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撤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一

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选自《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想围绕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并针对当前有些试图解构或误读鲁迅的看法，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鲁迅对现代化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这些都不是新的问题，以往很多学者都已经讨论过。不过我这里更关心的是，鲁迅在这几方面如何表现出他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深刻的思考，他的独特的探求，还有不容忽视的他的焦虑。鲁迅前后期的思想是有所变化的，但面对文化转型所表现的基本态度，包括对传统的攻打与传承，对国民性的分析批判，以及对现代化的思考与担忧，都贯彻始终，有鲁迅自己的特色。毫无疑问，鲁迅是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伟大哲人和战士，他的思想不是书斋式的或体系式的，而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痛苦而切实的摸索，带有对传统得失的深刻感悟，对国情民性的透彻理解，又渗透着独到的人生体验。今天我们仍常谈现代化、现代性，其实可以从鲁迅这里获得宝贵的思想资源，包括他的探求，他的体验，他的焦虑。问题是必须用更多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认真地知人论世地读一读鲁迅的原著，祛除对鲁迅的隔膜与误解。

1.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

近十多年来，国内有些人，海外也有些人，对鲁迅有很多批评，甚至否定。这的确和以前神化鲁迅的局面很不一样。人们也许仍然很腻味把鲁迅作为宣传的工具，试图颠覆神化，让鲁迅回到人间本位，从这一角度看，可以理解，也比较正常。过去是不可能对鲁迅有批评的。鲁迅当然并非完人，他的创作和思想也有得有失，不是不能批评。但批评应实事求是，讲求学理性。比如，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不占有什么地位，因为鲁迅毕生攻击、贬低民族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人，附和了激进的思潮，使传统文化在“五四”断裂，丧失了民族的自尊、自信。客气一点的，则认为鲁迅对传统的批判也许有其理由，但问题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甚至认为“五四”以来风行激进主义，对传统猛烈批判，全盘否定，结果割裂了传统，伤了元气，而鲁迅便被指责为全盘否定传统的一个代表。

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无根据。近百年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的确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最深刻、攻打最猛烈的人之一。如果和同时代一些先驱者比，这也很明显。比如胡适，他也从反传统人手，建设新文化，但态度较中和。他那篇暴得大名、为新文学运动发难的《文学改良当议》，就还是商量商量的“当议”。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批判传统的“非人”文学，也一度表现坚决，但很快就又与传统接上了“气”，大讲新文学如何与“晚明的传统”血脉相通，循环再现。梁实秋更是批评“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浪漫，失去了基本的规矩。相比之下，鲁迅对传统的确是严厉批判，是决绝的态度，甚至很偏激。最典型的，也是大家熟悉的，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文明高度概括和比喻为“吃人的筵席”，而传统中国就成了“安排人肉筵席的厨房”。狂人晚上睡不着，翻开历史书，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看到的只有两个字：“吃人”。这当然是一种小说的形象表现，不是逻辑判断，但其中有鲁迅独特的体验和发现。鲁迅给他的朋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为什么写《狂人日记》？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说自己重视这发现，而知者尚寥廖也。《狂人日记》用“吃人”来概括中国传统，主要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但的确又是一种猛烈的批判，是极带义愤的攻打和否定。在“五四”时期，鲁迅一谈到旧文化旧制度，往往深恶痛绝，有时把话说得很“绝”。他甚至曾经用这样义无反顾的语气来表示：“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不能否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鲁迅的确常采取与惯常思维不同的逆反评判。这可能让人震撼、惊，虽然不习惯却又顿觉清醒，思路别开生面。一些我们引以为荣的事，到了鲁迅那里，却可能又有新发现，有人骨的质疑。如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般认为是伟大的文化建设积累，盛世修史，有大的气魄。这是通常的评价，从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也有其道理，大家都接受。但鲁迅不以为然，把此举视为一种“文化统制”，是“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棘手的一种”。鲁迅要揭示的，是“历史的阐释权”在造就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文化传统方面所起的作用。鲁迅认为官修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真实抹去了：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在他看来，这就是所谓篡改历史，强迫遗忘。因为鲁迅对传统首先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他常常另辟一种眼光，透入历史的本质去重新思考评判。鲁迅有意用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去警醒人们，挣脱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势，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

如果不领会鲁迅的这种批判的意图和姿态，就可能以为鲁迅太片面和绝对。鲁迅最为一些人所“诉病”的，他甚至主张不要读中国书。在《青年必读书》（1925）中，鲁迅这样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一一但除了印度一—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人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光就这言论来看，不无道理，的确又很绝对。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说这些话时的“语境”。鲁迅是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重新要提倡尊孔读经的思潮，而提出要“少看中国书”的。其中也蕴含有鲁迅对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整体感悟，特别是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这是杂文笔法，一种批判式的情绪的表达。传统文化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宜笼统褒贬，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时，在旧的思想与伦理道德仍在事实上占统治地位、如同罗网束缚人们的自由和发展时，要冲破传统的“铁屋子”，觉醒奋起，就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的历史理由，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而且从实际内容看，鲁迅所反对和坚决批判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封建性、落后性东西，是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包括“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以及种种使国民精神愚味、麻木、迷信的那些糟粕。要剥掉这些缠绕在我们民族躯体上鳞甲千年的沉重的旧物，若没有果断的措施和决心，恋恋不舍，优柔寡断，那谈何容易。要理解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是中国正受外敌入侵、挨打的时代，处于“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又仍然在严重地禁民族的精神，麻木灵魂，消解活力。一面是保国保种的焦虑，一面是“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腐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难怪“五四”以后，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都那样感时忧国，恨不能尽快摆脱传统，激活民族的生命力，摆脱国家的危机。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警醒人们，当然最好是大声疾呼，用决绝的而不是温温吞吞的态度立场，去告别旧时代，有时他就难免要表现为“有意的偏激”。所以“吃人”也好，“不读中国书”也好，这种急需突破传统的态度，即使偏激，也是符合时代变革需要的。不能离开特定的语境，摘出一些句子，就来否定鲁迅。要看其所持立场以及发表言说的基本的精神指向，不能脱离时代的分析。

现今批评鲁迅“激进”者，指责最甚的便是鲁迅“全盘否定传统”。而不同意这种指责的，便可能为鲁迅辩解，完全否认鲁迅对传统是全盘否定。其实，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评价来看，从其坚决反对折中调和的立场来看，说是“全盘否定传统”，也是事实。鲁迅并不讳言自己反传统之激烈、绝对，乃至全盘否定。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这当然是一种策略。封建传统如此根深蒂固，“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如果不用全盘否定式的彻底决裂的态度，如果一开始就总是强调“因时制宜，折中至当”，那势必被调和折中的社会情性所裹挟，任何改革都只能流于空谈。正是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传统这个意义上，我们高度肯定鲁迅对于现代文化转型的价值，肯定他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策略层面上的整体估价是一回事，在操作层面上，对文化遗产具体的研究整理又是一回事。我们也不应当简单地断言鲁迅就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更没有理由指责鲁迅割裂了传统。鲁迅绝非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如何为民族文化寻求新的出路这一点上，鲁迅有其明确的主张，那就是对于传统一要批判，二要继承，三要转化。鲁迅这种分析的态度，是一贯的。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指出，民族文化应与世界潮流汇合，应更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里就有对转型的精辟的理解，意思是择取传统文化中好的优秀的成分，融合外来新思想和良规，创立新文化。所以，鲁迅同时在做两方面工作，一是批判、攻打、破坏；二是梳理、继承、创新。因为是文学家，鲁迅在创作中更多表述一种情感、精神，对传统的批判表现得很决绝，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此外应该看到，鲁迅还有作为学者的冷静和严谨的一面。他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用大量精力认真整理、研究、分析传统文化遗产，发掘其中那些仍有活力、可资借鉴、可能实现转型发展的成分。为了说明鲁迅这种认真，说明他对传统的态度还有传承拓展的另一面，也可以举些事实。鲁迅用了差不多三十年（大部分）的时间，整理了22部古籍，包括《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他收集过大量古代的碑帖、拓片，曾试图写一部中国书法变迁史。他在北大等校上课，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讲稿和著作，其中有些已经成了古代文化研究典范性的学术成果，其研究的某些方法、命题和概念，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学术界广为采用，影响巨大。鲁迅自己的创作也从传统文化中吸纳丰富的养分，特别是与“魏晋文章”的风格一脉相承。据孙伏园回忆：刘半农曾送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对此也默认。可见，鲁迅攻打传统，但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或可以割断传统。鲁迅对传统所取的是分析的态度，他的褒贬鲜明，常有独到眼光，绝非不负责任地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块扔掉。例如，鲁迅指出传统文学中常见的“大团圆”“十景病”，认为其功用就是粉饰现实，制造瞒和骗的大泽。“中国人因为想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这批判是够激烈的了，但鲁迅对传统文学也并非一概否定。在他研究小说史的专著中，发现和肯定了古代文学许多优秀的值得传承和借鉴的成分。如对《红楼梦》，鲁迅就非常赞许，认为其“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鲁迅所肯定的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手法。要看到，鲁迅既是对传统激烈的批判者，同时又是对传统最有见地的解释者，他在对传统的解释中发现与肯定有利于新文学新文化的东西。用现今的说法，就是所谓“价值重估”，即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对传统重新评析、判断和批判继承。其实，和鲁迅同时代的人，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等，对传统批判都曾经表现得相当激进，以求冲破旧文化的惰性，但他们毫无例外又都在研究、整理、评判传统文化方面作出开拓性的巨大成绩。怎么能轻易断言鲁迅和“五四”的一代“割断”了历史，并指责他们只是传统的破坏者呢？

2.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思考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关注？

通常讲中国的文化转型，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从封建的转为民主的，从小农经济的转为现代化的。从晚清至今一百多年了，远未完成这一转型。对此，鲁迅的关注也是独特的。他的一些思考毫无书生气，却又有超前性。特别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进入，鲁迅的观点至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这问题与前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互相关联。鲁迅认为文化的转型，除了对传统进行批判、发扬和继承（更多地做批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这就有一个如何打破闭关自守心态，正确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自晚清以来，中国开开禁禁，形成了与西方、与外国的复杂的关系，也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复杂的心态。一时“倡师夷之长制夷之说”，一时又“耻于西学，有谈者皆氓为汉奸”，一时“渐知西学，而肯讲求”，一时又“咸知变法，风气大开”。中国人在西方的现代化冲击之下产生强烈的刺激，心理上的回应有变化过程，是必然的。问题是这种回应中也常有畸形的心态，也往往暴露出落后国民性。鲁迅从文化的层面，观察涉外的心态，指出：“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种叫禽兽，一种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和我们是一样的。”这两种看待“老外”的心态都不正常。称禽兽者，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凡是外国人都看作“蛮夷”“洋鬼子”。另一端则捧西方为“圣上”，俯仰洋人，一切皆好，一切皆文明，自己则甘处于下等的、附庸的和奴隶的地位。因为落后，因为被殖民，才容易产生这种自卑的奴化心理，导致民族精神的偏枯。鲁迅在30年代，就发现上海有一种奴化的“西崽”现象，对此，他在杂文中不止一次进行剖析和嘲讽。鲁迅说“西崽”的特点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鲁迅给这种“西崽”画了一幅像：“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这也是阿Q，是穿西装打领带的阿Q，特征就是盲目的东方中心主义与西方殖民文化的奇妙结合，是“主”与“奴”的一身二任。鲁迅是把这样的“西崽”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畸形社会心态来批判的。鲁迅认为必须抛弃畸形的心理，对待外来文明，才能有大度的开放的健全的立场。鲁迅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他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拿来主义》，其中用他惯有的幽默，形象地说明对外国文明有各种不同的态度：譬如有一穷青年，因祖上所积的阴功突然得到一座大宅子，怎么办？可能有三种荒诞的态度和做法。一种是为了反对旧主人，怕污染，不敢进去。鲁迅说这是属头。第二种是勃然大怒，将那房子放一把火烧了，算是保住清白，则是昏蛋。还有第三种，是羡慕旧主人，欣然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烟，则是废物。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则不同，要“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大房子是有用的，先拿来再说，当然要有眼光，有魄力，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都沉着，勇猛，有辨识，不自私。这就是真正能面对世界，理直气壮与世界对话，向世界学习的健全的心态。鲁迅这篇文章很有名，记得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属文都引用鲁迅的比喻和说法，借此批评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性。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不就事论事，能真正深入到民族心理的层面来提出问题，针砭文化转型中常发的老病根。

鲁迅不光是提出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原则，在这方面，他自己还有堪称典范的分析和思考。早在晚清时期，鲁迅就十分注意探讨如何有选择地吸纳西方文明，谨防现代文明病。他的早期著作在当时影响虽不大，但多有真正独立思考的不同凡响的见解。如从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还有令人向往的西方物质文明，在20世纪初，简直成了中国的“新神宗”。曾有众多知识分子认为西方这些东西即是灵丹妙药，可包治中国的百病。鲁迅却并不随波逐流，不迷信，他的眼光比同时代的许多先驱者清醒，更有前瞻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考中已经蕴含着某些现代性的焦虑。鲁迅肯定现代科学和“物质文明之进步”，看到这是“照世界”的“神圣之光”，是推进人类社会之一翼。但他并不过高评价科学对于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甚至还怀疑科学可能构成对人生的越。他提醒如果片面追求发展科学与物质文化，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和潜在危机。大家读一读《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均作于1907年）就知道，早在上一个世纪之初，鲁迅就明确科学的提倡，必须顾及“致人性之全”，反对在崇奉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忽略精神的解放与重建。鲁迅提醒“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他看到19世纪后叶，西方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鲁迅指出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认为这是一种“通蔽”，是普遍的，不容易控制的，也就是时代病，或文明病。但鲁迅又不是抵御物质文明的清教主义，他承认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毕竟有代表社会进步的一面，或者说这是一种趋势。这一点，鲁迅和当时那些只盯着西方出现的端，盲目以为只有东方文明可以救世的国粹派和改良派是不同的。鲁迅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要冲破传统，另辟蹊径，向西方学习科学和物质文明，不过也应该注意吸取西方的教训，不能以为“科学万能”，还应警惕从西方传来的“新疫”。在“五四”之后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鲁迅对玄学派盲目以为所谓“东方精神文明”胜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论调固然不屑，但也显然不赞同“科学的人生观”的提法。鲁迅的思想是超前的、不合时宜的。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有价值的是，提醒在引进发展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记“根底”在人，在人的解放和民族精神的重建。联想到今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也有物欲遮蔽、人文亏蚀、道德滑坡的问题吗？打开窗户，自然难免有苍蝇蚊子进来，因此不能因壹废食，但如何张扬性灵，克服过分崇奉物质的害，如何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避免西方曾有过的所谓文明病，如何使“两个文明一起抓”真正有切实的效果，的确又是有待解决的大问题。

现在人们谈得很多的所谓“现代化范式”，鲁迅当年也有一些前瞻性的思考。鲁迅主要不是讨论具体的体制问题或可操作的改革措施，他毕竟是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关注点在精神、文化。如从西方传入的“民主”和“平等”观念，在近代中国，是非常“热门”的思潮，应当说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功莫大焉。但今天看来，近百年来我们对于现代民主、平等的认识，可能又是有偏颇的，所以往往也就走了样。鲁迅对此也早有独特的思考。他曾经提出，如“社会平等”“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这似乎是很理想的境界，然而真正实行，则可能会“夷峻而不湮卑”，“全体以沦于凡庸”，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这跟鲁迅的启蒙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观念有关。在社会教育水准普遍非常低下，国民精神仍然深受传统束缚的情况下，谈论平等呀，民主呀，大概还只是一种奢侈。何况鲁迅还担心“平等”观念的绝对化，可能会消磨个性，折损天才，不利于激发社会竞争的潜能和创造力，最终还是不利于社会的改革和健全发展。鲁迅所探讨的不是要不要社会平等，改革的目标之一正是铲除封建的专制的社会不平等，鲁迅是提醒人们，不要将平等观念绝对化，否则，就有可能适得其反。

又如，关于民主问题，这当然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鲁迅始终关注，并且有他独到的理念。鲁迅是彻底反专制、反封建的，争人权、争民主是他的奋斗事业。但对于民主，鲁迅也不迷信，不绝对化，他总是比一般人多看几步，看到那些容易被通识所遮蔽所忽略的方面。鲁迅认为，不应当盲目崇拜民主，尤其是要防止“民主”的异化。当“民主”变成对“众数”的崇拜，“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以独制众”当然就是独裁，“以众虐独”，也可能演为思想专制。打着“人民”这个“众数”的旗号，来压制不同的意见，最终践踏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而鲁迅对此早有警惕。鲁迅对各种“新潮”“热点”“革命口号”，都能保持思想者的距离，所以总是有独立的精辟的发现。

鲁迅所期待的中国现代文化，不能复旧，也并非西化，而是对传统批判继承，对外来的文明有选择地借鉴吸取，而这一切努力的指向，就是要落实到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从根本上“立人”。从鲁迅这里衡量的“现代性”，不是单纯计量物质的发展程度，也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最主要的指标，还是看有无高度发展的健全的人文环境，能否让人享有充分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只有“立人”才能最终“立国”。鲁迅为中国现代化所作的思考是有深度的，独特的，超前的，于今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在近百年历史上，少有人如同鲁迅那样对中国文化的困境、前途作如此深广的讨论，对社会转型期各种精神现象作如此精辟的剖析，他教会人们如何面对传统，借鉴外国，如何正视现实，体验人生。鲁迅是批判的，真实的，清醒的，他作为一种思想观照和精神指引，永远让人深刻睿智，拒绝平庸。

向现代化转型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难题，就是在大力推进经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持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保持健全的人文精神与道德风貌。我们能从鲁迅的思考中得到启发。让我们都珍惜鲁迅这份丰厚的精神遗产。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