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

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然而，此时的北方却进入了段祺瑞所谓“临时执政”的统治时期。根据曹聚仁先生的回忆，“在黑漆一团的当时，教育界的混沌，也和政治圈子差不多”（《鲁迅评传》）。在这种大的政治气候下，1925年春天，发生了所谓的“女师大风潮”。

按照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的说法，当时，学生们反对校长杨荫榆，“杨校长便不到校，后来任意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除名，并且引警察及打手蜂拥人校，学生们不服。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亡友鲁迅印象记》）。这被开除的六位学生自治会的学生中，就有刘和珍。第二年，也就是1926年的3月12日下午3点40分，日本海军第十五驱逐舰队的两艘驱逐舰由旅顺驶人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毫不理会国民军所发出的警告，反而炮袭大沽口，打死国民军排长、司务长各一人，士兵亡二人，伤八人，这便是震惊全国的“大沽口事件”。此事件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3月18日下午1时许，北京的请愿群众行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而这里正是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戒备最为森严之处。当国务总理贾德耀拒不会见群众代表，请愿群众正准备转移至吉兆胡同见段祺瑞的时候，府卫队对群众展开了屠杀。作为亲历者的朱自清先生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回忆道：“第一阵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无疑，刘和珍便是在此中弹殉难。

当女师大的学生许羡苏跑到鲁迅西三条寓所，报告段祺瑞政府可耻的屠杀以及刘和珍遇害噩耗的时候，鲁迅正在写作《无花的蔷薇之二》，对这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分子的印象，鲁迅在后来的纪念文章里说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不料这么和蔼而又年轻的刘和珍，却惨死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赞射中”，且被诬为“暴徒”！“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无花的蔷薇之二》）

对于“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了好些文章，都收在《华盖集续编》里，包括《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和《空谈》等。《记念刘和珍君》是其中写得最为感人的一篇。鲁迅的杂文，长期以来就备受争议，而近些年来，对鲁迅杂文的否定和嘲讽似乎越来越有市场了，当然通常也无非说他文风“刻毒”，或者说他所记之事、所述之感均已是陈年旧事，早已过时了云云，无甚新说。其实就鲁迅所骂“人物”，或所记“事件”，而升华来体会鲁迅所理解的“历史”，可能才会深刻地体会到，在当今这个社会现实里，鲁迅的确还是一笔绕不过去的伟大的精神资源。

时论多好批评鲁迅的“骂人”。的确，很多人都被他口诛笔伐过，比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有杨荫榆女士。鲁迅和杨女士的纠纷，还可见诸《华盖集·突然想到（七》》《集外集·流言与谎言》《集外集拾遗·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和写于1925年11月23日的著名的《寡妇主义》等文章。恰恰因为鲁迅这些“刻毒”的文字，使我们记住了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海归派”。

杨女士的晚辈杨绛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她写过一篇散文《回忆我的姑母》来介绍杨荫榆的生平。其中说到1929年后，杨氏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因为学校开除学生愤而辞职的事情。一位后世的研究者就此发问道：“此一杨荫榆，彼一杨荫榆……这种对学生的宽容，与女师大时期的影响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是否包含了杨荫榆对先前粗暴言行的某种悔意呢？”（房向东《鲁迅与他骂过的人》）

我们尽可以揣测其中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杨荫榆女士在后来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凭借自己曾经留日留美的身份，多次保护当地的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终在1938年为日本兵所杀害，这个人物一生中最后的句号无疑是光荣的。

评价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但是由此可以说鲁迅当年对杨荫榆的“刻毒”便错了吗？当今时代有最发达的资讯，可以从种种事迹来了解一个人。而种种的表现、种种的评价往往都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因此抽象地对一个人做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往往会陷入不客观不可靠的地步。因此，相对来说，从某些具体的事件出发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是更好的方法。鲁迅用的恰恰是这样的批评方法，而且，鲁迅的风格不是将某一个人在某一事件中的表现概括为此人一生的写照，而是将这些不良的品性赋予更为普遍的意义，亦即所谓“国民性”的批判。鲁迅之骂杨荫榆，全在于杨氏在女师大事件中的言行，虽可谓之“刻毒”，但尤见对当日所发生事件理解之深刻与透彻。况且，举天下之大，学生之不服校长，校长之镇压学生，原不是仅仅杨荫榆一人。鲁迅之骂，更重要的是他对待学生的反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

就在惨案发生的当日，鲁迅说道：“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这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这次因为反抗国内的统治权贵与海外侵华势力相勾结而爆发的群众运动的历史意义。但是，鲁迅先生的态度又是十分矛盾的，况又掺入与现代评论派陈源（西滢）等人的论战，使得他这一时段的文字总显得游移不定，有巨大的悲哀又有巨大的反讽，是深刻的悼念又是深刻的仇怨。他一面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空谈》），而且在流血事件发生的当天，当他的学生许广平给他送抄写的材料时，他劝阻了意欲上街参加请愿的许，从这里我们看出，在流血发生前，鲁迅先生是不乏对段祺瑞执政府采取恶劣措施的警觉的，对走上街头群众的安全他也是怀有深深的担忧的。可是另一面，把这个“不以为然”的措辞放在与陈源论战的背景下来看，其中的无奈和淡泊仿佛又变成一把利刃，撕开大人先生们一切虚伪的防线，直指向人心中最怯儒最无聊最不负责任的黑暗部分。陈源先生说的是，“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些仿佛为受害者着想的“善良”文字完全忽略了是谁在北京的公共空间中制造了群众不得逾越的“死地”。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恰恰构成了对段祺瑞执政府恶行的可耻辩护。正是因为如此，鲁迅说：“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由此，鲁迅谈到了历史，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呢？“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在鲁迅先生的理解中，历史绝非世界大同永久太平的，而是一部斗争的历史，甚至是血战前行的历史，是种族之间、阶级之间、国家共同体之间流血斗争的历史。不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斗争的充满动力的结构，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煤”的比喻恰到好处地指出“真实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之间存在的那种转换的关系。现在的历史学教授们告诉我们，“历史”的概念可能在好几种意义上被运用着，我们必须警惕其中那些微妙的不同。鲁迅在近一个世纪前就通过一个高明的比喻阐述过了，真实的历史就正如“大量的木材”，它们自然而然地燃烧着，而最后留下来的结果，却只是成为几本史书、几篇回忆中的也许真诚也许虚伪的文字，那么“一小块”，令人感慨晞嘘或者不可捉摸。我们怎么能够从煤想到形成它时那些数量巨大的木材呢？我们如何可以从“书写的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更加接近那个“真实的历史”呢？或者我们可能拥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吗？当“三一八惨案”的鲜血在积案累牍的“历史”中日渐被墨迹掩埋掉的时候，谁能够回忆起这次徒手的请愿，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悲壮地为这个民族的未来贡献了自己的牺牲？

然而，“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历史正是在志士们前仆后继的“奋然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中国历史如果值得后代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正是因为有为了民族自主和人民民主而奋然前行的刘和珍这样的青年，而绝非扑压群众运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的“斗士”，或者游戏文字、流言语的“帮闲”文人。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并不太平。鲁迅的挽歌却在那历史深邃的星空中穿行、回荡。

（选自《语文建设》2004年第10期）

补述（雪清、景迅）

《为了忘却的记念》是鲁迅先生为“记念几个青年作家”即“左联”五烈士李求实（伟森）柔石、白莽（殷夫）、冯铿、胡也频而作的。“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以极度的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以无限的深情写出了关于五烈士的颂歌。

鲁迅在这篇纪念文章里回忆了他与被难者的革命友谊，但其间的交往经过与有关情况并没有全部反映出来。除了文章取舍详略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些情况故意不谈，有些情况虽然提到了却不愿细说，以免在敌人面前暴露。这里，想钩稽史事，叙述鲁迅与五烈士的革命友谊。但如全部介绍，势必很长，因此，暂以《为了忘却的记念》所提到者为限，或补述有关史实，或介绍回忆、考证材料，间或亦有出于己意作些分析以辨别史料，仅供参考。

(一)

五烈士中，与鲁迅接触较早，在上海时又往来最密的，是柔石。

柔石自然是笔名。原名呢，他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鲁迅时，就告诉他：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鲁迅的猜测是对的。柔石在浙江第一师范时的同学魏金枝后来写的《柔石传略》中，就记载着：“柔石原姓赵名平福。”同乡姓赵的地主硬要柔石改名，“柔石不理踩他。后来柔石却嫌这个名字太俗气，乃改为平复”。鲁迅的猜测虽有理由，但在《为了忘却的记念》前所作的《柔石小传》中，还是按柔石自述，说他“原名平复”，这是因为名从主人，柔石对鲁迅说起过的，就只这一个名字。

鲁迅说：“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前了。”由1933年上推八九年，就是1924或1925年。这在鲁迅所作的《柔石小传》中记为“一九二三年赴北京，为北京大学旁听生”。应以何者为确？关于这一点，魏金枝《柔石传略》说是1925年春到同年年底，柔石的儿子赵帝江根据烈士家信和亲友回忆所作的《我的爸爸柔石》中，也说是1925年。这些记载，略同于《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与《柔石小传》不合。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柔石小传》提到柔石去北京前有短篇小说集《疯人》“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今按：《疯人》出版于1925年元旦，宁波华升书局代印，则赴京当在其后。

柔石在北京时虽然听过鲁迅的课，但并无来往。鲁迅与他在上海是怎样认识和接近起来的呢？纪念文章说：“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了。”在上海来往的起始，其实他并没有忘记，只是不愿意在文章里公开述说，免得在敌人面前暴露。

柔石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景云里二十三号。那也并非凑巧与鲁迅同住一条里弄，景云里是鲁迅在上海先后所住的三个地点之一。《鲁迅日记》于1927年10月8日载：“上午从共和旅店移人景云里寓。”就是该里二十三号。这时，厦门大学的学生王方仁，到沪来自学，向鲁迅表示“愿意在先生旁边住，家里也可以放心”，“于是就住在附近了”②。柔石在1928年到上海后，先是住在“法租界”一个小亭子间里，生活很困难，准备靠卖掉两厚册《旧时代之死》的原稿，维持生活。关于稿子的出路，他打算去找鲁迅先生。这部长篇小说后来经鲁迅介绍，由北新书局出版。柔石去见鲁迅，就是“通过王方仁和崔真吾的介绍”，崔也是厦大旧日的学生。熟识以后，柔石就由鲁迅介绍，为《语丝》助编，也就是说当了鲁迅的助手。“鲁迅在他从二十三号搬到二十七号和十八号时，就把二十三号的房子让给了柔石等人居住”3，直到1930年春魏金枝到上海寄住在柔石那里时，“门边还贴着户主周豫才的名字，连所用的保姆，原本也是鲁迅先生家

①魏金枝《和柔石相处的一段时光》记柔石景云里住址为二十八号，系二十三号之误。柔石自狱中发出的第二信上写有地址，可证。用阿拉伯字书写的门牌，“23”与“28”近似，魏金枝有此记误，亦不足怪。魏文载《文艺月报》1957年3月号。②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收入《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③王士菁《鲁迅传》，第19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里的”。先是由柔石出面租住，不久转让过户给王清溪（育和）。“1930年8月，柔石代表上海“左联”参加在沪召开的中共代表会议后，他的斗争意志坚强而行动也益加谨慎。为了有一个工作身份，他托我向明日书店取得一张编辑聘请书，带在身边备用，并将景云里二房东的名义转让给我，自己准备迁出。那时柔石住在二楼，三楼是他的同学魏金枝居住，我同家属住在楼下，亭子间空着，我的学生徐之千，做地下工作的，时来住宿。”这位徐之千，就是魏金枝回忆中所说“借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的“一个共青团的学生”。柔石的移居景云里，既然和鲁迅有着如前所述的直接关系，鲁迅是决不会失于记忆的，“忘记”云云，乃是故意含糊其词的说法。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朝华社成立于1928年冬，那时鲁迅已向北新书局推荐柔石接编《语丝》（柔石编至次年9月），他自己仍与柔石共同负责朝华社。先出《朝花周刊》，印行二十期，至1929年5月16日停刊；接着于次月印《朝花旬刊》，出十二期，至9月21日停刊。此外还有《艺苑朝华》丛刊，不定期，共出了五辑，从1929年1月起历时一年半结束。“不过朝华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这“不想说清”，大约是为了避免枝蔓。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中有着详细的记述。大意是：王方仁对鲁迅、柔石说，他的哥哥开设文教用品店，可以向它买纸，它也可以代卖书籍；结果怎样呢？“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剩下的书由柔石托别的书店去卖”，但也同样收不到书款。朝华社便在1930年春天结束，“先生担负了巨额的损失”，柔石也赶着译书卖钱准备还借款。

柔石的两部译稿《丹麦短篇小说集》《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就是因此卖给商务印书馆的。鲁迅曾疑“已被兵火烧掉”（意为毁于“一·二八”，当时商务印书馆被日本炮火所焚）。直到解放后，才查考证明，译稿并未被毁，商务印书馆在积压了几年以后先后予以出版，但高尔基的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被改题《颓废》，署名赵璜译，于1934年印成；《丹麦短篇小说集》则直到1937年3月才列人《万有文库》第二集印出，署名金桥、淡秋合译，金桥即柔石，淡秋是他的朋友林淡秋，两人共译十七篇，其中柔石的译品大部分曾在《朝花周刊》《语丝》《奔流》《朝花旬刊》《北新半月刊》《东方杂志》上发表过。

鲁迅提到，柔石并不满意自己的创作，因而表示此后应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这在林淡秋的《忆柔石》中有印证。柔石曾对他说：“我没有写过革命的作品，现在要试一试了。”这“试一试”已经开了头，他要创作一部反映一个长工一生的长篇，可惜刚写了一点，他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了。

柔石他们是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一次党内会议上，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的。王育和得讯，在18日（星期日）乘自己从业的瑞商永昌洋行休假的机会去找律师张横海，托他向各捕房查问，并设法保释。当天，张横海就有回音，他说：“老兄，别的案件尽可帮忙，

①魏金枝《柔石传略》，收入丁景唐等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②王育和1962年5月18日亲笔忆述稿，由陈梦熊收藏，今承收藏者借抄。③魏金枝《柔石传略》。④丁景唐《柔石烈士的两部译作并未被毁》，收入《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③林淡秋《忆柔石》，收人《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独有这共产案子，已碰过几次钉子，不敢再领教了，万万要不得。”后来，律师碍于老朋友的情面，勉强接受所托，答应出庭辩护。次日开庭，王育和要上班，就请林淡秋去旁听。这天出庭的律师就只有张横海，他在辩护时援引租界法律，抗议“引渡”，然亦无济于事。据林淡秋回忆去法庭旁听的情形说：“审问开始了，一刹那工夫，真正刹那工夫呀，我简直还没听清楚什么，审问就结束了，判决是“引渡’（引渡给中国当局，这是死刑的同义语）。十个紧握的拳头一齐举起，五张嘴巴高声起来：‘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没有罪！’‘我们抗议！”②

出面逮捕的是“英租界”巡捕房，不几天就“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公安局，接着就转到设在上海近郊龙华的警备司令部。柔石从狱中设法送出的第一封信是24日写的，信里说“于昨日到龙华”。全部过程不到一星期！

“他在因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这信是怎样到鲁迅手里的呢？那时，鲁迅已于20日（日期据《鲁迅日记》）“妇将维”避居到日本人开设的一个客栈（花园庄）里，周建人住在景云里，王育和就通过他向鲁迅传消息。魏金枝忆述说：

过了几天，一个陌生的乡下人送来一个条子，是一张比日历纸大一点的白纸，正反

面都写着字，这就是现在附在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上的那两节话。这是柔石

在狱中买通一个送饭人，传递出来的。上款是王育和，下款是赵少雄。赵少雄是柔石的

别名，大概他在狱中就用了这个名字，那时，王育和在沙逊大厦慎昌钟表行做事，条子

就是送到那里去的。我们就把条子送给建人先生，又由他转送给鲁迅先生。接着又送来

第二封信，我们又转送给鲁迅先生，大意也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上所说的。·可惜

我们都没有将它记录下来。③

这段回忆，略有记误。第一信固由王育和收信，但上款写的是“雪兄”，指冯雪峰，原件现尚在，可证。信是用钢笔书写的。王育和任职的企业是沙逊大厦瑞商永昌洋行，非慎昌钟表行。虽然有此两误，但魏金枝的回忆细节清楚，弥足珍贵。至于鲁迅未引上款，显然是为了免得牵连他人。如以第一信原件与鲁迅的引录对看，可以发现还有两点故意的改动：改“大先生”为“周先生”，改几个标点。

第二信，以前都被认为遗失了，其实也还留存着。原信如下：

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兄：

在狱中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膛堂青肿，使

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

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

①王育和1962年5月18日亲笔忆述稿。其中所述请律师辩护等事，是以前各种回忆文章、传记所未载的新资料。②林淡秋《忆柔石》，收入《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③《和柔石相处的一段时光》，《文艺月报》1957年3月号。

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五日

所说“徐先生”，即徐之千。《丹麦短篇小说集》虽早已与商务接洽，但大约尚未订合同，这时需钱甚急，便又想到此事。所署日期，是“二月）五日”，此日为星期四；“下星期三”系指2月11日。岂料在11日之前的四天，他们就被害了，不仅不及营救，连再去探望一次也不可能了。

凡此种种，鲁迅当然是了解的，但他在纪念文章里很少说到，有的是出于剪裁上的考虑，有此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特别是转信经过）。

那么，鲁迅为什么写出了景云里这个地点呢？因为，柔石被捕前已“另外还有一个住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都放在那里”，景云里已很少去；柔石的迁居，是在1930年9月，那是由于某日清晨受到武装警察的搜查，他便立刻搬走，先暂移北四川路永安里，旋又搬到静安寺泰利巷。况且，鲁迅是在柔石牺牲后两年写这篇文章的，就无须担心暴露这个地址了。是的，他也写出柔石在景云里时“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这是因为，早在柔石被捕前，他已觅新居于北四川路底北川公寓，不住在景云里了。

（二）

关于冯铿，鲁迅记述的只有两处，都是由柔石而提到她的。

鲁迅说，柔石“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访问是在什么时候？由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所记，可以推知冯铿往访的时间。“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等集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同时也呈请通缉，·随时可能被拘捕…迫使我们另觅新居于北四川路，杂在全是外国人居住的洋房里。刚刚安顿不久，就遇到1931年1月的柔石被逮事件，他和冯铿都曾经到过我们住所。”查《鲁迅日记》，这次移居，系1930年5月10日先搬书籍，12日“移什器”，“夜同广平携海婴迁人北四川路楼寓”。那么，相见必在其后。果然，《鲁迅日记》次年1月12日就有“晚平甫及密斯冯来，并赠新会橙四枚”的记载，平甫即赵平复（柔石），冯即冯铿。

见面时，“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只记下“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的印象，以及一点推测，即“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这是有依据的。林淡秋在《忆柔石》中说：“柔石）搬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房子里同他的爱人冯铿住在一起，又开始写长篇了。”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关于反映一个长工的一生的作品，千古文章未尽才，这部小说还在计划中，就被反动派扼杀了。

鲁迅笔下第二次谈到冯铿，是在记述柔石从狱中传出第二封信件的那一段里。“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只记得“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前引2月5日信中“冯妹

①魏金枝《和柔石相处的一段时光》，《文艺月报》1957年3月号。②王育和1962年5月18日亲笔忆述稿。③《欣慰的纪念》第176页。④收人《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膛堂青肿，使我每见心酸”等语，就是鲁迅复述大意的依据。

关于脸肿，林淡秋在《忆柔石》里说，还在他到“英租界”法庭旁听时，就已见到这五位青年作家“脸上都有些浮肿”，而“浮肿最厉害的是冯铿”。林淡秋目击于前，柔石函述于后，可见受刑已非一次，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动作是如何地合拍。至于柔石在狱中写的第一封信说“我等未受刑”，及是“望周先生勿念”的宽慰之词。

“她的体质是弱的”，这是纪实；然而鲁迅也隐约写出了她的革命精神是强的，这也是纪实。

（三）

五烈士中，鲁迅最早认识的，是胡也频，虽然“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

在北京时期，鲁迅与胡也频有过往还。那时，胡也频用的署名是胡崇轩。《鲁迅日记》只记载过一次见面，那是1924年12月28日，别人邀请午餐，鲁迅“午前赴之，坐中有·胡崇轩”。这时，胡参加编辑的《民众文艺》（《京报》副刊）刚创刊不久。这个周刊，鲁迅虽未出面编辑，但帮助看一部分稿件，并有杂文多篇在该刊发表。至次年4月14日，鲁迅于《京报》副刊刊登启事，申明“自十七期起，即不负任何责任”，也就是说不再代阅稿件。除此之外，鲁迅于1925年2月所作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是由胡崇轩《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一文引发出来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一点。从以上的情况看，这段时间中有过文字之交，当可肯定，虽然往还并不密切。

那么，鲁迅后来是否知道胡崇轩就是胡也频呢？从他所说的“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可以推知，他是了解的，因为这话无疑是告诉读者：在上海之前，还有过接触。至于以前的接触，之所以没有写进纪念文章，当是出于材料取舍上的考虑：全文都是写他与烈士在上海时的往还以及烈士就义前后的观感，不写北京的情况，为的是避枝蔓。

（四）

鲁迅说，“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

鲁迅与李求实（伟森），在广州没有见面，失之交臂。鲁迅到广州以后，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曾和李求实（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少年先锋》主编）、毕磊（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山大学学生）专门研究过欢迎鲁迅的工作，写什么文章，但在鲁迅到穗时，李求实已调长沙，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所以，陈延年会见过鲁迅，毕磊经常和鲁迅见面，而李求实并没有和鲁迅会过面。但在上海时，则可能见过。

“伟森同志参加‘左联’的领导，做了很多工作”①，这有可能与鲁迅接触。

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1930年假荷兰餐室秘密举行纪念鲁迅五十寿辰集会时，有一位瘦长的青年人，《上海报》的编辑，曾发言报告红军的成长和秋收暴动的真相。这位青年，很可能是李求实。理由是：《上海报》是当时地下党所办的地方报纸（1929年4月17日创刊，出到次年8月14日，其间曾被迫停刊和化名出版），编辑人数很少，李求实是该报主编，“他搜集不①陈农菲《忆念李伟森同志》，收人《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②史沫特莱《中国之战歌》，其中一章曾以《记鲁迅》为题译载《北方杂志》第五期，收人《史沫特莱一中国人民之友》，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6月出版、发行。

少有关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土地问题等方面的资料，进行研究，介绍给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民”，正合于发言报告红军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个纪念会是1930年9月17日晚上举行的，那是《上海报》最后一期出版之后。

如果鲁迅确实会见过李求实，为什么说“没有会见过”呢？是的，上述情况不能公开，那为什么不笼统地说一句“只见过一次”呢？我们知道，鲁迅对出席者未必都认识，他又很注意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不会随便问对方姓名。于是误以为“没有会见过”也有可能。一当然，这仍然是假定。

（五）

除了柔石，“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鲁迅给白莽的信，至今遗存一封，那就是1929年6月25日写、次日“托柔石亲自送去的”那一封信。为什么要托柔石送去呢？因为有两本彼得斐集，邮寄恐怕遗失，所以连信一起送去了。这两本书，“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纪念文中回忆了和白莽相见三次的情形。当然，如果仅仅见过三次，是不能说“较熟”的。文中还提到他们相见还有几次，在“左联”成立之后。但文中既未具体述说，《日记》也未记载。至今也没有见到有谁回忆这段往事。

至于鲁迅所述的白莽三次去见鲁迅，在《日记》中是否都有记载呢？《日记》恰恰也记载着白莽访鲁迅三次，时间在1929年，正是“左联”成立的前一年。但有人考证，《日记》上失载了第一次相见，加上所载三次，实为四次。《日记》中首次出现“白莽来”，是在7月4日，这已是6月26日“托柔石寄白莽信并Pitufi集两本”之后，而托柔石送去信和书（彼得斐集）两本，据《为了忘却的记念》，是“因为他的原书（按指《彼得斐诗集》德译本一引用者）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又说这两本书是郑重其事地托柔石亲自送去的。“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文中明白叙述，这次送译诗来，已是第二次。（先是白莽寄给鲁迅主编的《奔流》一篇翻译的彼得斐传，鲁迅“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这是第一次，时间必在6月26日之前。）第三次相见（也就是《日记》中第二次记载的），“我记得是一个热天”，“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在《日记》上记有：“八月）十八日…下午白莽来，付以稿费廿。”这就是记念文中所说的“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日记》上还记载着9月21日的相见：“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

鲁迅这篇纪念文章说到的白莽“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在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里说得更具体，引用了白莽的自述：“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第三次被捕后的得释，是在8月18日去见

①陈农菲《忆念李伟森同志》，收入《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鲁迅的同一天或稍前。被捕的时日，有人考证：“在《孩儿塔》中殷夫有一首《给林林》的诗，这诗写于1929年8月5日深夜，诗中有这样两句：“我方从黑暗的笼中出来，就得你重来海上的音耗。’足见殷夫那次被捕人狱在8月5日以前。《鲁迅日记》记过7月11、12两日都得过殷夫的信，8月4日又得殷夫的信，可见殷夫这次被捕人狱是在1929年7月12日至8月4日之间。”至于前两次被捕，一次是在1927年“四一二”之后，那时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因一个相识的国民党员的告密而被捕，囚禁三月，几乎被枪决”。另一次不详。

鲁迅说，由于在白莽留存的德译本《彼得斐诗集》上看到“徐培根”三字，“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后来，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上说：“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解放后，有人向白莽的亲族询问，得以知道他在家庭里叫柏庭，学名祖华。徐白大约是他后来使用的。

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然而，烈士的“年青的相貌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他说忘却，又怎么可能忘却！

（选自《鲁迅作品难句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了忘却的记念》（李希凡）

（一）

一谈到鲁迅的散文创作，人们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朝花夕拾》中那些纯朴的诗篇，浮现出幼年鲁迅的富于情趣的童心世界和多面的个性特征。譬如他对隐鼠的喜爱和同情，以及对媚态的猫的憎恶和仇视；对图书和绘画的爱好；对训练孝子的《二十四孝图》的怀疑与反抗；对迎神赛会的憧憬与向往；以至于对“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活无常的歌赞；包括他对百草园的抒情，三味书屋的“乐趣”。这一组使作者“时时反顾”的“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的回忆性记事散文，通过它们写的事和人，显示着作者的爱憎，闪烁着批判的锋芒，特别是由于作者不时地要向“帮助军阀”的文人学士投掷出匕首和投枪，所以渗透着那“思乡的蛊惑”的，往往在抒情中蕴蓄着讽刺的笔锋。它有率直的、尖锐的批评，如《狗·猫·鼠》和《二十四孝图》，但更多的是在亲切平易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事实抒写里含着爱憎，如《五猖会》中写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琐记》里写衍太太的教唆使坏、散播流言，读者虽未听到直接的批评和揭露，却在这“回忆的记事”里看到了不满和憎恶。

这一切，都是有别于鲁迅杂文的写法，也有异于杂文的风格，而显示了散文的独特的个性。这种散文的个性特征，虽然在我国古代散文文学中就存在着，但它的取得独立的发展，构成独立的文学体裁，却是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就曾①瞿光熙《关于胡也频殷夫几件事迹的考证》，收入《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②《殷夫选集·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指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里当然是把散文小品作为一体说的，特别是包括在鲁迅笔下得到独创性发展的杂文在内。但是，我觉得，尽管鲁迅所讲的这个“散文小品”含义较广，他仍然是把记事散文看作独立的文体。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讲到“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五种”的时候，十篇《朝花夕拾》正是其中之一，被称作“回忆的记事”，实际上也就是鲁迅作品中的散文代表作。我们所以说它是代表作，是因为这类文体的作品，鲁迅并非没有再写过，就以幼年时代的“回忆的记事”的题材来看，可以说直到晚年，他的写作还在继续着，如《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篇，有的是逝世前夕才写出来的。

此外，被作者编人杂感集的，还有别一种类型的作品，如《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篇，因其记事怀人，密切地联系着当时的直接现实，它的记述与抒情，也就显示出与那种只是“回忆的记事”又不尽相同的风格特色，我们似可称之为抒情的记事散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它们感情激昂而真挚，渗透着深沉的爱憎，满蓄着无限的愤激与伤痛，但又决不给人以消沉和绝望，而是强烈地打动和激励人们一定要继续战斗。

《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写于鲁迅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前者题目已经表明，是纪念1926年“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刘和珍的，而这篇悼文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当时又远不限于“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则是追忆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左联”五烈士的。

（二）

《记念刘和珍君》，是写于鲁迅正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者跃进的路途中，或者也可称之为促成这伟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界标。如果说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与广州“四一五”的血腥屠杀，曾“轰毁”了鲁迅“一向相信”进化论的“思路”，“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三闲集·序言》）；那么，这前一年的“三一八”的“血的重压”，也是曾经给予鲁迅一个新的“惊醒”的！围绕着“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下了杂文多篇，如《无花的蔷薇之二》的四至九节，《“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如此讨“赤”》，以及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

这里有不避锋芒地对段祺瑞政权的直面的痛斥与遣责，有血的经验的总结，也有深沉的哲理的探求。但在激怒、哀痛、思考的交织之中，又仿佛抑压着一种痛切之情，未能尽吐，或者说还没有找到完美的形式充分地释愤抒情。3月15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要为被杀害的刘和珍和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了。一位程君来催促鲁迅了：“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于是，一切开始在这里汇集了！鲁迅就以此为《记念刘和珍君》的引子。文章写了七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二节，可以看作文章的总括，它交代了写文章的原委，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并以他所独创的诗意的重叠，强调了那必须继续战斗的召唤。他用血的事实警告人们，决不能再忘却。那火焰般的词句，如波涛一样涌上作者的笔尖，至今为人们所记诵，五十多年，毫不泯灭其激情的光泽。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

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语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

的。·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

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于是，作者充满激情地号召人们，决不能用“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最后，是再一次用反语的重叠强调了“不能忘却”：“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节，应当说是这篇记事散文的主要部分，它记叙了刘和珍在女师大学潮的战斗经历和牺牲的实况。对于刘和珍的性格，作者只抓住她的形象和个性特征，作了简单的勾勒，但一个崇高而可亲的中国新女性的形象，却栩栩如生地活现在我们眼前。她是那样地和蔼可亲一“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又是那样地“不为势利所屈”，不畏强暴，而且勇于献身，鲁迅是怀着无限“悲哀与尊敬”的心情，来歌颂这些“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的。在第四、五两节里，作者具体而又详尽地描绘了刘和珍以及其他两位女性惨遭杀害与英勇就义的实况：

.…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

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

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

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的铁的事实，怎能不激起鲁迅的满腔悲愤！这血腥的现实，终于使作者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

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爆发”，就是指人们忍无可忍，只能奋起革命。同样的意思，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杂文里，也曾多次出现过：“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华盖集·杂感》）

“三一八”惨案，使作者的激怒与悲愤达到了顶点，“我从未见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薄过。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井旦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李雾野《三一八惨案前后》）。但也正是从这“血的重压”中，鲁迅看到了“爆发”的希望。

文章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两节，重点是在论述爱国青年死难的历史意义，看到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总结这次血的教训，寻找别样的战斗方式；坚信烈士的血不会白流，“当然不觉要扩大”，烈士的亲人以至战友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们，而且会踏着她们的血迹前进的。但是，这血的事件也从作者内心深处点燃了希望的火炬。他以敏锐的目光，从中国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看出了并评价了刘和珍等这些新女性的勇毅的形象的出现，是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鲁迅热情赞颂了她们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特别是在执政府门前“血”时，仍能“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这种临危而无畏的英雄气概，是怎样激动了鲁迅啊！它使作者不禁由衷地称誉说：这是中国女性“被压抑至数千年”之久，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

在彷徨求索中的鲁迅，从“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开始看到了革命的力量，这篇记事散文最后是结束于气壮山河的呼唤革命的“爆发”。死难的烈士已用鲜血在促使人们觉醒，让“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看到“微茫的希望”，而“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三）

同是纪念死难烈士的记事散文，同是在写“不能忘却”的主题，《为了忘却的记念》的革命抒情，就和《记念刘和珍君》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说，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汪洋恣肆的激怒与哀痛，形成了诗意汹涌的感情的波涛，显示着对虐杀者的极端的憎恶与仇恨，并深刻地总结着血的经验与教训，昭示着革命的人们奋勇向前；那么，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这同样的激怒与哀痛，却把那动人心魄的感情力量蕴蓄在心，出之于笔端的，是深沉的纪实。

也像《记念刘和珍君》一样，围绕着“左联”五烈士死难的事件，鲁迅先后写下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白莽作（孩儿塔》序》《写于深夜里》。这最后两篇，还是逝世前的几个月（1936年3、4月间）写下的。而这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也是五烈士死难两周年纪念日时写的。这次的确是“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即所谓痛定思痛。

尽管作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曾发出这样炽热感情的战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但是，对死难同志的更深沉的感情寄托，却是在这篇《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文章一开始，作者就讲道：“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这字面上的“为了忘却”实际上是更加强了“记念”的深意。作者是用相反的词义，进一步深切地表明他的悲之深，记之切！文章本身的结构、叙写，就证实了他的越说忘却，越是不能忘却，而且越是要引起更多、更细、更深的记忆。哪怕是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本书，一件衣服，都反而更分明地出现在作者的面前，使作者点滴不漏地记下了他和烈士们的每一交往、每一印象，并用他的如橡大笔，尽可能地使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性格风貌，铭刻在读者的心目里。当然，这篇记事散文的重点，是写了五烈士中作者比较熟悉的白莽和最熟悉的柔石。作者用第一节的篇幅记述了同白莽相识的原因和经过，虽然只有三次会面，但作者却没有忘记所有细节，把每次会面时白莽的音容笑貌，都刻画得极细致，使人们的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一个勤奋好学、热情坦率的革命青年的形象，以至直到1936年3月11日写《白莽作（孩儿塔》序》时，作者还能记忆

犹新地谈起自己的印象：

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

了，我的记忆上，早已蒙上了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

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

了。·.....

因为当时的中国劳苦大众“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而“智识青年们意识到自己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所以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里，以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豪迈气概强调指出，这本书的出版，“是有别一种意义在”，“属于别一世界”，并热情地赞颂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柔石，则更是鲁迅的年轻的战友中共事最多的一个。我们也可以说，《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文字的篇幅看，主要是写的柔石。作者娓娓动人地叙写着他和柔石貌似平凡的日常接触，以及交往、合作的情况，但却正是通过这些细致的描绘，鲁迅为我们具体地刻画了柔石的纯洁、善良、真诚、率直而又刚毅的性格。有些段落，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历久不忘。譬如写柔石对人的看法的一节：

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

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

近视的眼晴，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华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

碰了一个大钉子…·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

“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这表面上仿佛是在写柔石的缺点，写他的“迁”，但那渗透着爱意的笔锋，却分明是对他善良品质的热情的赞颂。文中还有一段插曲，是写他们一起走路的心情：

·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

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

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很细小的一件生活琐事，在作者的记忆里，却蕴含着如此缠绵不尽的情意，这实际上是作者

柔石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勤劳刻苦，专拣重担挑，遇到困难，也刚毅不拔，这在左翼文学艰苦战斗的30年代，是多么难得的人才啊！鲁迅就经常和战友们感叹人手的缺乏。而韦素园的早逝，柔石的惨遭杀害，给他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痛，致使作者在本文中，抑压不住地写下了对虐杀者血泪控诉的惨痛的词句：“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所以尽管有许多事情不能明写，但哀痛并未减弱对反动派的有力的揭露与控诉，即使用了曲笔也没有冲淡这篇散文的革命的抒情。

作者写到在逃亡中曾收到柔石的两封信，写到后来的“毫无确信”，以至由天气而想到柔石的有无被褥，他要的洋铁碗可曾收到。那深沉的怀念之情又一次跃然纸上：“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

这段记述，手法上纯系白描，最后一句的“原来如此！·”，语气似是十分平淡，但读者从这抑压着感情的记述和白描里，感受到的却是更强烈的控诉与更深沉的悲愤。为了强调这战斗抒情的主旋律，作者又运用了反复句法的重叠。

在得知柔石等惨遭杀害的一个深夜里，作者是在逃亡中，他写道：

…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

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

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衣。

在文章接近尾声，作者叙述殉难烈士两周年忌日以志纪念时，又再一次重复了这些词句：

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

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

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这重叠所显示的深沉的悲愤，蕴含着对虐杀者怎样强烈的增恨啊！但这悲愤又决非感伤，悲愤也抒发的是革命的情怀。它昭示着人们，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为革命的取得胜利而奋斗。“为了忘却”是不能忘却，不该忘却。最后，作者是以这样的抒情的语句点明了主题，结束了本文：“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斗争虽然是长期的、艰苦的，但烈士的血决不会白流，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正是以这悲愤中的革命的抒情，预示了、展望了“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今天！

（四）

《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虽亦属于回忆记事散文之列，有着鲁迅散文小品共同的思想艺术风格，它们都运用了叙述、议论和抒情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但它们既与一般的杂文写作不同，也和《朝花夕拾》的风格不尽相同。

就整体来看，它们是以记述为主，中间穿插议论，如记述和刘和珍第一次见面时，作者评论说：“我）心中却暗自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在具体记述了三位女性惨遭杀害时，随即发出了激烈的控诉与击：“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在记述柔石的为人时，作者插入了这样的评语：“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在引述柔石的信后，他批评了柔石的过于单纯的性格，实际上是借以揭露反动派的残酷，而发议论说：“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

这些议论，固然加强了揭露与控诉的逻辑力量，但是即使议论也蕴蓄着抒情，甚至许多地方还用抒情点明了题意，而且不只记述、议论有抒情，忆物也渗透着抒情。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送白莽的彼得斐的诗集，柔石要洋铁碗，都有着浓重的抒情意味。可以说，全文是以抒情的旋律贯串着记述、议论的基调。为了增强这种抒情的色彩，作者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像写刘和珍等的牺牲，写柔石等的遇害，都有着巧妙的对比与反衬，把平直的记述引向曲折的激流。有时又采用回环往复的重叠，如写要不要为刘和珍的牺牲写点什么，作者就曾在文章里四次以同义稍加改变的文字，反复加以强调；写柔石等遇害的“沉重”的感受，使自己不得不拿起笔，也运用了相同语句的重叠咏叹，有力地抒发着难以倾诉的内心的悲愤与哀痛。特别是在修辞上，有比喻，有排比，有明写，有暗写，有寓意，有衍义，而用以强烈抒发感情的反语和警句，更加比比皆是。音调铿锵，富于色彩。词与语都经过了镇密的选择与提炼，既生动，又精确，易为人们所记诵。

如果要说，这两篇记事散文在抒情风格上各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么，从艺术表现上看，《记念刘和珍君》，似侧重于直抒胸臆，以深沉的哲理的抒发，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文章的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都以鲜明的哲理的形象，对于“忘却的救主”进行了尖锐的告诫。但这哲理既富有情致，又融合于意境之中，充分显示了发人深思、促人猛醒的艺术力量。而《为了忘却的记念》则含蓄蕴藉，抒写着作者对烈士的深厚的情谊。文章的记述，是以白描手法一点一滴地从记忆中搜寻他们的个性特征、做事为人、音容笑貌，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物品，凡是与他们有关的，都毫不遗漏地加以详细地叙述，具体地描绘，以雕塑这几个中国的“很好的青年”的崇高形象。而当他们被捕以后，作者又以在逃亡中被抑压的患难与共的诚挚的情谊，反复地抒写了对烈士们命运的悬挂与焦虑。从纷坛的传闻，到柔石的来信，直至最后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原来如此！…………”，那深沉的纪实，渗透着忧虑与怀念，造成了哀悼、悲愤、憎恨与控诉的多种情绪的交织，把革命抒情推向高潮。

两篇文章都以反语写了“忘却”，而主题又是强烈地指责“忘却”的情性，抒写“不能忘却”的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特别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则更分明地寄寓着对一定会胜利的明天的希望。

李泽厚同志在他的《美的历程》一书中，曾这样概括中国民族传统的美学特征：“这种情感抒发大都在理性的渗透、制约和控制下，表现出一种情感中的理性的美。”我以为，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鲁迅笔下得到独创发展的“散文小品”，则是体现这种“情感中的理性的美”的最突出文学形式一诗与政论的结合。《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虽属散文一类，但它把记述、议论和抒情浑然融为一体，又贯串以革命抒情的主旋律，使读者对于这种“情感中的理性的美”，有着深刻的感受，并激发了人们奋勇向前的昂扬斗志。因而，我们称这两篇作品为鲁迅的抒情的记事散文中的杰作，似是符合他的创作实际的。

（选自《李希凡文集》第三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五、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年底，我住在沪东塘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一把一套蓝布工作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上工人装束到工厂去，工作完了之后，再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年轻女孩子们的非人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被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出队到工厂区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遭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收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了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的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地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很大的破坏，我们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让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的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的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光凭收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的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已经很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的，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封闭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次，但是在这之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是包身工们一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在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3月初到5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了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过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们是不轻易和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和她们讲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的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一眼。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真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苦痛，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够调查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一篇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劣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做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东洋人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夸张。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阳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陪外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会使软心肠的人流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有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报刊、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5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是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都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还没有出世。那么，我想，回头来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就会更深刻地感觉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夏衍电影文集》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