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节选）

屈原是诗国的一颗巨星，远在众星之前。他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成为无数后继者所仰慕的风范。他的不朽之作一《离骚》，震古烁今，千百年来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成为我国诗歌史以至世界诗史上，最为激动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无尽藏。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来人们读《离骚》，人们认识它，分析它，开掘它，只要是一个态度严肃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过。它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激励，“美”的享受。它是那样完美而丰富，古老而常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是司马迁对《离骚》题旨的解释。“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是他对诗篇创作动力的说明，也是对长诗《离骚》感情基调的诠释。屈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谗远逝。他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国兵挫地削，危亡无日，自己竟被疏失位，救国无门。这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来说，能无怨乎？诗中有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云：“曾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最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是诗人蕴藏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悲伤怨愤之歌，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撼动心魄。

《离骚》一诗素称难读，这除了南楚的方言、历史、神话、风物带来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碍之外，主要由于全诗感情回环激荡，反反复复，脉络不易掌握。诚然，《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长诗，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从洪氏说删去“日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叙传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而又带有某些神话色彩、事件叙写以及情节因素。因此，对于《离骚》一诗，我们只有首先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艺术深处，发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创造。

长诗《离骚》，叙写了诗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经历，从而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现实的描写，在自我形象中渗入了浓重的神话因素。诗中的构思，具有某些情节性，但也并非是客观的、真实生活经历的叙写，而完全是主观想象的飞腾。这一切都说明长诗《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也就是说我们读长诗《离骚》，特别应该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开的全部丰富性和贯串于全诗的艺术特质。

贯串于《离骚》长诗中的“情”，即司马迁所说的“怨”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诗人身处战国时期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热爱的祖国，原本是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怀王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满怀忠贞之志，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左徒要职，推行新政；谁料正当他忠心耿耿报效祖国之际，却因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谣逐蜂起。“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逐谓余以善淫”。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谗见疏。他怨愤楚王之“数化”“不”；怨愤“党人”之“贪婪”“工巧”，怨愤“众芳”之“芜秽”、变节、堕落。最使他感到哀伤怨愤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作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祖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有怎样的一种激愤之情啊！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进射而出，铸就这篇积愤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忠怨之情是长诗《离骚》的一条主线，而从全诗结构上看，则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可以视为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的责难至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遭到迫害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起来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最后的抉择。从艺术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象，表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虚写。

掌握了长诗《离骚》这一结构层次，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它的内在逻辑，亦即诗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轨迹，以及起伏于全诗中的细微的心理描写。

长诗《离骚》的开端就是很奇特的。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说：“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郑重之体也。”（清顾天成《离骚解》）诚然，开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肃穆的，含蕴是深邃的。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为他的至死不能去国埋下了伏线。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正则，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灵均，赋良善，公平均一。这是亲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条。总之，这起始的八句，就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爱（“忽驰鹜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宁流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定下了基调。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泪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这是对自己的。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因此他不满足于先天的“内美”，还“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实、提高自己，以便奉献于祖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是对楚王（“美人”）。他担心楚王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特别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

“岂余身之禅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武。”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诗篇展现了楚国社会的一片令人室息，令人愤慨的图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谗多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随风转舵，堕落变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廷群小“贪婪”“嫉妒”，蔽美称恶，无所不为。黑暗的现实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诗人的爱国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以至强烈的失望。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但长诗并未就此结束，黑暗的现实，巨大的苦闷，迫使诗人由现实进入幻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而全诗转入了第二部分。

坚贞的灵魂需要战胜诱惑。与常人一样，在失败的极端痛苦中，诗人的内心矛盾也是激烈的。在自己的理想不被理解，而且惨遭迫害的情况下，还应不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永无反悔的态度？在不被自己的祖国所容的情况下，应不应出走远逝，到他国寻求知音，展示自己的才能抱负？诗人通过女要、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执择形象化了，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了一颗经过炼狱的考验，而更加洁白无疵的伟大的灵魂。

女用“直以亡身”的历史悲剧来规劝他，劝他放弃执守，与世浮沉。这与诗人“依前圣以节中”的坚持真理的态度是矛盾的，实际也是对诗人既往斗争生活的否定。这一内心冲突是激烈的。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他需要历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于是他借“就重华而陈词”，重温了夏、商、周历代的兴亡史，并以壮烈的心情回顾了那些为正义而斗争者的命运。这种再认识不仅增强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时更激发起他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宁死不悔的壮烈胸怀：“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敦非义而可用兮，敦非善而可服？贴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道。”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暂时的平衡。于是他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满怀激情地进行了新的“求索”。这样，诗篇又展现了一个再生的灵魂为实现理想而顽强追求的动人情境。诗中写他不顾天高路远，驾飞龙，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上叩天门，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他要唤醒楚王，他要挽救国运，他要寻求再次能有献身于祖国事业的机会。但楚国的现实太黑暗了，他遭到了冷遇，受到了戏弄，结果以困顿、失望而告终：“世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已邃远兮，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与祖国贴在一起的，他赤忠为国，但却“方正而不容”，那么他还有什么出路呢？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去国远逝，去求得自身安全和前途。这无论从当时“楚材晋用”的风习上看，还是从诗人主观的才能和现实处境上看，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了。于是出现了第二、第三个诱惑。

“索茅以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占卜的结果是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可言，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去寻求自己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日：勉远逝而无狐疑兮，敦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但做出这样执择对诗人来说毕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出现了巫咸的劝说，巫咸不但同样劝他出走，而且还以历史上贤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启发他趁年华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女要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无疑也是诗人在极度彷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也就是坚定或动摇两种思想斗争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就得通过这种种诱惑。于是在诗中诗人假设自己姑且听从灵氛的劝告，“吾将远逝以自疏”，决心去国远游。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乡楚国。也就是看来一切矛盾、冲突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是就此远离开这黑暗的已无希望的祖国呢，还是仍无希望地留下来？诗人深沉的爱国情志再次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终于还是留了下来。他明知道楚国的现实是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实际上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他不能离开他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离开。这样，诗人又从幻想被逼人现实，悲剧性的冲突不可逆转地引导出悲剧性的结局。他热爱楚国，但楚王误解他，不能用他，楚国的群小又凶狠地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这又与他深厚的爱国感情不能相容。最后，只能用死来殉他的理想了。“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辉理想被扼杀了，这是诗人屈原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屈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用自己生命所谱写的诗篇，如日月经天，光照后世，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而万世永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伟大的艺术是一个美的无尽藏，长诗《离骚》更确乎如此。我们读长诗《离骚》是感到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仰之弥高，它有着怎样的美的内涵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激情，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这就构成了诗人无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辉耀目的美的形象。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是的，我们在长诗《离骚》中正是可以看到这种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洁白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琐，而诗人的人格和形象却是峻洁而高大的：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细细。骞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

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敦异道而相安？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发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

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诗人是孤独的，甚至是寂寞的。但他是圣洁的、高贵的，也是傲岸的。长诗《离骚》正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格美的崇高典型形象。“余读《离骚》·悲其志”，“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刘）“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对于屈原《离骚》一诗所具有的崇高美这一特色，古今人正有着不二之词，同一感受。

其次，慷慨激昂的悲壮之美，是长诗《离骚》的另一鲜明美学特色。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既有“存君兴国”之志，又有治国理乱之能。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胸怀“美政”理想，企图改善楚国的处境，振国兴邦。但却为黑暗势力所围困，从而引发出悲剧性的冲突。而最为感人的是，屈原始终是自己悲剧命运的自觉承担者。所谓自觉地承担，是指他对坚持斗争下去的个人后果本有足够的估计，但他义无反顾，仍去自觉承担：

余固知寒骞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宁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明知坚持下去会惨遭不幸，但他为了深刻的原则性，仍然选择了斗争以及把斗争坚持到底的道路，从而忍受了极大痛苦，经受了人生的极大悲剧。“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车尔尼雪夫斯基）。诗人屈原高标着“美政”的理想，怀着“九死不悔”的壮烈献身精神，经受着严酷的政治斗争和自我斗争的磨炼。屈原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他蒙冤受屈，赴告无门，而最终以自沉结束了生命。但洋溢在长诗《离骚》中的整个感情却不是悲观，甚至也不单纯是悲哀。它表现的是正义压倒邪恶，庄严压倒恐怖，美压倒丑；它所表现的是“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刚毅不屈精神；是探索，是苦苦地追求。我们读着《离骚》中那些发自肺腑的昂扬诗句，就会感受到一股不能自已的激越、崇高的感情和悲壮的英雄气概，这也正是长诗《离骚》的又一鲜明的美学特征。

与长诗《离骚》上述美学特征相联系的，是它的高超的、独创性的艺术表现手段。诗人艾青在其《诗论》中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长诗《离骚》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完成其抒情主体的造型美和雕塑出一颗美的心灵的呢？诗人把炽烈的感情与奇丽的超现实想象相结合，把对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反思相结合，熔宇宙大自然、社会现实、人生经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一炉，结构出一个无比恢宏壮丽的抒情体系，这是诗人屈原在中国诗史上的奇异贡献，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园地的伟大开拓。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屈原的创作，特别是长诗《离骚》为我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成为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典范。

这是就长诗《离骚》总的创作方法和宏观结构而言的。而就其诸多的具体表现手法来看，长诗《离骚》也有着多方面的新颖创造。如他发展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之义”，以香花美草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情志节操的象征，令读者如睹其崇高圣洁之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长诗《离骚》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却不时借用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己的希望与失望，坚贞与被嫉，苦恋与追求。屈原的悲剧是政治悲剧，但他对君国的忠诚哀怨眷恋之情，用爱情来比喻，用爱情心理来刻画，就更为曲折尽致，深微动人。诗人抓住香花异草、佳木美林、男女情爱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美学内涵，来美化抒情主体的形象和性格，从而也使全诗的风格更为绚美奇丽，光彩照人了。

（选自《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诗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氓》风人之诗，含蓄固其本体，若《谷风》与《氓》，恳款竭诚，委曲备至，则又无不佳。其所以与文异者，正在微婉优柔，反复动人也。（许学夷《诗源辨体》）称之曰氓，鄙之也；日子曰尔，亲之也。·日士，欲深斥之而谬为贵之也。称谓变换，俱有用意处。（牛运震《诗志》）女殆痴于情焉者耳。故其自叹，则以桑之荣落喻色之盛衰，以见氓之所重在色不在情，已又未免为情所累，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不可说。转欲援情以自戒，则其情愈可矜已。（方玉润《诗经原始》）（“淇则有岸，则有伴”句）诗即目为喻，言淇水之盛，尚有岸以为障，原之远，尚有畔以为域，今复关之心，略无拘忌，盖淇、之不足喻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此篇层次分明，工于叙事。“子无良媒”而“期”，“不见复关”而“泣涕”，皆具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之致。然文字之妙有波澜，读之只觉是人事之应有曲折。（钱锺书《管锥编》）2.《离骚》《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离骚经序》）是篇之作，在怀王之世。原虽被谗见疏，而犹未窜斥。原引身自退于汉北，避群小之，以观时待变，而冀君之悟。故首述其自效之诚，与怀王相信之素，谗人交构之由。而继设三端以自处，游志旷逸，舒其愁绪。然且临旧乡，局顾，有深意焉。·若夫荡情约志，浏漓曲折，光焰瑰玮，赋心灵警，不在一宫一羽之间。为词赋之祖，万年不桃。汉人求肖而愈乖，是所谓奔逸绝尘，乎皆后者矣。（王夫之《楚辞通释》）

“民生”四句，总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结之，以起下文，实一篇之枢纽也。盖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终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观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与否反复设辞，而终归于为彭咸之意。（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离骚》者，《诗》之苗裔也。第《诗》分正变，而《离骚》所际独变，故有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读其词，审其音，如赤子婉恋于父母侧而不忍去。要其显忠斥，爱君忧国，足以持人道之穷矣。尊之为“经”，乌得为过？（沈德潜《说诗语》）《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两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复致意”者。（刘熙载《艺概·赋概》）

3.《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质而不里，详而有体，五言之史也。而皆浑朴自然，无一字造作，诚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诗数·内篇》）

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敦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陈祚明《采堂古诗选》）

叙事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剧，插科打浑，皆在净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横，亲母之依违，太守之强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张皇趋附，无不绝倒，所以人情。若只写府吏、兰芝两人痴态，虽刻画逼肖，决不能引人涕泗纵横至此也。（贺贻孙《诗筏》）

4.《蜀道难》

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殷《河岳英灵集》）

《蜀道难》近赋体，魁梧奇诵，知是伟大。（陆时雍《唐诗镜》）

“尔来四万八千岁”，此云总非实据也。人言文人无实语，而不知文章家妙在跌岩，每说到已甚，太白用此，正跌岩法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再一提，此句妙有关锁，上来笔气纵横逸岩，不如此则散无统束矣。

“锦城虽云乐”，上面说到蜀如此可惊、可畏，而忽下一“乐”字，妙极。“不如早还家”，此虽是乐，不可久居，“不如早还家”之句尤乐也。文势至此甚紧，必须一放，方得宽转，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复提此句为结束，妙。篇中凡三见，与《庄子·逍遥游》叙鲲鹏同。吾尝谓作长篇古诗，须读《庄子》《史记》。子美歌行纯学《史记》，太白歌行纯学《庄子》。故两先生为歌行之双绝，不诬也。（徐增《而庵说唐诗》）

笔阵纵横，如虹飞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任华、卢全辈仿之，适得其怪耳，太白所以为仙才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5.《蜀相》

此诗起兴于森柏，而草芳春色，鸟报好音，乌知予心之悲？追思先主三顾之频，计在天下，非止欲偏安而已。论老臣之心，直欲追光武之中兴，恢高祖之鸿业，如两朝之开济而后已。乃以伊、吕之具，出师未捷，身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泪者也。盖不止为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无命者，皆括于此，言有尽而意无穷也。（王嗣爽《杜臆》）“天下计”，见匡时雄略；“老臣心”，见报国苦衷。有此两句之沉挚悲壮，结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宋宗忠简公临时诵此二语，千载英雄有同感也。（仇兆鳌《杜诗详注》）五、六，实拈，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武侯，亦如熔金浑化。·后来武侯庙诗，名作林立，然必枚举一事为句。始信此诗统体浑成，尽空作者。（浦起龙《读杜心解》）前四句疏疏洒洒，后四句忽变沉郁，魄力绝大。（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瀛奎律髓汇评》引纪昀语）邵子湘云：牢壮浑劲，此为七律正宗。（杨伦《杜诗镜铨》）（“三顾频烦”四句下）自始至终，一生功业心事，只用四语括尽，是如橡之笔。（杨伦《杜诗镜铨》）颌联景语尤人神。草自春，鹏空好。“自”“空”二字含不尽惋叹。草从映阶看出，鹂由隔叶听闻，更有无穷空幻怅惘之感，景中尽是凭吊意，意脉似断而相续。（马茂元《唐诗选》）6.《望海潮》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东南形胜”。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

此词宜于红戳上扮演，非文人声口。此时凤池可望江潮。（王间运《湘绮楼评词》）

柳永写杭州湖山美丽、城市繁华的《望海潮》的开头，另是一种写法。他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人手擒题，大气包举，笼盖全篇。这有着“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它既是祖国东南形势重要、交通便利的地区，又是三吴（吴兴、吴郡、会稽）诸镇的大都会，自古以来就是龙盘虎踞的胜地。这种开头，既不摹绘景物，又不刻意抒情，它大处落笔，具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很有点像王勃写地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滕王阁，开门见山，一下子就把它推上“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地位。（艾治平《古典诗词艺术探幽·“凤头”，诱人的开端》）

杭州，是三吴都会，东南大郡，柳永的《望海潮》是专咏杭州和西湖的名篇。这里他以自豪的口吻，不仅铺叙了杭州的人烟稠密，富庶繁华，而且还描绘出西湖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秀丽景色。在他之前的潘阆曾以隐士身份把西湖描写为出世的“不是人寰是天上”（《忆余杭·长忆钱塘》），而本词则与此然不同，这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意识应该说是受到市民阶层的影响。（唐圭璋、潘君昭《唐宋词学论集·论柳永词》）

柳永填词，很注意结构。这首词尽管以铺叙见长，但为了避免平铺直叙，他在发端及换头之处，都用一二句勾勒提。如发端“东南形胜”，给人以警醒之感；换头“重湖叠献清嘉”，给人以别开生面的印象。另外，他在写景时，也能注意交叉用笔，如“烟柳画桥”三句与“市列珠现”三句，都是表现市内繁华，完全可以连续写下去，但词人却在当中穿插“云树”三句写钱塘江之景。这样便显得不黏不滞，场景多变，密中有疏。即以写自然景色而言，也能注意结合人物的活动。如下阙前半咏西湖，从桂子、荷花写到钓叟莲娃，从高擎牙旗写到醉赏烟霞，这就避免了纯静止地摹写物态，使美丽的西湖洋溢着生气，荡漾着欢乐，充满着和谐，构成美好的境界。（徐培均《岁寒居说词》）

7.《扬州慢》

白石《扬州慢》云：“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数语写兵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

此为赋体，哀时念乱之感，一以摹写被兵后景象出之。起处从过扬州说入，日“名都”，日“佳处”，为下之“空城”反衬，极言扬州之名胜，风景应佳，亦“少驻初程”前之揣想，绝不料其“四顾萧条”，即叙中所谓“昔”也。周济低为“俗滥”，愚未敢苟同。“过春风十里”转，是“解鞍”时感觉。“十里”之遥，有似“春风”已转，而见为“青青”者，尽是“荠麦”，则人与屋宇荡然无存，可言外得之。杜诗“城春草木深”，此十字之所祖，皆从《风》诗“彼黍离离”化出者也。所以然者，“胡马窥江”，兵祸极酷，事后之余痛，即无知之“废池乔木”，犹厌兵革。陈廷焯评此数语，谓“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谅哉！“渐黄昏”又一转。虽厌兵之极，而所闻犹是军声，不过所吹之寒，已无人感受，只空城一角，伴此黄昏，更进一层，语意更觉沉痛。“空城”二字，又全篇主眼，于前结揭出，即引起过变以后一段文章。寻金人南犯，屡至江淮，绍兴三十一年南至采石，隆兴二年复渡淮，丙申为淳熙三年，远者十五载，近者十二载，而元气依然未复，此白石所以叹也。然此为扬州之今，而非扬州之昔。

回忆唐代杜牧分司之时，何等繁盛，乃昔多“俊赏”，今仅“空城”，料杜郎如果重来，亦当惊讶。“豆蔻梢头”之诗，“薄幸青楼”之梦，皆将以人踪寥落，无从赋此深情，则今日“仍在”者，惟是二十四桥，一丸冷月，摇荡波心，不复有箫声可听。因念“桥边红药”，扬州特产，虽年年花开如故，亦不知为谁而生矣。写被兵之地寂寞无人，鲍照之赋、杜陵之诗，亦不是过。玉田评“波心荡”七字“平易中有句法”，《词旨》列人“警句”。（陈匪石《宋词举》）

此词极写兵后名都荒寒之状。“春风”二句，其自序所谓“四顾萧条”也。“胡马”句言坏垣曾经，追思犹协，况空城人暮，戌角吹寒，如李陵所谓“胡互动，··只令人悲，增恒耳”。下，过扬州者，以杜牧文词为最著，因以自况，言百感填膺，非笔墨所能罄。“冷月”二句，诵之若商声激楚，令人心倒肠回。篇终“红药”句言春光依旧，人事全非，哀郢怀湘，同其沉郁矣。凡乱后感怀之作，词人所恒有，白石之精到处，凄异之音，沁人纸背，复能以浩气行之，由于天分高而蕴酿深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尧章过扬州感怀之词也。扬州自隋开运河后已成南北运输要道，因之商贾云集，歌楼舞榭，林立其间。及宋南渡，与金隔河相守，于是昔日繁华都会，一变而成边徽。自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大举渡淮以后，已残破不堪。至尧章作此词时，已十六年矣。此词序所谓“感慨今昔”也。此词首言“名都”。“过春风”以下，极形其荒芜之状，而“空城”“清角”，尤足引人悲感。后半阙设想杜牧重来，深情难赋。盖唐末杜牧曾游此地，有诗歌记事，故下文即用杜牧诗事。“二十四桥”虽存，而波心冷月，景象凄凉；吹箫玉人固已不见，而“桥边红药”，年年犹生。日“知为谁生”者，伤“俊赏”无人也。言外更有举国无人、危亡可惧之意，不但感受一地之盛衰也。词中之“重到”“杜郎”，盖尧章自谓也。尧章尝喜以杜牧自比，如《鸪天》词句日：“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琵琶仙》词有句日：“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盖杜牧生当唐末，其诗多伤时乱语，又其人风流儒雅，尧章所企慕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