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

司马氏灭蜀后，为什么要一再征召李密出仕？这是因为第一，李密是个有一定影响的政治人物。他在蜀汉担任过尚书郎的官职，并曾多次出使东吴，能言善辩，受到孙权的赏识。征召李密出仕，既可笼络、安抚蜀汉旧臣，又可吸引东吴官员归心于晋，减少以后征吴的阻力；第二，李密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少时曾拜当时的名儒谯周为师，博览五经，对《春秋》《左传》尤有研究，在儒林中有一定的影响；第三，李密是个深受社会敬仰的著名孝子，《晋书》将他列人《孝友传》：“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

面对西晋王朝的多次征召，李密为什么一再陈情，辞不就职？有人说是由于热爱蜀汉，不愿为西晋效劳；有人说是由于司马民政局未稳，故采取观望态度。笔者认为李密不是用势利的眼光窥察方向。他不肯应召出仕，固然带有留恋蜀汉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看重名节。自己的蜀国新亡，怎么能马上到晋国去当官？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在感情上转不过弯。何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氏篡权，名声很坏；爱惜名节的李密，岂肯应召出仕？

后来，晋武帝的怀柔政策取得了成效，社会的舆论改变了，在人们的心目中，西晋王朝的形象改善了。而李密的祖母逝世了，李在守丧期满后，没有别的借口，终于应召赴命，历任尚书郎、益州大中正和汉中太守等职，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刚直性格，终因批评朝政而被贬官、罢官，老死家中。

《陈情表》一文，情满笔端，词意婉转恳切，晋武帝读后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他不仅同意了李密暂缓出仕的请求，而且赐奴婢两人，使郡县供养其祖母。本文陈情说理的手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段，叙李密的悲惨身世。“臣以险畔，夙遭闵凶”是首段第一层次的总提。“六月”“四岁”“少”“九岁”这些词紧扣“夙”字来写。“生孩六月，慈父见背”是“凶”的具体化，“行年四岁，舅夺母志”“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是“闵”的具体化。这一层次写父丧母嫁，写病弱难养，都是为了突出祖母的养育之恩，伏下文的“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为自己的陈情提供了第一个有力的依据（祖母的恩情深如海，自己有义不容辞的反哺责任）。第二层次写祖母久病在床，只靠自己一人奉养，伏下文“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为自己的陈情提供第二个有力的依据。“既无叔伯”，强调父辈无人照顾祖母；“终鲜兄弟”，强调己辈只有自己一人照顾祖母；“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强调儿辈幼小，不能尽孝养之道。“外无期功强近之亲”是对“既无叔伯，终鲜兄弟”的照应小结，“内无应门五尺之僮”是对“门衰祚薄，晚有儿息”的照应小结。“既无”“又无（终鲜”“外无”“内无”，突出一个“无”字，隐含一个“孤”字。“莹莹子立，形影相吊”是对前六句的形象化的小结。“而刘夙婴疾病”的“而”字表示进一层的意思。一个“夙”字说明祖母久患疾病，并非现在皇上要我出仕，她才突然生起病来。“婴”字形象地说明祖母早就被病魔所缠绕，患的是慢性病，需要自己长期奉侍。全段的关键词是一个“孤”字。“孤”字贯串首段。第一层次从自己无父母抚育的成长过程来突出这个“孤”字，用“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来强调；第二层次从祖母只靠自己一人照顾来突出这个“孤”字，用“子立，形影相吊”作渲染。

第二段，写皇恩深厚，自己进退两难。“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作者笔锋一转，由陈祖母之恩转到陈圣朝之恩，使尽孝道和报国恩的矛盾开始产生。“沐浴”两字是形象化的说法，比喻身受润泽、熏陶。以下具体写“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察”“举”“拜”“除”几个动词的词义有细微的差别，运用恰到好处。由郡太守的察荐到州长官的推举，由地方官的授职到皇帝的亲自任命。所授的官职越来越高，国恩越来越深厚，达到了“非臣陨首所能上报”的程度，一步步地将李密投入“尽孝道”和“报国恩”的深刻矛盾之中。太子洗马一职，只有政治上极可靠、学识十分渊博的人方能充任。晋武帝让李密担当此职，这是对李的高度信任和重视，而他却“辞不就职”，引起了晋武帝的怀疑，于是出现了十分危急的局面：“诏书切峻，责臣通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连用三个整齐的排比句，极写晋王朝逼迫李密赴任的情景，形成了急促的旋律，加强了节奏感和紧迫感。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两个整齐的转折句：“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将报国恩和尽孝道的矛盾十分恳切而委婉地表现出来。“臣之进退，实为狼”，是对这两个转折句的小结，也是对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总收结。第一段由陈祖母之恩谈到尽孝道，第二段由陈圣朝之恩谈到报国恩，尽孝道和报国恩的矛盾对立，产生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作者并不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故作顿挫。

第三段，进一步阐明辞不就职的原因。“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作者十分巧妙地将自己尽孝道的行为和晋武帝“治天下”的纲领相联系，表面上是恭维晋武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辞不赴命”的行为取得合法的伦理依据。“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圣朝以孝治天下”的一种依据，一种体现。凡是故臣遗老，尚且都受您的同情、养育，不强使他们出仕，让其子孙尽孝养之道；何况我家的孤单困苦尤为突出，更应该让我奉养年老而久病的祖母。从“凡在”和“特为”的比较中，即从一般和特殊的比较中，强调自己更应该受到照顾。作者针对晋武帝的猜忌，先以自己在蜀汉出仕的经历说明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不矜名节图宦达的人，再从自己极其低微的“亡国戏俘”的身份和所受到的破格恩宠的对比中，说明自己感恩不尽，哪里敢徘徊犹豫，有什么立名节的想望。这十句意在说明辞不赴命的原因不是由于崇尚名节。接着作者将笔锋转回到本段开头所点明的“孝”字上来：只是因为（“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第一句写老，用太阳快要落山的自然景象形容老年人快要死亡；第二句写病，展现一个垂死的病人形象；后两句写祖母健康情况恶化，危急感一句比一句加强。这四句写祖母年老病重，既照应前文的“则刘病日笃”，又伏下文的“报刘之日短也”。然后根据本文首段所陈述的事实，作概括性的总结。“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照应、小结首段第一层次，重提陈情的第一个依据，间接写自己应该尽孝道（有反哺之责）；“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照应、小结首段的第二层次，重提陈情的第二依据，直接写自己应该尽孝道，说明辞不就职的唯一原因是为了孝养祖母。

第四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点明全文的主旨。文章从权衡问题的缓急人手，进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先尽孝道，后报国恩。如此进退就不会狼了。接着以乌鸦反哺的形象比喻来表达自己的终养之志，暗示奉养老人乃天经地义之事，否则将置自己于禽兽不如的境地。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陈情的目的一愿乞终养（即全文的主旨）。然后宕开一笔，说明自己的辛酸苦楚，不仅蜀之人士及二州长官可以作证，连天地神明都可以作证，强调自己所谈的都是事实，加强陈情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以利于陈情目的实现。“愿陛下矜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四句紧扣“愿乞终养”四字作进一步的阐述。“庶刘”两句还暗含“报刘之日短”之意，而“生当陨首，死当结草”两句则暗含“尽节于陛下之日长”之意。文章前后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

《陈情表》全篇抓住一个“孝”字做文章。曹氏篡汉、司马氏篡魏，最高统治者的如此作为，影响了社会风气，忠君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淡薄了，而孝亲思想在社会上却仍有广泛的影响和基础。鉴于这种情况，新建的西晋王朝想利用“孝”来号召天下，笼络人心。作者正是抓住晋武帝“以孝治天下”来作为全文立论的中心和主要依据，写下了这篇妙手回春的力作。文章的每一段都围绕“孝”字来写，时而暗写，时而明写。一个“孝”字贯穿全篇，它好像纵横交错的网线，将全文“织”得既细致精密，又十分自然。

本文的结构特点：1.善于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组成有机的整体。例如，第一段由极写祖母之恩谈到应尽孝道，第二段由极写圣朝之恩谈到要报国恩，然后将尽孝道和报国恩的矛盾尖锐地显示出来。作者十分巧妙地将一、二两段即“进退狼”这一问题的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了有机的整体。又如，首段的第一层次侧重写“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第二层次侧重写“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两个层次将“祖孙二人，更相为命”这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组成了有机的整体。再如，第三段说明“辞不就职”的原因不是由于崇尚名节，而是由于祖孙更相为命，将这一问题的一反一正的两个方面组成了有机的整体。2.前有伏笔，后有照应，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紧密。例如，“则刘病日笃”，既照应前文的“而刘夙婴疾病”二句，又伏下文段的“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六句，第三段的“宠命优渥”照应并概括了第二段的“察臣”“举臣”“拜臣”“除臣”等句。

本文的语言特点：1.善于运用含有相对立的或相辅相成内容的排偶句来表达思想感情。例如，“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等含有相对立内容的对偶句，体现了本文在矛盾中抒情的特色。作者还运用了带有“前后”“生死”“内外”“长短”等相对词语的排偶句来表达相辅相成的内容。例如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来强调西晋地方官对李密的重视程度；用“生当陨首，死当结草”来表示生死都要报大恩；用“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来突出祖母无人照顾；用“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来比较年寿的长短，提出先尽孝后尽忠的两全其美的办法等。2.本文保留并发扬了四字句的优点，摒弃了雕琢的陋习和庸俗的老套。文中的四字句，像诗一样，谈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在低沉之中含有声宏气壮之势。由于多用四字句，考虑字数和音节的需要，文中多次出现同义词连用的现象，如“躬亲抚养”“晚有儿息”“夙婴疾病”“过蒙拔擢“有所希冀”“气息奄奄”等。同义词的有意连用，增强了节奏感，加深了读者的印象。3.语言生动形象。“零丁孤苦”“莹子立，形影相吊”“急于星火”“进退狼”“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更相为命”等词句有很强的生命力，至今仍为人们所广泛运用。

（选自《中国古代诗文讲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略有改动）

中国古代，自先秦至清代数千年来，散文一直很发达，名家辈出，作品繁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体裁，就其大类而言，大致有诗歌、散文、辞赋、词、散曲、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诸种，其中以诗歌、散文两类尤为发达，在文坛上占据正统地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诗、文二者，诗歌一般篇幅简短，宜于抒情；散文则抒情写景，叙事议论，内容更加广泛丰富，形式大多数自由灵活，少受拘束。散文以其内容广泛、形式灵活的优点，便于广大人士欣赏和写作，因而长期来除产生不可胜数的实用性散文外，还产生了大量优美的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广泛，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古代优秀散文表现了众多历史人物（包括散文作者本人）的美好品格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展示了祖国绚烂多姿的山川草木，有利于培养读者的道德情操和爱国精神，启发他们积极向上；它们包容着各方面的大量历史文化知识，蕴藏着丰富深邃的智慧，使读者在认知方面获得取之不尽的营养；其丰富多彩的形式技巧，优美生动的语言文采，还能够使人陶醉于美的享受之中。总之，在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古代优秀散文仍然能够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中国古代散文，自其体制而言，又可分为散体文、驿体文两大类。散体文是狭义的散文，又称古文，是广义散文中的主要样式。它的体式语言最为自由灵活，句式长短错落，用语自然，和口语较为接近。它是先秦两汉时代流行的文体，唐宋以来，人们以此为学习对象，因先秦两汉时代古远，就把它唤作古文。作为文学样式的古文，其含义与现在一般以古文指古代文章的意义有所区别。体文简称文，它讲究形式的整齐工致。要求句子两句相对，如四字句对四字句，六字句对六字句；上下句词语要对称，虚词对虚词，实词对实词。驴文滥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大盛，唐以后稍衰，但仍有不少作者作品。除古文、文外，人们常把辞赋归人“文”的范围。辞赋实际上是韵文（押韵脚之文）。辞赋的体制结构、用词造语，接近古文、文，但又像诗歌那样押韵脚，其性质介于诗文之间。明清时代文人编集作品时，往往把辞赋归人文一类，如《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都收有辞赋。除辞赋外，韵文还有颂、赞、铭、、、碑等体，其正文常用四字句，押韵脚，前面往往有一段散体的序，后代也常把它们归人文一类。散文中有一部分短小精悍的作品，或长于抒情写景，或长于讽世劝俗，显得精警动人。这种作品，自魏晋至明清不绝，明代后期特盛。现代编选者往往称之为小品文。按其体式，它们大抵属于古文，也有少数是文。

从先秦到清代，中国古代散文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大致说来，它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下面分别略作概述。

1.先秦两汉时期

《尚书》（又叫《书经》）是中国最古的散文集。它包含了唐尧、虞舜两帝和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献，有的记载重大事件，有的是帝王、宰相发布的公文、造、命、训、誓等，以说教为主。据学者研究，商代中后期和周代的文件确系原作，商代中期以前的则大抵出于后人的追记。《尚书》各篇文辞均颇质朴，但其中既有记叙文，又有论说文，实为后代散文的滥。

到周代后期（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界的活跃，散文也获得很大发展和辉煌成就。它主要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两大类。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左传》《国语》两书相传系左丘明所编，记载春秋时各国的政治、军事事件，贤能之士的嘉言懿行，谋臣辩士的谋略和说辞。它们总体上是记叙性的历史散文，但其中包含不少言论、说辞，则属论说文一类。《左传》的文学性尤强。它不论写事件发展或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很简练生动，语言温雅有味，成为后代文家学习的典范。《战国策》由西汉刘向汇集了战国时代许多谋臣辩士和纵横家的谋略和辩说，因而论说文成分更浓重。《战国策》文辞较之《左传》更为流畅，句子长短错落，富有气势，标志着历史散文在该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趋向活跃，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各自发表其有关政治、军事、社会、人生、经济等各方面的见解，撰成专著。其中文学性颇强的有属于儒家的《孟子》《荀子》，属于道家的《庄子》，属于法家的《韩非子》诸书。就文辞和艺术表现看，《孟子》雄健流畅，《荀子》浑厚缜密，《庄子》汪洋恣肆而富于想象，《韩非子》博辩富赡，各具特色，为后世文家所称道和取法。诸子散文旨在发表议论见解，以论说为主，但作者为了说服读者，往往多方取臂，运用不少寓言故事来说明事理，由此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也使以论说为主的诸子散文增添了不少叙事成分。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旨在记载历史，发表有关政治、社会等方面主张，原本都是实用性文章，由于一部分著作和篇章，记人记事生动，语言富有文采，因而具有文学价值，并对后代散文产生深远影响。

两汉散文，就其主要方面讲，也是以记叙为主的历史散文和以说理为主的论说文两大类。历史散文以《史记》《汉书》为代表。司马迁的《史记》，内容以记叙先秦至西汉武帝时各方面的历史人物为主，它记人叙事活泼生动，语言流畅雄健，达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高峰。作者笔端常带感情，把满腔爱僧倾注在历史人物的描绘上面，因而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班固的《汉书》，文学性虽不及《史记》，但一部分篇章也颇动人，其文辞整饰渊雅，自具特色。后人往往《史》《汉》并称，把它们视为纪传体史书和传记文学作品的双璧。《史》《汉》以后，历代产生了大量历史著作，文学性大抵不及《史》《汉》，但仍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如南朝范哗的《后汉书》、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性质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它以简练隽永的文笔，刻画魏晋名流的言谈举止和风貌，栩栩如生，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赢得了后代许多读者的爱好。

两汉子书也产生不少，著名者如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等，但文学价值均不高。两汉论说文很具特色和成就者，表现在单篇文章，特别是臣僚给皇帝的奏议、奏疏一类文章。它们大抵结合当前实际，陈述治国安邦之道；文辞一般比较质朴，但部析事理，凯切明白，因而被后人视为论说文的楷模。其代表作家有贾谊、晃错、董仲舒、刘向等。两汉的少数散文，抒情因素增强，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在记叙、议论中包含了浓厚的抒情成分，读来富于艺术感染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汉代辞赋十分发达，有大赋，有小赋。大赋多铺陈帝皇功业及其生活，以规模阔大、气宏伟胜。小赋则上承屈原《卜居》《渔父》和宋玉《风赋》《对楚王问》的传统，多抒情述志、讽世砭俗之作，很值得重视。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嫉邪赋》等是其代表作品。

两汉散文，已由先秦的以著作为主转变为著作、单篇并重，这说明单篇文章的逐渐发展和丰富。

2.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体文章发达盛行的时期。驴体文（简称文）首先重视文辞的偶或俪，要求文句整齐匀称，两两相对，饼偶句句式长短要一律，句子中的词语，动静虚实，也要互相对称。此外，还要求辞藻美丽，音韵和谐，长于用典。驴偶、辞藻、音韵、用典可说是该时期文语言四项比较普遍性的要求。从艺术上看，文主要是要求文章具有诸种特定的修辞美。由于古汉语单音词多的特点，容易形成偶句。在先秦散文中，已经出现不少偶句。汉代，辞赋散文中的偶成分逐步增多，以致到东汉时，通篇偶或以偶为主的文章多起来，因此后人常把东汉、魏晋南北朝视为驿文盛行时期，把此时期文学称为八代文学。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

从此时期体文历史变迁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东汉文开始抬头，魏晋进一步重视偶工整、辞藻美丽，南朝则更强调音韵和谐、用典精切。文的修辞美要求，一步步地加强。这种修辞美要求，不但体现于文、辞赋，还体现于诗歌。其代表作家有曹魏的曹植、王，西晋的陆机、潘岳，南朝前期的鲍照、江淹，后期的庾信、徐陵等，他们都兼长文和诗赋。庾信、徐陵的文在对偶、辞藻、音韵和用典诸方面都十分精美，达到了此时期文艺术的高峰。后代把两人的驿文称为“徐庾体”。文发展到南朝，句式更趋整齐，大量运用四字句、六字句，甚至通篇运用四字句、六字句，这种文在唐宋时代被称为“四六文”。

先秦两汉时代主要是记叙文和论说文。此时期的散文则出现了许多抒情写景的作品。曹魏时曹不、曹植、应的若干书札已流露出浓厚的抒情倾向，还包含了一些写景的片段，为这类作品开了先河。此后两晋南北朝这类作品不断产生，如南朝文名篇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都长于抒情写景。还有像地理著作《水经注》，写景篇章更为繁富，文笔优美。抒情本是诗歌着重表现的内容。过去的散文绝大多数偏重记事说理，此时期散文中抒情成分的明显增加，标志着散文脱离了偏重实用性的轨道，向诗歌靠拢，形成文章的诗歌化。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此时期文学趋向独立和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此时期的辞赋也产生不少，以小赋居多。在形式上，它们也注重偶、辞藻、音韵等的运用，即用驿体来写作，故后人称为赋；在内容上，它们往往着重抒情写景，如鲍照《芜城赋》，谢庄《月赋》，江淹《恨赋》《别赋》，庾信《小园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辞赋中抒情写景成分的显著增加，可说和文是同步进行的，共同标志着文学自觉性的增强。不少优美的文、赋，感情真挚，语言精美，读来确有如同读好诗一般的感觉。

南朝文人于作品有所谓文笔之分。文指押韵的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诗歌、辞赋，还有颂、赞、、铭等体裁，都要求句尾押韵。“文”实际即是韵文。“笔”指不押韵的文章，包括以史书为主的记叙文，以子书为主的论说文，还有像奏疏、书札等其他不押韵的文体。以诗赋为主的韵文，除着重抒情写景外，人们一般都注意运用体来写作，注意对偶、辞藻等修辞之美。梁元帝萧绎曾称赞“文”的特点是抒情性强，辞藻美艳，音韵谐调（见《金楼子·立言》）。“笔”大多数用散体文写作，不讲求偶、辞藻等，是偏重实用性的文章。在当时驿文盛行的时代，人们一般认为“笔”的写作难度不及“文”，也缺少文学价值。由于驿文占统治地位，当时一部分文人写作记事说理文也采用驿体，例如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已多用对偶、排比句，西晋陆机的《辨亡论》规仿《过秦论》，成为通篇偶工致的论文。刘的《文心雕龙》也采用工整的体。这类论说文由于采用体写作，在当时被人们认为具有文学性，因而受到重视。再者，当时的不少着重叙事说理的文章虽用散体文写作，但因受文的影响，句子也常常显得较为整齐，多四字句，中间还常夹杂偶句，风格与文相近，譬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都是如此。这可说是该时期文鼎盛局面下散体文语言的一个特色。唐宋以来，古文复兴，文失势，人们不再重视文笔的区别，常常把作品分成诗、文两大类，将除诗歌外的韵文和散文笼而统之地归人“文”的范畴。

先秦散文，或为史书，或为诸子，都是学术性著作。两汉散文，除史书、子书外，又出现了不少单篇文章，像奏疏、书札等，可说是著作和单篇文章并行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则以各种单篇文章为主，史书、子书退居次位，这种现象也标志着文学独立性的增强和文学散文的发展。此后唐宋元明清时期散文也以单篇文章为主。

3.唐宋元明清时期

此时期是古文复兴、文退居次要地位的时期。唐代中期，一部分文人对当时仍流行的文的华辞丽藻甚为不满，认为它们不利于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起积极作用，从而提倡先秦两汉时代的古文。唐代古文家中，以韩愈、柳宗元的成就最为杰出。到北宋中期，不少文人继承韩柳的传统，进一步提倡古文，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终于使古文取代了文在过去长时期统治文坛的局面。宋代古文家，以欧阳修、苏轼的成就最突出，其次还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之父）、苏辙（苏轼之弟）等。这六人和韩柳一起被后世称作唐宋八大家，代表了唐宋古文的辉煌业绩。唐宋古文继承了先秦两汉古文的优良传统，其语言形式比较自由，冲破了驿文的种种束缚，增强了散文的表现力，从而在记叙、议论、抒情和写景等诸方面都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苏轼曾称誉韩愈的作品“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说韩愈的古文改变了八代文文风绮靡、气骨衰弱的局面。这里必须指出，唐宋古文家固然反对文，但对过去文中的不少文学因素也有所吸取和借鉴。如上文所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散文长于抒情写景，开辟了散文题材的新领域，唐宋古文在这方面即加以继承和发展。唐宋古文中有一类称为“赠序”的文章，如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着重表现和朋友分手时的离别之情，往往写得淋漓酣畅，感人至深。再如，为诗文集所作序文，改变了过去时代那种纯粹学术文章的性质，像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苏氏文集序》，都表现了作者对朋友坎坷不遇的深切同情，感情真挚，动人肺。又如，唐宋古文中的一些杂记，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也吸取了魏晋南北朝文和散文的精髓，着重抒情写景，文采焕发。此外，对魏晋南北朝文在谋篇布局和精细的艺术表现技巧方面，唐宋古文也多所吸取。

唐宋时代，辞赋也出现了新面貌。唐宋古文家运用古文形式来写作辞赋，语言形式比较自由流动，产生了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著名篇章。人们把这类作品称为文赋。研究者把先秦两汉时代的赋称作古赋，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赋称为赋，唐宋以来这类自由流动的赋叫文赋。此外，唐代还有一种律赋，用于科举考试。律赋运用格律严密的体文写法，故有此名。律赋形式过于拘束，表现力大受限制，缺乏佳作。

元代时间短促，散文成就不突出。明代古文家颇多，早期有宋濂、刘基等。刘基的散文长于通过寓言形式讽世砭俗，很有特色。明代中后期产生了不少文学流派，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都兼长诗文，在散文方面主张学习秦汉古文，声称“文必秦汉”，文风比较艰深，表现出明显的拟古主义流弊。同时，还有以归有光、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取法唐宋古文，文风比较平易流畅，亦多佳作。明代后期，又出现了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组成的公安派，钟、谭元春组成的竟陵派。两派在散文创作方面都主张自由地抒发性灵，公安派文风自由活泼，竟陵派文风则崇尚幽深奇峭。明代后期的一部分文人喜爱写作短篇散文，形式自由，富有风味，内容以表现士人的日常生活情趣为主，后人称为晚明小品。其代表作家除公安、竞陵两派作者外，还有张岱、王思任等。清代初期，著名古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其后又出现了一些古文流派。最著名的是以方苞、姚为首的桐城派，沿袭明代唐宋派的轨迹，重视取法《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强调文风雅洁，气格比较狭小。稍后又出现了以恽敬、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两派都接受桐城派的影响，但取径较宽，文风较为雄健。至鸦片战争前夕，著名文家有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旨在挽救国势衰颓，文章内容多关心现实，成为近代散文的前驱。龚自珍的散文奇崛而富有特色。到清末民初，梁启超提倡流畅奔放的新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使散文文风起了很大变化，它在中国文言散文史的末页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此时期总的说来，古文占主导地位，但文仍继续流行，只是势力较为削弱。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士人应试写作的诗、赋、文都用驿体，政治界、社会上不少实用性文章，也运用体或多参句。唐代文名家、名篇产生不少。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都是其例。唐中叶陆资的奏议和为皇帝拟写的制诏，都用体，往往写得情辞恳切，为后人所赞赏和模仿。宋代科举考试改用散体文，欧阳修、苏轼等一些古文名家，又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驿文，从此散体文盛行，取代了过去体文的主导地位。唐中期到宋代的不少文，虽讲求对偶，但大约是受到古文文风的影响，词语比较清澄，不尚华丽，句调也较为疏朗，形成了文的新风貌。清代中后期文复兴，名家辈出，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其理论代表则为阮元。阮氏著《文言说》等文，声称只有讲求对偶、辞藻、声韵之类的体文，才是文章正宗。

以上说的是三个时期的一些代表作家作品和重要流派。此外，还有不少作品，作者虽不是散文名家，但其个别作品却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佳作，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都是值得重视的。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散文有古文、文两大类，辞赋也由此而有古赋、赋、文赋等区别。大概说来，古文语言较为朴素和自然顺畅，便于表现各方面的内容；文重视饼偶、音韵等修辞类，更长于写作抒情写景一类文学散文。为了便于读者鉴赏和学习散文，古代即产生了许多散文选本，其中以《文选》《古文辞类纂》两种最有影响。这里作一些简要介绍。

《文选》系南朝梁代萧统所编，共选作品七百余篇，分为辞赋、诗歌、文（多为文）三大部分。其中辞赋九十余篇，诗歌四百余篇，文两百余篇。文部分又按样式分为诏、册、令、教、文（策文）、表、上书、启等三十余小类。萧统生于南朝驿文盛行之际，故所选偏重体作品。汉魏至南朝辞赋、文的许多代表作品，大致都被采人。只有南朝末年庾信、徐陵等少数名家名作，因时间关系，不及选录。《文选》编录了文鼎盛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成为后人学习文的范本。隋唐以来，研究《文选》的人颇多，注本迭出，被后人称为“文选学”或“选学”。清代中期，李兆洛编有《体文钞》，编选自战国至隋代体文，数量颇多，便于研习。清末许所编的《六朝文絮》，专选晋代南北朝的短篇文、赋，选篇仅数十，但均是情文并茂之作，是学习文、饼赋的入门好书。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桐城派首领姚所编。共编选古文、辞赋七百篇，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所选以先秦两汉古文和唐宋八大家文章为主，下及明清归有光、方苞等少量篇章。该书体现了桐城派古文家的文学标准。刊刻后流传广泛，影响颇大，是古文家奉为圭泉的散文选本。其后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仍宗奉唐宋八家，但扩大取材，多选经书、史书、诸子书中的篇章，流行也广。另有清前期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一书，选录《左传》《国语》以至明代归有光、张薄等人的文章两百余篇，所选大抵均为篇幅短小、文辞精练之作，便于欣赏阅读，迄今流传不衰。其选文大多数属散体，但也选录若干文名篇，如《陈情表》《北山移文》《滕王阁序》等；故其所谓“古文”，是指古代之文，而非指散体文。

“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兴起，参与运动的一些人士，大力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主张打倒旧文学和文言文。有人在批判旧文学时，更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矛头针对当时一些桐城文派的传承者和以《文选》为典范的文作者。这种激烈的口号，在当时运动高潮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今天，我们应当冷静全面地来对待许多文化遗产。古代丰富的散文作品，其中有许多属于民族优秀文化之列，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取其中有益的营养，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选自《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