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那人。也许正月正是“闲月”吧, ① 。紧挨着相国寺小商品市场,天天人头攒动,熙来攘往,还真像北宋“相国寺万姓交易”的盛况呢!
再说那灯。不光汴京城名不虚传, ② 。他们扎起了一盏盏巧夺天工的彩灯,共庆佳节。那千百盏争奇斗俏的灯,一一地当街密密地排列开来,可谓洋洋大观。近近地看,真是千姿百态,大放光华,直教人眼花缭乱;远远地望,只见高高低低,五颜六色,飞旋流转,闪闪烁烁,疑是银河垂地。抬头望望中天,平日里皎洁如白练的素月向来张扬,今天却展现出了黯淡无光的样子。
中国古典诗歌中语象的暗示性来源其实颇为复杂。很多来源于形象,比如“柳”能代表春天的美好和情感的深切,这都与柳枝柔美绵长的形象特点有关。“木叶”形象的微黄干燥之感,自然带来整个舒朗的清秋气息。但 ① ,它更多地产生于人的主观感情的对象化中。如“月”的阴晴圆缺让人联想到人的聚散离合,“梅”的凌寒独开让人联想到孤高自赏的品格。更重要的是,诗歌中语象的暗示性一般不是孤立的、临时的, ② 。这就使得中国诗歌不只是由一般意义上的词语构成,其中包含了很多本身即带有很强情感性和想象力的元素,带来浓浓的诗味。这当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美人”“香草”,经《离骚》发端,经过历代名篇的累积,这类物象在古代诗歌中就几乎成了明君良臣或君子贤达的代名词了。
邮票不仅是百科全书, ② 。每当我轻轻翻开集邮册,凝视着那些具有时代特点的邮票,就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去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印记。我也正是被邮票的这一特点吸引而走上集邮道路的。在集邮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不同时代的历史风貌。在我的集邮册,珍藏着一枚清代光绪年间的《红印花》邮票,如今这种邮票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很难找到。当时搜集这枚邮票的情景,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从道德角度考量文学,并不是对文学进行道德价值上的评判,而是要进入文学作品的内部,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安排、形象设计体现出了何种道德意蕴。当我们对文学与道德关系进行探讨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说作品“不道德”“三观不正”的时候, ① ,还是在说作品里的某个人物或者事件三观不正?作品内容背后的道德观与作者本人的道德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文学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重塑,这也就意味着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输出某种道德观。尽管道德立场是作者永远无法彻底避开的, ② ,而是表达作家本人的某种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虽然也包括道德,但是一定比道德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美,也包括丑。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倾向于把乡村视为精神家园,即使一些非乡村出身,亦无耕种经验的文人也是如此。王维出身于官宦之家,状元及第后,投身官场,最高官职曾至尚书右丞。其早年经历 ① ,四十岁后却移情乡村,隐居蓝田,仿佛找到了人生的归途。(甲)这种状况的形成当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的。费孝通认为,(乙)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他看来,“土”不是贬义词,而是我们的民族特征。区别于游牧民族和工业社会,中华文明是靠土地的产出来维系的,(丙)因此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极强的“乡土情结”,(丁)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期盼叶落归根。此外, ② 。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目标是让人类回到无为无争的“自然状态”。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但已深深影响了很多文人的终极追求,他们愿意想象一种“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来抵抗现实世界的纷扰。此时,一亩小园便幻化为心中的宇宙。