点。

这样一条单纯到极点的线，有头有尾，它是英雄与环境搏斗的一个完整回合；又无始无终，因为它头尾都可以无限延伸，这一回合不过是无数回合中的一个而已。顺着这条可以无限伸展的线，往前可回溯到只靠几根原木在惊涛骇浪中挣扎的俄底修斯，向后则可联想及驾驶太空飞船在浩渺宇宙中探险的太空人。按照作者自己那“八分之一”可以表现“八分之七”的“冰山”理论，海明威把他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感觉，全都通过这一寓言似的小小故事表达出来了。难怪人们在这短短的篇幅中感到意蕴无穷，桑提亚戈的搏斗分明被海明威有意弄成了整个人类命运的写照。

然而桑提亚戈毕竟只是海明威自己的主人公，毕竟只是一位当代美国作家笔下的英雄形象。我们可以说他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位当代英雄，却不能简单地把他认可为整个人类的一个象征。

在美国文学批评界，有人把俄底修斯和桑提亚戈拉到一起相提并论。这确也有几分道理。古代希腊与当代美国的这两位英雄，同是海洋上的斗士，同样面对着大海这一具有神奇伟力的敌手，又都置身于海上孤舟这同样的困境之中，而且他们的搏斗也同样都可以被赋予某种象征的寓意。

然而他们毕竟不是一码事。尽管在他们各自的抽象寓意上，也许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但他们在时间上相隔了几千年，在空间上也相距了上万里，他们身上不能不带有各自的时代特征。

首先，看看两位英雄产生的种种背景条件，整个社会的认识及实践水平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前提条件上的差别，对两部作品不可能不烙上深深的印记。而且，这两则故事，前者是以十年特洛伊战争作为背景，把掠夺他人当作光荣的事业，主要写胜利者战后的经历。后者却主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社会情绪，失望的浓重阴影笼罩全书。

其次，我们应该着重比较一下两位英雄本身。

俄底修斯是一位天真的英雄，而且天真中很有些乐观色彩，不过这种乐观却是幼稚而盲目的。我们无须为他的命运担心。尽管海洋之神波塞冬有意与他作对，尽管他同行的伙伴在海上全都先后遭到毁灭，我们却不会为此而悲观失望，因为明摆着他是一些更强有力的神的宠儿。有他们的神威护驾，他的所谓历险，实际上也就形同儿戏了。而且，那是一种怎样的历险啊：在他旅程的一端，是对特洛伊城的征服，为一个女人打了十年仗，结果毁了整个城邦，牺牲了无数英雄，而他，刚刚赢得了那样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桂冠，志得意满地踏上了归程；在他旅程的另一端，则是娇妻、美酒、家业、王位好端端在那儿等着他，尽管那一切的最终到手还须经过一场血腥的杀戮，但在神们的安排与庇护下，他的成功却是没有疑问的。在这样的历险中，他既是一个凯旋的英雄，又是一个毫无疑问要重登王位的君主，他的根本安全还有神们保障。就算他一时的处境再险再苦，就算他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又再怎样了不得，却失去了最终决定他命运的意义，我们还为他担心什么呢？这种靠神力的决定性作用来作支撑的虚假乐观，应该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这种乐观的幼稚性与盲目性，显然恰恰是由当时处于极低发展水平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我们不会从这种乐观中获得自我观照的审美快感，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神力相助。至多，我们不过把它当作一种初民的纯朴与天真来欣赏而已。

但在桑提亚戈的故事中，我们却感觉到了一种真实得多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桑提亚戈也是一位天真的英雄。他的天真却仅仅在于他单纯的生活态度。他是那么专注于他的捕鱼生涯，执着地追求着那“美丽而崇高”的“鱼”，这样的生活目标，就比俄底修斯高尚得多。而且，他酷爱着生活中的搏斗一海上的搏斗，腕子的搏斗，球场上的搏斗乃至种种人生的搏斗。他要么身体力行，要么极力欣赏，就连做梦，他都只梦见狮子；同时，他也在尽一切努力追求着胜利，但他却并不像俄底修斯那样，似乎只是为享受胜利而存在的，他好像仅仅为了搏斗才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断遭受失败，也常常感到悲哀，我们却无须为此而对他加以指责，因为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努力，而且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放弃过这种努力。他的根本局限，在于产生这一艺术形象的那个时代，因为他所置身的社会确也没有什么大光明的前景。他的局限，还在于作者海明威本身，因为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惊涛孩浪中全力搏斗过来的英雄海明威，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中，恰好正感受到一种正直的人们所应有的失望。我们也无须给桑提亚戈贴上什么个人英雄主义的标签，因为作者海明威有意无意地，实际上是把他表现成了一个“类人”的形象。在这宇宙中，人类要想创造自身的幸福，不靠我们自己，难道还靠什么救世主吗？相反地，对于桑提亚戈这种敢于正视现实中的失败，坚韧不拔地追求理想的生活态度，我们倒是应该给予赞赏的。即使从自我观照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较之俄底修斯更健康、更现实，并且也更成熟得多的生活态度。在《老人与海》全书的末尾，老头儿桑提亚戈又“正在梦见狮子”，他的身边还守护着一个对未来的搏斗跃跃欲试的小男孩，这便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对未来所抱的信念所在。

比起人类童年时期的英雄俄底修斯，当代英雄桑提亚戈显然要和我们亲近得多了，尽管我们与他各自所追求的“鱼”并不相同。

我们可以这样说：桑提亚戈，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海明威笔下一位寓言性“类人”的英雄形象；同时，他又是生活中的英雄海明威在艺术上的自我写照。

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深刻寓意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出色的艺术典型。从人类对于社会理想的追求这一抽象意义说，桑提亚戈的海上经历，的确也就像是一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史，一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整个人类在大自然环境中挣扎奋斗的历史。作者凭他的艺术功力，使我们不知不觉间把桑提亚戈当成了整个人类的化身或象征。但在同时，我们却不应忘记，他又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产物。比起荷马时代俄底修斯幼稚而盲目的乐观，比起18世纪英国鲁滨逊那样对上天和命运充满恐惧的心理，以及比起一百年前他自己的同胞、《白鲸》中的亚哈伯船长那种不顾一切与抽象之“恶”拼老命的绝望心理，桑提亚戈的生活态度显然是要健康得多，也现实得多。似乎只有20世纪50年代达到人类科学高峰的美国，才能决定他的这些更为成熟的特点；似乎又正是那同一个挣扎于资本主义困境的美国，给予了他那种看不到什么大光明前景的局限性。实际上，当时也确有那么一些比较正直的美国人，他们仍然真诚相信美国式的民主理想，他们也认真地为那理想的实现而不懈努力。尽管那种理想的虚幻本质致使他们的努力一再落空，但他们总算坚持过。这是一种美国式的单纯与天真的社会根由。桑提亚戈的形象，本质上就是这种美国式单纯与天真的具体体现。

更进一层来看，桑提亚戈，还是生活中的英雄海明威在艺术上的自我写照。

海明威一走进文学就表明他是那般天真的美国人的杰出代表。更何况他从来就是一个直觉论者，他习惯于靠直觉来认识和表现生活。他往往在生活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朴实而公正的“人”的位置上，他的“自我”本身，也就或多或少带着某种程度的“类人”的色彩，或者是那种美国式单纯与天真的色彩；而在创作中，他总执着地寻求和直截了当地表现自我：因而他一些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如尼克、杰克、亨利、乔登等，也无不或多或少具有各个时期自传性的特征。他们因而获得“海明威式主人公”的美称。桑提亚戈同样也不例外。尽管《老人与海》的故事外壳，脱胎于一位古巴渔民真实的海上经历，桑提亚戈这个形象所具备的，却实在是海明威自己的灵魂。尚把海明威其人与桑提亚戈略作类比，这便更清楚无疑了。

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个“英雄”。当时他未满19岁，不远万里，从美国中部奔赴欧洲激战前线，仅仅一个月之内，便在自己身上“镶嵌”了227枚敌人的弹片，从而“荣获”了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和奖赏。然而第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阴影重重的现实，使他先前不惜用生命去追求过的理想，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他喊出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永别了，武器”这样的愤激之词，一变而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但他没有彻底绝望，他有着极端要强的“硬汉”性格。他酷爱斗牛、渔猎，以及种种的冒险。他尤其喜爱非洲原野上的雄狮，在他看来，那是勇敢、力量与胜利的象征。他不甘于失败，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刚起，他便又一次积极投身于保卫民主与共和理想的这场斗争，先作为反法西斯的战地记者，后来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武装抗敌的国际纵队。可是这场正义的战争也失败了。再次失望之余，他想起了约翰·邓恩那“丧钟是为每一个人而鸣”的悲叹。在紧接着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不甘失败的性格竟得到了传奇式的表现一曾驾驶自己的皮拉尔号武装渔艇，在海上只身追寻德国潜艇近两年之久，随时准备与敌同归于尽；曾以随军记者身份登上美国轰炸机，亲身参与了对法西斯德国的轰炸，并因飞机失事而再一次受到严重脑伤；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决定性的大反攻中，他甚至先于苏美盟国的各路大军，亲率一支法国游击小分队，头一批冲进了法西斯据守的巴黎。这真不可谓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了。

而且，他在文学上一次又一次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从《太阳照常上升》到《永别了，武器》，再从《丧钟为谁而鸣》到《老人与海》，造就了他在当代西方文学中第一流的显赫地位。其中那较后的一部《老人与海》，更直接帮助他荣获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首创的描写上的“冰山原则”与文体上的“电报风格”，在全美国乃至世界拥有成千上万的仿效者与研究者。这样的成就，也许可以认为“此生之愿足矣”，但他却从未感到过真正的满足。而且恰恰相反，他的每一部主要作品，几乎都是他心灵深处失败感的深沉流露。他常常发现，那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总是离他太远。在写作《老人与海》的时候，他显然已开始清楚而又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危机，在战后反而是愈见深重了。他唯一能引以自慰的，只是在无法避免的失败面前，他从未丧失过勇气，从未真正放弃过努力。

桑提亚戈比起他的作者海明威来，不过是更艺术，更抽象，因而也更“类人化”一些而已。

总之，桑提亚戈，小而言之，是作者海明威在艺术上的自我写照；中而言之，是海明威所代表的美国式天真与单纯的具体体现；大而言之，则是海明威所独创的一位当代“类人”的英雄形象。

（选自《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