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节选）

《阿Q正传》的形式和风格，并不是单一的。是喜剧艺术，还是悲剧艺术，这就值得研究。作品采用何种形式和风格，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作品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作家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艺术修养、艺术特长等。《阿Q正传》是要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讽刺喜剧的特色。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生活中有些东西本来是丑恶的，荒谬的，却偏想装成或说成为美好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真诚地自以为光荣的。作家把这种现象和实质的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笑，正是讽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丑，不在头上的疮疤，更不在贫穷、屈辱、失败，而在于他用种种的瞒与骗的手段，使自己永远得意，永远自以为胜利。总之，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与实际生活地位是那么不调和，因此，阿Q这个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觉得可怜而是令人可笑了。

鲁迅在作品中，用讽刺的烛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毒。作者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等，对社会的种种偏见、恶习，燃烧起憎恶的怒火，这是显而易见，毋须赘述的。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样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故仍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调。作品前几章对阿Q的讽刺很明显，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团圆》，写阿Q的悲惨结局时，也不是用悲剧的艺术手段，而是用喜剧的手段写出。阿Q被抓到大堂上受审时，一见上面那人的样子，“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在审问中，阿Q虽然说的是实话，但糊涂到了极点；画押时，更是“阿Q精神”十足。到了游街时，他好像知道要杀头了，“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精神胜利法又占了上风。作品最后一段，是用略带幽默的讽刺手法，写未庄的舆论。一般地说，悲剧使人落泪，喜剧使人发笑。阿Q的结局的艺术效果与这两者都不同。作者以沉重而非轻松的心情，用讽刺又带幽默的手法写出，因而读者不会流泪，而是欲笑又笑不出声。这就是因为阿Q的可悲的结局，是以喜剧艺术形式演出的。《阿Q正传》表现了鲁迅的幽默讽刺的杰出才能。鲁迅继承了中外优秀讽刺作家的传统。早在日本时，他就推崇果戈理了，说他“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后来更多次赞赏他的“讽刺的本领”，认为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果戈理嘲笑了那些俄罗斯的旧式地主和官僚，但他是带着“含泪的微笑”，希望他们改恶向善。鲁迅指出了他的局限性，说他对地主“讽刺固多”，但又写他们“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这原因就在于“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法捷耶夫比较果戈理和鲁迅时说：“果戈理的《外套》的主人翁是小官吏，而《阿Q正传》的主人翁则是小雇农，这一点足以表示出鲁迅的优点，说明鲁迅的人民性。”鲁迅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剥削阶级怀着深刻的憎恶，无情地加以暴露，而对于下层人物，则在讽刺、批判他们的弱点时，同情他们的受压迫的处境，希望他们去掉精神上的病毒。果戈理对旧制度不满，又有保留，而鲁迅的讽刺烈火，则是要烧毁整个旧社会。

从阿Q，我们也会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这位充满奇情异想的17世纪初的西班牙乡绅，也和阿Q有相似之处：脱离现实，耽于幻想。所不同的是，阿Q靠幻想来逃避现实，而他是“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他干了不少荒唐滑稽的事，到处挨打受苦，直到临死才醒悟过来，使人“觉得可笑可怜”，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他的主观思想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得好：“堂吉诃德对于自己的错误还应该付出严重的代价，因为他以为漫游的骑士是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同样地可以并存的。”作者的思想也极矛盾，他不满于现实的黑暗，却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一方面嘲笑了骑士制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理想化的古代骑士精神。所以他在让堂吉诃德出尽洋相的同时，又表现了人物身上许多善良高尚的东西。堂吉诃德的遭遇和阿Q的遭遇有一点相接近，都是在一连串喜剧情节中，深藏着悲剧因素。但是造成悲剧的根源是不同的。阿Q身上也没有塞万提斯赋予堂吉诃德的那些良好品质。阿Q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同情的是他的苦难，而不是他的品质。由于作者的思想立场不同，对生活和人物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喜剧虽然也有以奇特荒诞的东西作为描写对象的，但更多的是描绘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情。就这一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更接近于果戈理的作品。鲁迅很惊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本领，称之为“独特之处”。鲁迅自己在这方面也非常高明。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大都是通过极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塑造出来的。闲人在街上打架，算不了什么大事，打输了骂一声“儿子打老子”泄恨，也是极平常的。然而，鲁迅用精彩的幽默的笔法，略加点染，把它集中突出地写出来，人物的精神病态就使人为之触目惊心了。这正是鲁迅所说，讽刺作品，“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可以说，事情越平常，越普遍，越不为人注意，越不以为非，而从中发掘出它的不合理的谬误，就越能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阿Q正传》只是把一些日常生活记录下来。鲁迅是用极精练的带着夸张的笔墨来写阿Q的，廖寥几笔，人物的神情就特别突出地呈露在读者面前。鲁迅认为夸张也可以叫“廓大”，也就是把一个人和一件事的特点放大，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所谓“并非特点之处”，也就是平时不易为人注意或察觉的东西，如果把它放大出来，使人大吃一惊：原来如此！这就起了洞幽烛隐的效果。古今中外，多少人身上有阿Q精神，但是觉察其丑其害的人很少。鲁迅把阿Q克服怨敌的如是等等“妙法”，一个接一个描写出来，而且一回比一回严重，直到临死还想“孙子才画得很圆”，这已经是精神胜利法的极致，也是阿Q悲剧的顶点了。经过这样夸张的表现，这种精神的全部荒谬、可耻，就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不过，鲁迅在这里非常注意不使其失真。他深知，“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也就是说，讽刺的意思不宜过于浅露，夸张不能过分以至失真。《阿Q正传》往往把夸张和含蓄结合在一起。鲁迅批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人隐微”，近于谩骂。《阿Q正传》虽也用夸张，但没有这种病，做到“穿人隐微”，含有深意。如小说写捉阿Q时，竞出动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趁黑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还临时悬了二十千的赏，如此兴师动众地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阿Q还在里面昏睡，直到捉出门外，才有些清醒。通过这一夸张的情节，有力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虚弱。这样描写是否太远于事理呢？鲁迅后来在遣责段祺瑞政府用机关枪对付请愿学生时，借题发挥说：“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所以这种描写，虽属夸张，但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并且是反映了本质的真实，使讽刺力量发挥得更强烈。当然，既是艺术，既有夸张，也就不应用实际生活的人和事来和作品一一对照，要求丝毫不差。我们不应忘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阿Q正传》所用的讽刺笔墨是很精练的。这种精练，除了文字的简练之外，主要表现为作者善于从生活中选择、提炼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作品中赵秀才与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的一段描述，不过二百多字，含义却十分深刻，把人物丑恶卑劣的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真是绝妙。这两个反动人物的“革命”行动是这样荒谬不经，但又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思想性格的逻辑发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张的，又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还应指出，这个生动真实的情节之所以含义格外深远，还由于它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了武昌起义后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赶跑了清朝皇帝，一方面是各种反动势力纷纷乘机篡夺革命果实，照旧骑在人民头上。在未庄，“革命”就表现为打碎了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老尼姑被当作清政府，挨了赵秀才们“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庵里又不见了一个宣德炉。这是多么辛辣而又意味深长的讽刺。

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并非仅见。革命风声传到未庄时，赵太爷与阿Q对话的描写，多为人们所称道。一向不把阿Q当人看待的赵太爷，居然怯怯地迎着阿Q低声叫“老Q”了。几句对话，把阿Q飘飘然的狂态和赵太爷的惶恐狡猾，都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还有，《不准革命》一章中，假洋鬼子“白着眼睛”对几个闲人胡乱吹牛，同样是让人物通过言语动作，“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丑态毕露。这些都显示了鲁迅的深刻洞察力，高超的捕捉形象的本领和杰出的讽刺才能。

有时，作者信手来的词语，也尽收讽刺之效。《续优胜记略》写阿Q挨了假洋鬼子几棍子，却去向小尼姑泄愤，调戏她，以博得“赏鉴家”的大笑而得意，作品最后写道：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在《阿Q正传》中，对阿Q，由于着力剥露其精神胜利法，作者一反其他作品的写法，结合人物的言语、行动，用了较多的心理描写。平时的一闪念不说，仅就他躺在土谷祠里的几次思想活动描写来看，就深化了人物的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开展。一次是他赌赢的钱被抢走了，如有所失地走进土谷祠，头一回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又转败为胜：自己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样。这表现他的精神胜利法较前又有了新的发展，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胜利”。一次是在拧了小尼姑的脸以后，他飘飘然飞了大半天，翻进土谷祠，竟然有些“不能收其放心”，合不上眼了。这次想女人的心理活动，导致了阿Q的“恋爱的悲剧”。再一次是革命风声传到未庄，阿Q和赵太爷对话之后，飘飘然回到土谷祠酒已醒透，说不出的新鲜和高兴，“他的思想也进跳起来了”。这一番关于造反的胡思乱想，是阿Q似的革命党的灵魂的写真，也为阿Q日后的“大团圆”埋下了伏笔。这些人物心理描写，也增强了作品的喜剧色彩和讽刺力量。

鲁迅在小说里，一般总是让思想倾向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不直接出面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进行主观的评价。但《阿Q正传》有例外。它虽然也有不少“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写法，但因是为阿Q“立传”，而根据纪传体的通例，对于所传之人，可以议论评价，因而作者在一些地方直接出面评论。第一章序言，说明立传缘起，除了描述阿Q身世之外，还借题发挥，讥评时弊。以后各章，在描写、叙述阿Q行状和其他人物的言行时，也不时加以剖析。如说到阿Q挨打，本来阿Q是无辜，众人却认定错在阿Q。“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又阿Q挨了赵太爷打，众人为何反而仿佛格外尊敬他呢？一则怕他真是赵太爷本家，二则也如孔庙里祭祀用的太牢一般，虽与猪羊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使人们认为赵太爷必不错。经作者一评点，把社会上的趋炎附势和盲目的习惯势力的荒谬，都揭露出来了。在叙述阿Q永远得意时，评日：“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既讥讽了阿Q，又把阿Q精神与当时的一些国粹家挂上了钩。又如阿Q由于拧了小尼姑而想女人，作者用反话评述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一方面讽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另一方面又讥讽了无耻的假道学先生们。这类作者出面的议论剖析，是与人物的言语、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描绘合在一起的，不仅没有累赘之感，而且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有点像相声中捧喂儿的语言，把隐藏在人物言行思想活动深处不易为读者看出的东西，加以评点，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此中的丰富内涵；或者由此作适当的引申，引导读者去联想类似的其他现象和事物。这些地方，语言极为精粹，幽默，辛辣，三言两语，就起了画龙点晴的作用，显示了鲁迅的独特语言风格。

我们着重论及了《阿Q正传》的讽刺喜剧特点，但绝不意味着否定作品的悲剧因素。就阿Q的思想性格来说，主要是个否定性形象；但就其社会地位和命运来看，又值得人们同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阿Q的求生愿望终于被毁灭，他的人格被别人和被自己糟蹋，确也使人感到惋惜。鲁迅在创作时，不仅动机和目的是严肃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深深地为民族为人民忧虑。他一再对改编者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在逝世前不久又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如果把《阿Q正传》主要当作悲剧理解，以为作者对阿Q主要是“哀怜”；或者把它看作滑稽剧，以为只是滑稽可笑，那就与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实际相去很远了。

（节选自《鲁迅小说独创性初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